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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天，卡夫卡隨大妹妹艾莉和她的兩個孩子去波羅的海海濱勝地米里茨休養。卡夫卡此行原來有意要往柏林拜訪他的希伯來語老師，即正在柏林大學攻讀生物學的普阿·本托維姆。但還在米里茨的時候，他和妹妹及孩子們偶然發現了一個來自柏林的猶太人度假村，並結識了度假村中的孩子和老師。一天，他在度假村的廚房看到一位姑娘正忙著洗魚，於是頗有教養地發表了表示不滿的評價："多麼纖細的雙手，可乾的活又是多麼殘忍！"姑娘聞言立即害羞了，她向度假村的管事提出要換個活兒干。這位能流利地講述自己民族希伯來語和意第緒語的猶太姑娘，就是卡夫卡最後一位女伴，當時年方19歲的多拉·笛雅夢特。像當時許多年輕而果敢的猶太姑娘，多拉離開了猶太居住區來闖世界。她不願意成為正統猶太教嚴厲家長制的犧牲品，不願意讓父親來安排她的婚姻，讓她在與之並無愛情的什麼男人身邊可憐地了此一生。哪怕冒險，哪怕受苦，她也希望能通過自己的奮鬥找到自己的生活，自己的愛情。她敏感，善良，內心充滿愛的溫情；然而在被戰爭和欲望所敗壞的大地上，在離鄉背井、舉目無親的生活中，卻處處感到冷酷和敵意；正在這時她遇見了卡夫卡。在他身上，她發現了自己所渴望的一切：有教養、有頭腦、有風度的西歐人，而且跟她一樣有一顆猶太人的心；溫和而多情，深深地關心她；這位男人的智慧讓她仰慕和崇拜，能幫助和指導她走上人生和知識的道路；這位男人寧靜的表情、痛苦的目光、悲哀的神態觸發了她身上既是孩子又是母親的雙重感覺；最重要的是，這位男人如此饑渴地需要著她，而正是這需要，最終成為多拉最最充分的理由：她愛卡夫卡。真是一首絕唱的悲歌！誰也想不到，穿過所有的泥濘、污穢、骯髒、疾病……
在幾乎完全迷失了道路之時，在城堡的暮色就要掩蓋一切之時，夏日裡最後一朵玫瑰卻嫣然盛開。由於妹妹奧特拉熱心的鼓勵和支持，卡夫卡以蔑視死亡的勇氣擁抱了這場愛情。在米里茨，在3周時間內，兩人的關係就發展到白熱化程度，開始周密考慮在柏林共同生活的事宜。
雖然，熾熱的愛情和波羅的海的空氣都未能改善卡夫卡的健康(現在，他身高一米八二的身軀卻只有不足55公斤的體重，幾乎是一副骨頭架子)，然而，他在情感、精神和思想上卻完全解放了，他變成了另外一個人。卡夫卡終於不顧父母的反對搬到柏林去了。他終於擺脫了父母，終於掙脫了布拉格"這帶爪子的小母親"。另一方面，過去迫使他進行痛苦寫作的魔鬼也終於離開了他，讓他自由了。"我逃脫了魔鬼，搬到柏林來是一個壯舉。"他不再是以魔鬼般的寫作為唯一生存理由的"替罪羊"。或者更準確地說，現在他即便寫作，也不是出於魔鬼的驅使。他終於開始了生活。現在，他活過了，因而，他用不著再害怕死亡。多拉懂得他，正如卡夫卡去世6年後她斷然反對出版一切遺稿時所說：她恐懼任何人與她分享卡夫卡的企圖。任何出版計劃，任何有關的談話，都是對她與卡夫卡私人領域的粗暴侵犯。"
總的說來，這個世界並不懂得弗蘭茨。他與誰都沒有關係，因為誰都不可能懂得他。……除非面對面了解他這個人。……除非通過他眼中的目光或他手的接觸。可這，他當然再也無法做到。"而多拉比任何人都更多地享受過這種目光和接觸。她身上似乎有著東方猶太教美麗的、不竭的源泉，這恰好也是卡夫卡在向死而生的絕境中最為需要的支撐之一。用布洛德的話說，"他們倆是天生的一對。"很大程度上由於多拉的影響，卡夫卡甚至開始閱讀正統猶太祈禱書，並念誦其中的咒語，用以驅除讓他感到害怕的各種魔鬼或幽靈。如果不是從理性的把握、而是從人性的體溫上講，多拉比密倫娜更懂得卡夫卡。而作為後人我們知道卡夫卡死後多拉悲慟欲絕的景象，那也是他們愛情的一種大證明。幾乎就從他悲哀人生的最後一個生日開始，卡夫卡終於獲得了新生。後來布洛德回憶說：他到了柏林以後給我寫了許多信，……他告訴我，他在那裡很快樂，睡眠也很好（這句話我已經幾年沒聽他說了）……我每次到柏林，都要去看弗蘭茨，……我發現，他在柏林郊區過著一種寧靜安逸的田園生活。我終於看到，我的朋友情緒高漲起來了。……卡夫卡終於實現了自己的理想：建立自己的家庭，自由自在地生活。現在，他不再是某個家庭中的一個兒子，而是某種意義上的家長了。……我發現，卡夫卡和他的女伴在一起，正過著真正愉快的生活。他充滿樂趣地寫作，……他計劃和多拉一起租一家小小的餐館營業，因為多拉的烹調技術相當不錯，讓她掌勺，而他自己準備當招待。後來我從多拉那裡得知，卡夫卡要開餐館的計劃，同他移居巴勒斯坦的想法有關，他們倆要去"那邊"自謀生計……轉引自瓦根巴赫：《卡夫卡傳》，第242－243頁。
貧病交加的卡夫卡與多拉共度他生命的最後時光。在柏林，他大部分時間都只能臥床休息。另一位朋友去看望他，發現他"有些不安，神經質，幾乎勞累過度，但很堅強，極其思念親友"。在柏林時期，卡夫卡又經歷了一次小小的創作高潮，寫出了《一個小婦人》、《地洞》以及最後的絕唱《女歌手約瑟芬或耗子民族》。《地洞》以不厭其詳的筆觸，描寫一隻敏感而焦慮的鼴鼠是如何殫精竭慮，慘澹經營，試圖擺脫無處不在的存在性不安，在危機四伏的環境（當然也包括它強烈的主觀投射和感受）中謀取生存。《女歌手約瑟芬或耗子民族》則描寫一個不幸族類與其中一位不幸藝術家及其藝術三者之間的複雜關係。這部作品包含著卡夫卡有關藝術和藝術家及其與種族和民族關係的深刻見解，其涵義比《飢餓藝術家》更為複雜深廣。值得指出的是，這部作品包含著對猶太民族及猶太教命運的關懷，這其中，多拉這位具有東方猶太精神和魅力的女性，一定在相當的程度上起著重要的作用。當然，這一絕唱也在某種程度和某種意義上涉及到卡夫卡的自形象。
在幾乎完全迷失了道路之時，在城堡的暮色就要掩蓋一切之時，夏日裡最後一朵玫瑰卻嫣然盛開。由於妹妹奧特拉熱心的鼓勵和支持，卡夫卡以蔑視死亡的勇氣擁抱了這場愛情。在米里茨，在3周時間內，兩人的關係就發展到白熱化程度，開始周密考慮在柏林共同生活的事宜。
雖然，熾熱的愛情和波羅的海的空氣都未能改善卡夫卡的健康(現在，他身高一米八二的身軀卻只有不足55公斤的體重，幾乎是一副骨頭架子)，然而，他在情感、精神和思想上卻完全解放了，他變成了另外一個人。卡夫卡終於不顧父母的反對搬到柏林去了。他終於擺脫了父母，終於掙脫了布拉格"這帶爪子的小母親"。另一方面，過去迫使他進行痛苦寫作的魔鬼也終於離開了他，讓他自由了。"我逃脫了魔鬼，搬到柏林來是一個壯舉。"他不再是以魔鬼般的寫作為唯一生存理由的"替罪羊"。或者更準確地說，現在他即便寫作，也不是出於魔鬼的驅使。他終於開始了生活。現在，他活過了，因而，他用不著再害怕死亡。多拉懂得他，正如卡夫卡去世6年後她斷然反對出版一切遺稿時所說：她恐懼任何人與她分享卡夫卡的企圖。任何出版計劃，任何有關的談話，都是對她與卡夫卡私人領域的粗暴侵犯。"
總的說來，這個世界並不懂得弗蘭茨。他與誰都沒有關係，因為誰都不可能懂得他。……除非面對面了解他這個人。……除非通過他眼中的目光或他手的接觸。可這，他當然再也無法做到。"而多拉比任何人都更多地享受過這種目光和接觸。她身上似乎有著東方猶太教美麗的、不竭的源泉，這恰好也是卡夫卡在向死而生的絕境中最為需要的支撐之一。用布洛德的話說，"他們倆是天生的一對。"很大程度上由於多拉的影響，卡夫卡甚至開始閱讀正統猶太祈禱書，並念誦其中的咒語，用以驅除讓他感到害怕的各種魔鬼或幽靈。如果不是從理性的把握、而是從人性的體溫上講，多拉比密倫娜更懂得卡夫卡。而作為後人我們知道卡夫卡死後多拉悲慟欲絕的景象，那也是他們愛情的一種大證明。幾乎就從他悲哀人生的最後一個生日開始，卡夫卡終於獲得了新生。後來布洛德回憶說：他到了柏林以後給我寫了許多信，……他告訴我，他在那裡很快樂，睡眠也很好（這句話我已經幾年沒聽他說了）……我每次到柏林，都要去看弗蘭茨，……我發現，他在柏林郊區過著一種寧靜安逸的田園生活。我終於看到，我的朋友情緒高漲起來了。……卡夫卡終於實現了自己的理想：建立自己的家庭，自由自在地生活。現在，他不再是某個家庭中的一個兒子，而是某種意義上的家長了。……我發現，卡夫卡和他的女伴在一起，正過著真正愉快的生活。他充滿樂趣地寫作，……他計劃和多拉一起租一家小小的餐館營業，因為多拉的烹調技術相當不錯，讓她掌勺，而他自己準備當招待。後來我從多拉那裡得知，卡夫卡要開餐館的計劃，同他移居巴勒斯坦的想法有關，他們倆要去"那邊"自謀生計……轉引自瓦根巴赫：《卡夫卡傳》，第242－243頁。
貧病交加的卡夫卡與多拉共度他生命的最後時光。在柏林，他大部分時間都只能臥床休息。另一位朋友去看望他，發現他"有些不安，神經質，幾乎勞累過度，但很堅強，極其思念親友"。在柏林時期，卡夫卡又經歷了一次小小的創作高潮，寫出了《一個小婦人》、《地洞》以及最後的絕唱《女歌手約瑟芬或耗子民族》。《地洞》以不厭其詳的筆觸，描寫一隻敏感而焦慮的鼴鼠是如何殫精竭慮，慘澹經營，試圖擺脫無處不在的存在性不安，在危機四伏的環境（當然也包括它強烈的主觀投射和感受）中謀取生存。《女歌手約瑟芬或耗子民族》則描寫一個不幸族類與其中一位不幸藝術家及其藝術三者之間的複雜關係。這部作品包含著卡夫卡有關藝術和藝術家及其與種族和民族關係的深刻見解，其涵義比《飢餓藝術家》更為複雜深廣。值得指出的是，這部作品包含著對猶太民族及猶太教命運的關懷，這其中，多拉這位具有東方猶太精神和魅力的女性，一定在相當的程度上起著重要的作用。當然，這一絕唱也在某種程度和某種意義上涉及到卡夫卡的自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