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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是，在那個時候，蘇代曾對燕昭王說過這樣一句話：“仁義者，自完之道也，非進取之術也。”他認為仁義的精神和行為，是個人對自己的一種最高修養。但是如果要想取得一國的政權，治理天下的百姓，僅僅講究仁義的道理，是沒有用的。把蘇代這個理論和孟子的話對照一下，則很可以作一番深入的研究。基本上，仁義的思想和精神沒有錯，只是在方法上，因時間和空間的不同，而有所變通。
其實，蘇代的話仍然不脫縱橫家的論調，把仁義限制在個人的修養上。我們知道，武王在起兵伐紂之前，曾經和姜太公商量過。據《太公金匾》的記載：“武王問大公曰：殷已亡其三，今可代乎?太公曰：知天者不怨天，知己者不怨人。先謀後事者昌，先事後謀者亡。且天與不取，反受其咎。時至不行，反受其殃。非時而生，是為妄成。故夏條可結，冬冰可釋。時難得而可失也。”
周武王在準備起兵攻伐紂王之前，對姜太公說，現在殷紂王因為暴虐無道，已經失去了他十分之三的國力、土地和人民，而且看來還會變本加厲，天下將更動亂，百姓將更痛苦。現在是不是可以起兵，以革命行動，把殷紂的政權拿下來呢?
姜太公對武王說：據我所知道的，凡是知天——懂得天時、地利、人事等這些客觀因素和時代趨勢的人，當勢不利於自己，而無法實現理想時，他是不會怨天的。一個真正了解自己的人，也能將人心比己心，以己心度人心，那麼就不會輕易去責怪別人了。所以處理一件事情，先把客觀的因素衡量清楚，對別人的心理也了解了，根據這些條件，作好周密的計劃，然後按計劃行事，一定會成功的。反過來，如果不能把這些客觀和主觀的條件弄清楚，盲目地先做了再說，那就必然失敗無疑。而且，在客觀條件已經具備，時機成熟，唾手可得的時候，你卻遲疑不進，坐失良機，這樣不是太可惜嗎?比如田裡的稻子已經成熟了，而你不去收割，這就不對了。一件事情，時機到了，大勢所趨，由不得你，而你卻偏偏不採取行動，這樣是不會有好結果的。我們日常生活中的小事都要如此，大事業更要注意。至於時機不到，或者時機已過，卻勉強去完成的，那是妄成，不會持久的。譬如夏天，枝葉茂盛，花開之後，到了秋天，自然結果。等到嚴冬來臨，則遍地冰雪，但是到了相當的時節，又自然地春江水暖了。任何事情都有一定的時機，一個恰當的時機很難遇到，但卻很容易失掉。
鬻子也曾經有這樣的話：“發政施令為天下福，謂之道，謂之仁。信而能和者，帝王之器。”據《漢書·藝文志》記載，鬻子名熊，著《子》三十篇，分一卷六篇。他這幾句話的意思是說，為天下福祉所作的行政措施，就是最崇高的行為，也就是所謂的仁道。能使全國上下安居樂業而心悅誠服，就是帝王之才。自己並不著意去追求爭取，而自然由他人擁戴，那麼你便立了信。為天下民眾除害，換言之，誰危害天下人，你就除掉誰，這就是仁。如果順天應人，自然獲得權位，執政以後，全國上下親愛精誠，和睦相處，一旦有了外患侵凌，或內在的災禍危難，則和衷共濟，同心協力。能做出這種政績，那就真是為帝為王的材料了。
同樣地，我們可以了解，孟子的贊成——至少是不反對齊宣王伐燕，並沒有違背他一向所主張的“仁義”思想。而仁義也不一定如後來所說的，只是完成個人美好人格的修養而已。依照姜太公的說法，在客觀條件的需要下，戰爭的手段可以完成更崇高的目的，則不但不違背仁義，且合乎仁義。照鬻子的理論推衍，一場為天下除害的戰爭，也就是仁道的伸張。
總之，孟子因為燕國老百姓生活於水深水熱中，所以不反對齊國去攻伐，這並不違義。他的論調。可以說和當年姜太公對武王所說的，是同一個方向。問題是齊國之伐燕，沒有做到如鬻子所說的那幾個原則，也就非帝王之器了。事實上，基於當時時代趨勢等因素，孟子的思想並不像孔子那樣宗周。因為歷經七百多年來的中央周室，實在已是一個扶不起來的破砂鍋了。因此，只要有人能真正施行仁義，為民造福，他便可輔之為王。
孟子在魏齊的外一章
孟子為什麼不能得到齊宣王、梁惠王的深信和重任呢?這實在使人有“讀兵書而流淚，替古人擔憂”之慨!為了解答歷史上這一疑問，就不得不回來再綜合研究齊宣王與梁惠王一下了。
齊宣王的風格
戰國末期的齊國，已非西周時代的!日齊國，也非東周初期的齊國，而是由田完敬仲的後代，篡位而據為己有的新齊國。尤其從齊威王開始稱王以來，齊國便成了與秦、楚分庭抗禮而互相爭霸的大國了。
齊威王死後，他的兒子辟疆繼位，稱宣王。據孟嘗君的父親靖郭君(田嬰)的門客齊貌辨的觀察，說：“太子(指齊宣王)相不仁，過頤系視，若是者背反。”由此而知齊宣王的相貌和個性的一斑。所謂“過頤”，便是方面大腮，滿臉福相的描述。也可以說是腦後見腮，不可往來，後有反骨的相貌。所謂“豕視”，便是像豬看東西一樣，表面很糊塗似的，而實際上，心中自有主張，很精明，而且不時偷看到兩旁的東西。所謂“不仁”，不是說他一點也沒有仁慈的心腸，而是說他是個不容易對付、不容易侍候的角色。
但事實上，齊宣王也可算是一個英明的主子，有他父親威王慷慨雄豪的秉賦。而且根據《孟子》的記述，他爽朗地承認有好勇、好貨、好色的多種毛病，婉轉地推掉孟子的高論，也可以說是不凡的作風。
朝中文武多才士
在他親政的初期，仍然任用鄒忌為相，但卻召回了被鄒忌所排擠，而具有上將之才的田忌為將，任命孫臏做元帥，一戰而擒殺了魏國的名將龐涓，俘虜了魏惠王的太子申，一舉而震動國際，威加海內。
齊國，不但一躍而為當時國際上的政治大國，而且是赫赫的經濟強國。
當此之際，齊宣王任命了重要的高級幹部：
孟嘗君(田文)繼鄒忌為相國。
禮遇高士顏囗、王斗;甚至間接優待魯仲連等不世人物。
優容淳于髡的滑稽雋才。
他聽了鄒忌及王斗當面批評他，不肯起用人才的一番話，一下子便任用他們與淳于髡等所推薦的一批人，而使得齊國大治。
鄒忌事宣王，仕人眾，宣王不悅。晏首(齊臣)貴，而仕人寡，王悅之。鄒忌謂宣王曰：“忌聞以為有一子之孝，不如有五子之孝。今首之所進仕者，以幾何人。”宣王因以晏首壅塞之。
先生王斗進門而欲見齊宣王，宣王使謁者延入。王斗曰：“斗趨見王為好勢，王趨見斗為好士，於王何如?”使者復還報。王曰：“先生徐之，寡人請從。”
宣王因趨而迎之於門，與入，曰：“寡人奉先君之宗廟，守社稷，聞先生直言正諫不諱。”王斗對曰：“王聞之過，斗生於亂世，事亂君，焉敢直言進諫。”
其實，蘇代的話仍然不脫縱橫家的論調，把仁義限制在個人的修養上。我們知道，武王在起兵伐紂之前，曾經和姜太公商量過。據《太公金匾》的記載：“武王問大公曰：殷已亡其三，今可代乎?太公曰：知天者不怨天，知己者不怨人。先謀後事者昌，先事後謀者亡。且天與不取，反受其咎。時至不行，反受其殃。非時而生，是為妄成。故夏條可結，冬冰可釋。時難得而可失也。”
周武王在準備起兵攻伐紂王之前，對姜太公說，現在殷紂王因為暴虐無道，已經失去了他十分之三的國力、土地和人民，而且看來還會變本加厲，天下將更動亂，百姓將更痛苦。現在是不是可以起兵，以革命行動，把殷紂的政權拿下來呢?
姜太公對武王說：據我所知道的，凡是知天——懂得天時、地利、人事等這些客觀因素和時代趨勢的人，當勢不利於自己，而無法實現理想時，他是不會怨天的。一個真正了解自己的人，也能將人心比己心，以己心度人心，那麼就不會輕易去責怪別人了。所以處理一件事情，先把客觀的因素衡量清楚，對別人的心理也了解了，根據這些條件，作好周密的計劃，然後按計劃行事，一定會成功的。反過來，如果不能把這些客觀和主觀的條件弄清楚，盲目地先做了再說，那就必然失敗無疑。而且，在客觀條件已經具備，時機成熟，唾手可得的時候，你卻遲疑不進，坐失良機，這樣不是太可惜嗎?比如田裡的稻子已經成熟了，而你不去收割，這就不對了。一件事情，時機到了，大勢所趨，由不得你，而你卻偏偏不採取行動，這樣是不會有好結果的。我們日常生活中的小事都要如此，大事業更要注意。至於時機不到，或者時機已過，卻勉強去完成的，那是妄成，不會持久的。譬如夏天，枝葉茂盛，花開之後，到了秋天，自然結果。等到嚴冬來臨，則遍地冰雪，但是到了相當的時節，又自然地春江水暖了。任何事情都有一定的時機，一個恰當的時機很難遇到，但卻很容易失掉。
鬻子也曾經有這樣的話：“發政施令為天下福，謂之道，謂之仁。信而能和者，帝王之器。”據《漢書·藝文志》記載，鬻子名熊，著《子》三十篇，分一卷六篇。他這幾句話的意思是說，為天下福祉所作的行政措施，就是最崇高的行為，也就是所謂的仁道。能使全國上下安居樂業而心悅誠服，就是帝王之才。自己並不著意去追求爭取，而自然由他人擁戴，那麼你便立了信。為天下民眾除害，換言之，誰危害天下人，你就除掉誰，這就是仁。如果順天應人，自然獲得權位，執政以後，全國上下親愛精誠，和睦相處，一旦有了外患侵凌，或內在的災禍危難，則和衷共濟，同心協力。能做出這種政績，那就真是為帝為王的材料了。
同樣地，我們可以了解，孟子的贊成——至少是不反對齊宣王伐燕，並沒有違背他一向所主張的“仁義”思想。而仁義也不一定如後來所說的，只是完成個人美好人格的修養而已。依照姜太公的說法，在客觀條件的需要下，戰爭的手段可以完成更崇高的目的，則不但不違背仁義，且合乎仁義。照鬻子的理論推衍，一場為天下除害的戰爭，也就是仁道的伸張。
總之，孟子因為燕國老百姓生活於水深水熱中，所以不反對齊國去攻伐，這並不違義。他的論調。可以說和當年姜太公對武王所說的，是同一個方向。問題是齊國之伐燕，沒有做到如鬻子所說的那幾個原則，也就非帝王之器了。事實上，基於當時時代趨勢等因素，孟子的思想並不像孔子那樣宗周。因為歷經七百多年來的中央周室，實在已是一個扶不起來的破砂鍋了。因此，只要有人能真正施行仁義，為民造福，他便可輔之為王。
孟子在魏齊的外一章
孟子為什麼不能得到齊宣王、梁惠王的深信和重任呢?這實在使人有“讀兵書而流淚，替古人擔憂”之慨!為了解答歷史上這一疑問，就不得不回來再綜合研究齊宣王與梁惠王一下了。
齊宣王的風格
戰國末期的齊國，已非西周時代的!日齊國，也非東周初期的齊國，而是由田完敬仲的後代，篡位而據為己有的新齊國。尤其從齊威王開始稱王以來，齊國便成了與秦、楚分庭抗禮而互相爭霸的大國了。
齊威王死後，他的兒子辟疆繼位，稱宣王。據孟嘗君的父親靖郭君(田嬰)的門客齊貌辨的觀察，說：“太子(指齊宣王)相不仁，過頤系視，若是者背反。”由此而知齊宣王的相貌和個性的一斑。所謂“過頤”，便是方面大腮，滿臉福相的描述。也可以說是腦後見腮，不可往來，後有反骨的相貌。所謂“豕視”，便是像豬看東西一樣，表面很糊塗似的，而實際上，心中自有主張，很精明，而且不時偷看到兩旁的東西。所謂“不仁”，不是說他一點也沒有仁慈的心腸，而是說他是個不容易對付、不容易侍候的角色。
但事實上，齊宣王也可算是一個英明的主子，有他父親威王慷慨雄豪的秉賦。而且根據《孟子》的記述，他爽朗地承認有好勇、好貨、好色的多種毛病，婉轉地推掉孟子的高論，也可以說是不凡的作風。
朝中文武多才士
在他親政的初期，仍然任用鄒忌為相，但卻召回了被鄒忌所排擠，而具有上將之才的田忌為將，任命孫臏做元帥，一戰而擒殺了魏國的名將龐涓，俘虜了魏惠王的太子申，一舉而震動國際，威加海內。
齊國，不但一躍而為當時國際上的政治大國，而且是赫赫的經濟強國。
當此之際，齊宣王任命了重要的高級幹部：
孟嘗君(田文)繼鄒忌為相國。
禮遇高士顏囗、王斗;甚至間接優待魯仲連等不世人物。
優容淳于髡的滑稽雋才。
他聽了鄒忌及王斗當面批評他，不肯起用人才的一番話，一下子便任用他們與淳于髡等所推薦的一批人，而使得齊國大治。
鄒忌事宣王，仕人眾，宣王不悅。晏首(齊臣)貴，而仕人寡，王悅之。鄒忌謂宣王曰：“忌聞以為有一子之孝，不如有五子之孝。今首之所進仕者，以幾何人。”宣王因以晏首壅塞之。
先生王斗進門而欲見齊宣王，宣王使謁者延入。王斗曰：“斗趨見王為好勢，王趨見斗為好士，於王何如?”使者復還報。王曰：“先生徐之，寡人請從。”
宣王因趨而迎之於門，與入，曰：“寡人奉先君之宗廟，守社稷，聞先生直言正諫不諱。”王斗對曰：“王聞之過，斗生於亂世，事亂君，焉敢直言進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