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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中慮，其斯而已矣!謂虞仲、夷逸：隱居放言，身中清，廢中權。我則
異於是，無可無不可。
孔子認為這批逸民們，最值得欽佩的，確定了人格，立志不變，自己認清楚了一個主義、一個思想、一個目標。他這個人格不管什麼環境，永遠不變，不動搖，同時不辱其身——這四個字是很難的，拿社會的現象與歷史作一個對比，就會知道，歷史上有許多人降志辱身。有人在一個時代變更，尤其國破家亡的時候，例如宋末、明末時期，有很多人，或為了怕死，或為了一己的功名富貴而降志，降志而後辱身，招來不知多少侮辱，被人看不起。但是話說回來，有許多人還以辱身為光榮的，對這種人真是一點辦法都沒有。同時由這點，也可以了解我們中國思想文化，對於人格教育的建立是很重視的，再說不辱其身的事例，我們但看社會上許多人，雖然發財了，但是乃由降志辱身得來，也是很可憐!對於不辱其身的定義，廣義的是堅定人格，高尚其志，這是很不容易的。孔子認為真夠得上不降其志，不辱其身的，只有伯夷、叔齊他們，這兩個人連皇帝位置都不要，可以做到棲心道德，視天下如敝屣。
孔子又說等而次之，便如柳下惠、少連這兩個人。柳下惠這個人我們曾經提到過的，三次上台，三次下台，始終搞不好，孔子說，這好像就差一點，可以說降其志，又辱其身了。明知道做不好，非硬做不可，又不知道權變，如知道權變，將就一點也好，又不能將就，既挽不回時代，又自取其辱，結果既降志而又辱身。辱身是指個人對社會環境而言，降志是對自我人格而言。孔子說，在這方面來講，柳下惠、少連就比較差了。不過，他們一生的言語思想是中倫的。這個“中”是射箭射中了的“中”。“中倫”就是中於倫常的道理，維持了傳統文化的精神，同時也說他們言語思想完全是走中肯的路子，他們的行為，能夠中於中正的精神。總之，他們的言行思想，可以保持原來的規矩沒有變，只能如此而已。但挽回不了時代，對社會也沒有貢獻，所以說他們是自己降志辱身。
再其次如虞仲、夷逸這幾個人，用現代話說，也可以說是時代的逃兵，或者說是現實社會裡退伍了的人，自己認為對社會沒有什麼貢獻，就只好退出。他們一輩子隱居，沒有出來做過事，放言高論、批判是非得失。我們把“隱居放言”連起來看，便知唯有隱居可以放言，這怎麼說呢?對功名富貴、社會的一切都無所要求，沒有企圖，所以這可以客觀地講公正的話，也敢於講話。但孔子說他們雖然如此，也只能做到他們本身一輩子清高而已，儘管再大的功名富貴放在面前都不要，捨棄掉了一切人事上的禍福利害關係，自己退隱了專門自修。固然說時代不對了，環境不許可他們有所作為，沒有辦法，只好退隱了，不過隱退也是不得已的一個權宜之計，所以說它是一種通權達變的辦法而已。
孔子提了這幾個隱士的典型以後便說：我和他們則是兩樣，真正時代不需要我的時候，我可以作隱士，需要我的時候，我也可以出來，絕對地負起責任來做事。並不是自己立定一個呆板的目標，像上面提到這幾個著名隱士的作風。因為他們自己劃了一道鴻溝，自己規定了人格標準，守住那個格。孔了說無可無不可，就是說不守那個格，可以說是“君子不器”，也就是“用之則行，舍之則藏”的意思。需要用我的時候，把責任交給我，我就照做，挑起這個擔子，不要我挑起這個擔子的時候，我絕不勉強去求，所以說孔子是“聖之時者”。他這個聖人與別的聖人不同的地方，就是他自己所說的“無可，無不可。”沒有規定哪一樣可去做，沒有絕對否定哪一樣事情不可做。“無可，無不可。”有時候被人錯誤解釋是滑頭的事，好像這樣也可以，那樣也可以，其實不是這意思，而是說不固執自己的成見。
這一段等於是這一篇內容要點的畫龍點睛了，本篇的宗旨就在這個地方，也可以說，在為人處世上，給我們一個啟示，看自己應該向哪一個人生路線邁進。
時衰鬼弄人
下面跟著就是講時代的混亂，由這一節就可見當時春秋戰國，尤其在魯國，傳統文化的衰退，結果知識分子統統逃走了，都去做了逸民。
大師摯適齊，亞飯干適楚，三飯繚適蔡，四飯缺適秦，鼓方叔入於河，
播鞀武入於漢，少師陽、擊磬襄入於海。
在這裡孔子提出當時的魯國，這班人都散了。魯國是周公之後，周公是建立周代文化的開創人，所以中國上古一直到周代的傳統文化，比較能夠保存的，是在魯國，而到孔子這個時代衰敗了，人才都散了。當時的文化，重點在禮樂，那個時代管樂的，不是現代一樣的音樂專家，以現代語彙說，都是高深的哲學思想家而兼禮樂方面的事，可是當時這一班人都散掉了。管樂的大師摯，“大師”是官名，勉強等於現代的部長階級，“摯”是人名，這個人離開自己的魯國，到齊國去隱掉了(並不是去就更好的職位)。亞飯干，這裡的“飯”字等於是管樂的官階官名，亞飯等於副首長，幹這個人到楚國去了。三飯繚到蔡國去了。四飯缺到秦國去了。鼓是打鼓的鼓手，中國古代音樂的鼓手是合奏中的指揮手，很難的，那個名叫方叔的鼓手到河內(黃河上游)一帶去了。搖博浪鼓的武，過了漢水到了長江一帶。少師，即大師的副手名叫陽的這個人和打大磐的襄出海，到海外去了。這一篇簡單的述說就是這樣記載這幾個人的行蹤。單獨看這一段記載，沒有什麼道理，好像毫不相干的，但這說明一個國家社會，在變亂的時代，真正憂時匡世的人才離散，無法存在高位，大家退隱散夥了。真正有學問，想為國家天下貢獻能力的人，無能為力，灰心地，都逃避現實而東零西散，人才一去，這個社會、政治的結構，社會的形態就成了大問題。透過這一段。我們要了解它的精神，等於領導一個單位，發現了好幾個人才，薪水不足以養廉，或者某一環境困擾他，他們就散掉了，一個人唱獨腳戲，就唱不起來。整個歷史時代的光輝或黯淡，都是人的問題。不管制度如何好，還是要靠人來執行，沒有人才就完了。所以這段要與前後文連起來看，就可看出它的精神來。把這段文章圈斷，那是後來宋明儒生們幹的事，如照他們圈斷的來讀，這一段記載，孤零零擺在這裡，就毫無意義，就好比王安石罵《春秋》這本書是流水帳一樣，沒有什麼道理，但連起來看，這本帳大有文章，由此可知當時的時代歷史之嚴重，時代要變亂，人才都離散了。
由此再把下面兩節連起來，作為本篇的結論。
周公遺訓
周公謂魯公曰：君子不施其親，不使大臣怨乎不以，故舊無大敵，則
不棄也，無求備於一人。
我們再強調要連起來看，就看出了《論語》的道理，指導我們的方針。上面講了當時文化集中地的魯國，到了孔子時代已經開始衰微了，老成凋謝，人材星散。這裡又推溯記載魯國開國之初周武王的兄弟，建立周代文化的周公，告訴他的兒子魯公(就是伯禽，分封在魯國)，一個領導的人，不管是個人作人，或者擴充到政治上，總之，為天下國家社會，要沒有私心，好處先不要想給自己的親信，要大公無私。這是第一點。
異於是，無可無不可。
孔子認為這批逸民們，最值得欽佩的，確定了人格，立志不變，自己認清楚了一個主義、一個思想、一個目標。他這個人格不管什麼環境，永遠不變，不動搖，同時不辱其身——這四個字是很難的，拿社會的現象與歷史作一個對比，就會知道，歷史上有許多人降志辱身。有人在一個時代變更，尤其國破家亡的時候，例如宋末、明末時期，有很多人，或為了怕死，或為了一己的功名富貴而降志，降志而後辱身，招來不知多少侮辱，被人看不起。但是話說回來，有許多人還以辱身為光榮的，對這種人真是一點辦法都沒有。同時由這點，也可以了解我們中國思想文化，對於人格教育的建立是很重視的，再說不辱其身的事例，我們但看社會上許多人，雖然發財了，但是乃由降志辱身得來，也是很可憐!對於不辱其身的定義，廣義的是堅定人格，高尚其志，這是很不容易的。孔子認為真夠得上不降其志，不辱其身的，只有伯夷、叔齊他們，這兩個人連皇帝位置都不要，可以做到棲心道德，視天下如敝屣。
孔子又說等而次之，便如柳下惠、少連這兩個人。柳下惠這個人我們曾經提到過的，三次上台，三次下台，始終搞不好，孔子說，這好像就差一點，可以說降其志，又辱其身了。明知道做不好，非硬做不可，又不知道權變，如知道權變，將就一點也好，又不能將就，既挽不回時代，又自取其辱，結果既降志而又辱身。辱身是指個人對社會環境而言，降志是對自我人格而言。孔子說，在這方面來講，柳下惠、少連就比較差了。不過，他們一生的言語思想是中倫的。這個“中”是射箭射中了的“中”。“中倫”就是中於倫常的道理，維持了傳統文化的精神，同時也說他們言語思想完全是走中肯的路子，他們的行為，能夠中於中正的精神。總之，他們的言行思想，可以保持原來的規矩沒有變，只能如此而已。但挽回不了時代，對社會也沒有貢獻，所以說他們是自己降志辱身。
再其次如虞仲、夷逸這幾個人，用現代話說，也可以說是時代的逃兵，或者說是現實社會裡退伍了的人，自己認為對社會沒有什麼貢獻，就只好退出。他們一輩子隱居，沒有出來做過事，放言高論、批判是非得失。我們把“隱居放言”連起來看，便知唯有隱居可以放言，這怎麼說呢?對功名富貴、社會的一切都無所要求，沒有企圖，所以這可以客觀地講公正的話，也敢於講話。但孔子說他們雖然如此，也只能做到他們本身一輩子清高而已，儘管再大的功名富貴放在面前都不要，捨棄掉了一切人事上的禍福利害關係，自己退隱了專門自修。固然說時代不對了，環境不許可他們有所作為，沒有辦法，只好退隱了，不過隱退也是不得已的一個權宜之計，所以說它是一種通權達變的辦法而已。
孔子提了這幾個隱士的典型以後便說：我和他們則是兩樣，真正時代不需要我的時候，我可以作隱士，需要我的時候，我也可以出來，絕對地負起責任來做事。並不是自己立定一個呆板的目標，像上面提到這幾個著名隱士的作風。因為他們自己劃了一道鴻溝，自己規定了人格標準，守住那個格。孔了說無可無不可，就是說不守那個格，可以說是“君子不器”，也就是“用之則行，舍之則藏”的意思。需要用我的時候，把責任交給我，我就照做，挑起這個擔子，不要我挑起這個擔子的時候，我絕不勉強去求，所以說孔子是“聖之時者”。他這個聖人與別的聖人不同的地方，就是他自己所說的“無可，無不可。”沒有規定哪一樣可去做，沒有絕對否定哪一樣事情不可做。“無可，無不可。”有時候被人錯誤解釋是滑頭的事，好像這樣也可以，那樣也可以，其實不是這意思，而是說不固執自己的成見。
這一段等於是這一篇內容要點的畫龍點睛了，本篇的宗旨就在這個地方，也可以說，在為人處世上，給我們一個啟示，看自己應該向哪一個人生路線邁進。
時衰鬼弄人
下面跟著就是講時代的混亂，由這一節就可見當時春秋戰國，尤其在魯國，傳統文化的衰退，結果知識分子統統逃走了，都去做了逸民。
大師摯適齊，亞飯干適楚，三飯繚適蔡，四飯缺適秦，鼓方叔入於河，
播鞀武入於漢，少師陽、擊磬襄入於海。
在這裡孔子提出當時的魯國，這班人都散了。魯國是周公之後，周公是建立周代文化的開創人，所以中國上古一直到周代的傳統文化，比較能夠保存的，是在魯國，而到孔子這個時代衰敗了，人才都散了。當時的文化，重點在禮樂，那個時代管樂的，不是現代一樣的音樂專家，以現代語彙說，都是高深的哲學思想家而兼禮樂方面的事，可是當時這一班人都散掉了。管樂的大師摯，“大師”是官名，勉強等於現代的部長階級，“摯”是人名，這個人離開自己的魯國，到齊國去隱掉了(並不是去就更好的職位)。亞飯干，這裡的“飯”字等於是管樂的官階官名，亞飯等於副首長，幹這個人到楚國去了。三飯繚到蔡國去了。四飯缺到秦國去了。鼓是打鼓的鼓手，中國古代音樂的鼓手是合奏中的指揮手，很難的，那個名叫方叔的鼓手到河內(黃河上游)一帶去了。搖博浪鼓的武，過了漢水到了長江一帶。少師，即大師的副手名叫陽的這個人和打大磐的襄出海，到海外去了。這一篇簡單的述說就是這樣記載這幾個人的行蹤。單獨看這一段記載，沒有什麼道理，好像毫不相干的，但這說明一個國家社會，在變亂的時代，真正憂時匡世的人才離散，無法存在高位，大家退隱散夥了。真正有學問，想為國家天下貢獻能力的人，無能為力，灰心地，都逃避現實而東零西散，人才一去，這個社會、政治的結構，社會的形態就成了大問題。透過這一段。我們要了解它的精神，等於領導一個單位，發現了好幾個人才，薪水不足以養廉，或者某一環境困擾他，他們就散掉了，一個人唱獨腳戲，就唱不起來。整個歷史時代的光輝或黯淡，都是人的問題。不管制度如何好，還是要靠人來執行，沒有人才就完了。所以這段要與前後文連起來看，就可看出它的精神來。把這段文章圈斷，那是後來宋明儒生們幹的事，如照他們圈斷的來讀，這一段記載，孤零零擺在這裡，就毫無意義，就好比王安石罵《春秋》這本書是流水帳一樣，沒有什麼道理，但連起來看，這本帳大有文章，由此可知當時的時代歷史之嚴重，時代要變亂，人才都離散了。
由此再把下面兩節連起來，作為本篇的結論。
周公遺訓
周公謂魯公曰：君子不施其親，不使大臣怨乎不以，故舊無大敵，則
不棄也，無求備於一人。
我們再強調要連起來看，就看出了《論語》的道理，指導我們的方針。上面講了當時文化集中地的魯國，到了孔子時代已經開始衰微了，老成凋謝，人材星散。這裡又推溯記載魯國開國之初周武王的兄弟，建立周代文化的周公，告訴他的兒子魯公(就是伯禽，分封在魯國)，一個領導的人，不管是個人作人，或者擴充到政治上，總之，為天下國家社會，要沒有私心，好處先不要想給自己的親信，要大公無私。這是第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