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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使自己提拔起來的幹部怨乎不以，就是不使重要幹部心裡不以為然的怨懟，感到不過以他來擺位置、作傀儡，並不是真正要他做事。大臣如不以領導人的做法為然，又不好明說，就會變成尸位素餐，應付一下上班，反正提意見也沒用，這樣就很危險，這是第二點。再其次：“故舊無大故，則不棄也。”這是說明中國古代文化的念舊精神，共同創業有功的人，這些故舊，到了年紀已大，應該退休時，雖然頭腦差些，沒有用了，但當時沒有功勞也有苦勞，如果他們沒有太重大的錯誤，不要隨便捨棄不用。中國文化所講的人倫文化，就是推己及人地愛人。因此對於故舊，雖然老了，但他年輕時還是有用的，出過力，甚至可能在期間還幾乎連命都賠上，今日老了還算是幸運的，所以周公說對於這種人，除非犯了太大的錯誤，否則不能無故丟其他們。為政之道也好，作人之道也好，這是念舊、愛人。對朋友當然如此，對於老朋友，如果沒有什麼嚴重的問題，活著已經沒有幾次好見面了。見一次少一次，更不能拋棄這分友情。這是第三點。
還有一點最重要的，一個做領導人的，不可要求幹部全部是才。人常常容易犯這種錯誤，希望幹部又能幹，又沒有缺點。
這是萬難做到的。還有一個常犯的毛病，對於一個能幹的幹部，任何事都交給他辦，結果常常使這個能幹的幹部受不了，因為他到底是人，不是鐵打的。這就是說無求備於人。再說，人都有長處，有缺點，不能要求每一個人都是聖人，尤其是共同創業的幹部，又能為你打天下，又能為你守成，同時又是聖人，這也是不可能的。所以交朋友，做領導人，不要對人責備求全。
這四點是周公吩咐他的兒子——魯國的國君，為領袖者的重要原則。因此，把這段放在本篇這個地方，編得太好了。上面講了許多人生態度與孔子對立的人，以及一般逃隱之士。如《孔子家語》記載所罵孔子的“如喪家之狗”，像條野狗一樣，到處亂跑。形成兩個目標完全不同的相對類型。因此就可以看出一個道理：很多隱逸的人是被環境逼走的，這就關係到政治上作領導人的問題了。孔子經常提到周朝之德，所以下文就以周朝之人才濟濟作一小結。
周有八士：伯達、伯適、仲突、仲忽、叔夜、叔夏、季隨、季騧。
周朝的興起來，除了主要的姜太公、周公以外，還有重要的幹部，就是這八個人，幕僚中的要角，周朝初期奠定了後世八百年天下的基礎，並不簡單，全是靠人才濟濟，同心協力所致。對這八個人的歷史，我們保存的資料不太多，暫且到此打住。
子張第十九
第十九篇的記載，與上論第九篇《子罕篇》性質有相同之處。《子罕》這一篇，記載當時孔子做學問、言論、行為的實際教育理論，現在《子張第十九》這一篇，講到孔子的學生乃至門人，受孔子教育以後，對於孔門道學的發揮。
子張曰：士，見危致命，見得思義，祭思敬，喪思哀，其可已矣。
上面所說的，在孔子的言論中間，提到什麼要緊的事，都是“君子、君子”，到了這裡，子張提出來的是“士”，我們由此可以看到先後時代上的稍有不同。中國的“士”，我們曾提到過的，每十個青年中選一個比較有學問、能力強的人為士，這是中國的選舉雛形，現在的選舉是西方式的，中國古代的選舉精神，一直到漢代，表面上都是如此，真正自由民主的選舉，推出來為社稷服務的就是“士”。現在子張說，為什麼國家社會需要知識分子的士?這個知識分子的觀念與現在稍有不同，當時的知識分子是為人群需要的“儒”。“人之需也”，子張說一個知識分子要“見危致命”，看到國家社會艱難的時候，只好出來，挑起這個責任。在《禮記》中也有過同樣的話。如我們經常標榜的文天祥，他之當宰相，是很可憐的任務，等到南宋末代最後沒有辦法的時候，才發表的，他本可以不干，換句話說你們吃肉過好日子的時候不要我，現在卻要我了!但文天祥可沒有這個不爭氣的觀念，這也是一個知識分子的士所謂“見危致命”的典型，艱難危險的時候，你既然要我，我就來了，準備這條命賠進去。
當然，除了文天祥以外，歷史上許多開創的時代中，也有很好的事例，不過，對於成功的一面，大家覺得不夠醒目，所以未提。例如郭子儀，便是一個見危致命的典型。“見得思義”，就是得到什麼利益的時候，或者有功勞酬庸的時候，就要考慮了。“思義”就是考慮是否為我們本分所應得的?不能隨便得。由此可見中國文化要求一個知識分子，士大夫階級的所謂“儒者”，是這樣嚴格：最艱難困苦的由我擔，好的由你們大家拿去，我不一定要。
中國古代文化對於祭祀天地祖先鬼神，非常重視，譬如十二月廿四的祭灶，也是幾千年的歷史了，雖然看起來是迷信，其實有重大的意義，當然祭祀行禮的時候，要規規矩矩，如面對神靈。現代的科學只是講看得見的一面，還有看不見的一面，正在摸索。這看不見的一面，至少現在科學還無法證明有沒有，一個真正大科學家不敢說沒有，所以對天人之間的祭祀要“思敬”。
“喪思哀”，死了人是喪，這是狹義的講面對喪事要有沉哀的心情，如講中國《禮記》，這個喪字包括有更大的意義，如時代的失敗。今日在座的人，相處此地，內心都有無比的悲憤，都應有責任問題的痛思。子張說要做到了這四點，才夠得上是一個知識分子的士，不愧為一個讀書人。這一點我們要認清，自己的國家文化中一個知識分子、讀書人，構成為士的條件有如此之難。
孔子去世以後，子張在教學生，也就是繼承了孔子精神，從事社會教育。
子張曰：執德不弘，信道不篤，焉能為有?焉能為亡?
這八個字很難。“執德不弘”，執就是抓住，譬如信仰就是抓住某一思想為中心。“德”是廣義的，包括道德之德，真理。我們普通一每個人都有這種德，譬如看見別人做好事，心裡一定肅然起敬，看見人家有好畫，心裡也很欣賞，讀書時感到書中的道理很對，也很開心。但是我們照著做了沒有?沒有，這就是“執德不弘”。我們沒有這樣遠大，我們也服從真理，看見好人好事也很欽佩，但是自己做起來，沒有那麼積極，不能發揮。“信道不篤”的“道”並不只是宗教的“道”，包括一切真理。我們人生的體會，有時明明知道是這個道理，但到處理事情的時候，自己的個性、脾氣一來，就不管道理了，這就是“信道不篤”，不踏實。上面這八個字，是我們最容易犯的錯誤，老實講不但是普通人如此，有許多宗教徒也如此，他們對信仰應該是堅定，但據經驗看來，有時候只好對他們付之一笑，常常發覺他們都是“執德不弘，信道不篤。”他不見得對那個宗教真正有認識、有信仰，像這種人教他得意也不可以，“焉能為有”，他得意就會得意忘形，忘記了自己。讓他失意也不可以，“焉能為亡”!他又會失意忘形。換句話說，自己沒有建立一個人生觀，自己沒有中心思想，受環境的轉變，有的人沒事做時，會很痛苦，就是因為自己沒有中心思想的修養，如果自己有中心思想而退休閒居，就沒有關係，否則的話，閒居時就很可憐，這情形就是子張這個話，“焉能為有?焉能為亡?”子張認為要做到“執德能弘，信道能篤。”自己有中心思想才可以。能處有處無，坦然自在。
還有一點最重要的，一個做領導人的，不可要求幹部全部是才。人常常容易犯這種錯誤，希望幹部又能幹，又沒有缺點。
這是萬難做到的。還有一個常犯的毛病，對於一個能幹的幹部，任何事都交給他辦，結果常常使這個能幹的幹部受不了，因為他到底是人，不是鐵打的。這就是說無求備於人。再說，人都有長處，有缺點，不能要求每一個人都是聖人，尤其是共同創業的幹部，又能為你打天下，又能為你守成，同時又是聖人，這也是不可能的。所以交朋友，做領導人，不要對人責備求全。
這四點是周公吩咐他的兒子——魯國的國君，為領袖者的重要原則。因此，把這段放在本篇這個地方，編得太好了。上面講了許多人生態度與孔子對立的人，以及一般逃隱之士。如《孔子家語》記載所罵孔子的“如喪家之狗”，像條野狗一樣，到處亂跑。形成兩個目標完全不同的相對類型。因此就可以看出一個道理：很多隱逸的人是被環境逼走的，這就關係到政治上作領導人的問題了。孔子經常提到周朝之德，所以下文就以周朝之人才濟濟作一小結。
周有八士：伯達、伯適、仲突、仲忽、叔夜、叔夏、季隨、季騧。
周朝的興起來，除了主要的姜太公、周公以外，還有重要的幹部，就是這八個人，幕僚中的要角，周朝初期奠定了後世八百年天下的基礎，並不簡單，全是靠人才濟濟，同心協力所致。對這八個人的歷史，我們保存的資料不太多，暫且到此打住。
子張第十九
第十九篇的記載，與上論第九篇《子罕篇》性質有相同之處。《子罕》這一篇，記載當時孔子做學問、言論、行為的實際教育理論，現在《子張第十九》這一篇，講到孔子的學生乃至門人，受孔子教育以後，對於孔門道學的發揮。
子張曰：士，見危致命，見得思義，祭思敬，喪思哀，其可已矣。
上面所說的，在孔子的言論中間，提到什麼要緊的事，都是“君子、君子”，到了這裡，子張提出來的是“士”，我們由此可以看到先後時代上的稍有不同。中國的“士”，我們曾提到過的，每十個青年中選一個比較有學問、能力強的人為士，這是中國的選舉雛形，現在的選舉是西方式的，中國古代的選舉精神，一直到漢代，表面上都是如此，真正自由民主的選舉，推出來為社稷服務的就是“士”。現在子張說，為什麼國家社會需要知識分子的士?這個知識分子的觀念與現在稍有不同，當時的知識分子是為人群需要的“儒”。“人之需也”，子張說一個知識分子要“見危致命”，看到國家社會艱難的時候，只好出來，挑起這個責任。在《禮記》中也有過同樣的話。如我們經常標榜的文天祥，他之當宰相，是很可憐的任務，等到南宋末代最後沒有辦法的時候，才發表的，他本可以不干，換句話說你們吃肉過好日子的時候不要我，現在卻要我了!但文天祥可沒有這個不爭氣的觀念，這也是一個知識分子的士所謂“見危致命”的典型，艱難危險的時候，你既然要我，我就來了，準備這條命賠進去。
當然，除了文天祥以外，歷史上許多開創的時代中，也有很好的事例，不過，對於成功的一面，大家覺得不夠醒目，所以未提。例如郭子儀，便是一個見危致命的典型。“見得思義”，就是得到什麼利益的時候，或者有功勞酬庸的時候，就要考慮了。“思義”就是考慮是否為我們本分所應得的?不能隨便得。由此可見中國文化要求一個知識分子，士大夫階級的所謂“儒者”，是這樣嚴格：最艱難困苦的由我擔，好的由你們大家拿去，我不一定要。
中國古代文化對於祭祀天地祖先鬼神，非常重視，譬如十二月廿四的祭灶，也是幾千年的歷史了，雖然看起來是迷信，其實有重大的意義，當然祭祀行禮的時候，要規規矩矩，如面對神靈。現代的科學只是講看得見的一面，還有看不見的一面，正在摸索。這看不見的一面，至少現在科學還無法證明有沒有，一個真正大科學家不敢說沒有，所以對天人之間的祭祀要“思敬”。
“喪思哀”，死了人是喪，這是狹義的講面對喪事要有沉哀的心情，如講中國《禮記》，這個喪字包括有更大的意義，如時代的失敗。今日在座的人，相處此地，內心都有無比的悲憤，都應有責任問題的痛思。子張說要做到了這四點，才夠得上是一個知識分子的士，不愧為一個讀書人。這一點我們要認清，自己的國家文化中一個知識分子、讀書人，構成為士的條件有如此之難。
孔子去世以後，子張在教學生，也就是繼承了孔子精神，從事社會教育。
子張曰：執德不弘，信道不篤，焉能為有?焉能為亡?
這八個字很難。“執德不弘”，執就是抓住，譬如信仰就是抓住某一思想為中心。“德”是廣義的，包括道德之德，真理。我們普通一每個人都有這種德，譬如看見別人做好事，心裡一定肅然起敬，看見人家有好畫，心裡也很欣賞，讀書時感到書中的道理很對，也很開心。但是我們照著做了沒有?沒有，這就是“執德不弘”。我們沒有這樣遠大，我們也服從真理，看見好人好事也很欽佩，但是自己做起來，沒有那麼積極，不能發揮。“信道不篤”的“道”並不只是宗教的“道”，包括一切真理。我們人生的體會，有時明明知道是這個道理，但到處理事情的時候，自己的個性、脾氣一來，就不管道理了，這就是“信道不篤”，不踏實。上面這八個字，是我們最容易犯的錯誤，老實講不但是普通人如此，有許多宗教徒也如此，他們對信仰應該是堅定，但據經驗看來，有時候只好對他們付之一笑，常常發覺他們都是“執德不弘，信道不篤。”他不見得對那個宗教真正有認識、有信仰，像這種人教他得意也不可以，“焉能為有”，他得意就會得意忘形，忘記了自己。讓他失意也不可以，“焉能為亡”!他又會失意忘形。換句話說，自己沒有建立一個人生觀，自己沒有中心思想，受環境的轉變，有的人沒事做時，會很痛苦，就是因為自己沒有中心思想的修養，如果自己有中心思想而退休閒居，就沒有關係，否則的話，閒居時就很可憐，這情形就是子張這個話，“焉能為有?焉能為亡?”子張認為要做到“執德能弘，信道能篤。”自己有中心思想才可以。能處有處無，坦然自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