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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段書我們暫且擱在這裡。要先了解一件事情：我們知道，春秋戰國在陳靈公的時候，有一個女人，後世稱她為“一代妖姬”，名夏姬，是當時的名女人，好幾個國家，都亡在她身上。據說她好幾十歲了都還不顯得老，許多諸侯都被她迷惑住了。她在陳國時，陳靈公和幾個高級幹部，就和夏姬宣淫於朝，於是陳國的另一位大臣泄冶，就向他們提出諫議，責備他們不應該這樣做。陳靈公自己理虧，對泄冶沒有辦法，就買通一個刺客，把泄冶刺死了。
這段書，就提到了這段歷史，有一天子貢問孔子說：泄冶的這個行為，同紂王時代的比干一樣，泄冶這個人，是不是可以說合於仁道?孔子說，這兩個人並不相同。因為比干之於紂王，在宗法社會，講私的方面，他們是皇親，比干是紂王的叔父，講公的方面，比乾的地位是少師，等於皇帝的顧問。在宗法社會的政治制度下，他是為了殷商的宗廟社稷，所以他準備犧牲自己，所謂“尸諫”，希望自己死了以後，使紂王海寤，所以比幹當時的心情，是真正的仁。在泄冶就不同了，他只是陳靈公的部屬，地位不過是個下大夫，勉強比喻等於現代簡任初級的官位，並沒有私人血統上親密的關係，而陳國這樣一種政權，在孔子看來，是一個君子就應該掛冠而去，可是泄冶沒有這樣做，還在懷寵。以他這樣的地位，用區區一個身體，想要影響上面的昏亂，這是白死，也算不上忠，只是“懷”而已，他的胸懷裡，愛國家的心情，還是有的，至於說到仁道，卻並不相干，所以孔子引用詩經上兩句話：“民之多僻，無自立僻。”一般人當走到偏僻的狹路上去的時候，是沒有辦法把他立刻挽回的，泄冶就是個懂這個道理，方法不對，白丟了一條命。
這是引證一段歷史的經驗，說明部下與長官之間爭執時處理的方法。
或曰：叔孫通阿二世意，可乎?司馬遷曰：夫量主而進，前哲所韙，叔孫生希世度務，制禮進退，與時變化，率為漢家儒宗，古之君子，直而不挺，曲而不撓，大直若詘，道同委蛇，蓋謂是也。
這是另一個歷史故事。漢高祖平定天下以後，最初是沒有制度的，每天上朝開會，文官武將和他吵，亂七八糟，簡直沒有辦法，而叔孫通本來是秦始皇時代的一個儒生，他為了要保持文化道統，也曾跟過楚霸王，意見行不通，後來跟隨漢高祖。而漢高祖也是拿讀書人的帽子當便壺用的，見讀書人就罵，所以叔孫通最初連飯都吃不上，什麼氣都受。有學生問起什麼時候才能達到保持文化道統的目的，叔孫道說不必心急，現在是用武力打天下的時候，用不著我們讀書人。
等到漢高祖平定了天下，他去見漢高祖，建議制定禮法，漢高祖曾經斥他說：“乃公天下馬上得之”--意謂：“格老子，我的天下是騎在馬上打來的，你讀書人算什麼?去你的!”這時叔孫通就頂他了：“陛下天下可以馬上得之，但是不可以馬上治之。”就是說：“天下你是打來了，但是將來治理天下，不能永遠打下去呀!”漢高祖這種人，在歷史上是真正了不起的領袖，個性固然強，可是別人有理由，他一定會聽。所以聽了這話認為有道理，問該怎麼辦?叔孫通於是說我替你擬訂計劃，建立制度。漢高祖立刻答應，教他去辦。幾個月以後，把所訂的制度禮儀“朝班”都演習好了，再請漢高祖出來坐朝，漢高祖一上朝，那種儀式，那種威風，真和當年打仗亂七八糟的不同。儼然是大漢皇帝的氣派。這時他這一舒服，才知道讀書人有這麼大的用處。
這裡是引證，當漢高祖還沒有起來，秦始皇焚書坑儒時，叔孫通有辦法自保：在秦始皇死了，二世接位以後，召集知識分子開會，向大家說，據說外面在造反，有沒有這回事?那些知識分子聽了以後，都說真話，說外面有許多人在造反，並勸二世改過，惟有叔孫通說，外面沒有造反，只不過是些小偷而已，是亂傳話說造反的，二世聽了叔孫通的話，認為很對，非常高興。可是叔孫通講過這個話，自己就溜走了，他知道秦朝這個政權沒有希望了。所以這裡提到叔孫通“阿二世”，(阿就是阿諛，拍馬屁，阿曲，歪曲事實，將就對方的意思。所以古代一個知識分子，在寫文章時，都不隨便下筆，社會大家認為對，自己認為錯了，就不應該隨便跟大家的意見寫，如果跟著大家人云亦云，就是“曲學阿世”，違反真理。拍社會、拍時代的馬屁是不應該的，這是中國讀書人的精神。)是一個知識分子應該的嗎?《長短經》的作者，於是引證司馬遷對這件事的批評，也就是他在史記上留給我們後人，對歷史的看法。
剛才說過了叔孫通對歷史的關鍵之舉，如“朝班”的制度，自漢代由他建立以來，雖然歷代各有不同的沿革，但一直到清朝末年，實行了幾千年。我們再從文化史的觀點來看，叔孫通是了不起的人物，自漢代以來，這幾千年當中，實際上的政治體制思想，一直受他的影響。所以司馬遷反對一般人對叔孫通小節方面的批評，他是從大處著眼下筆，他說叔孫通“量主而進”，從這句“量主而進”，我們就看到，王充說《史記》是一部“謗書”，毀謗漢朝的大著作，換句話說是毀謗歷史的大著作，但在當時不大看得出來。如用的字句，司馬遷是斟酌又斟酌，像“量主而進”這四個字，用得非常好。就是後世說的“良禽擇木而棲，良臣擇主而事。”好的鳥如鳳凰，絕不隨便落在一般樹上，一定落在梧桐樹上，否則寧願停留在半空盤旋，絕不下來。一個人則擇主而事，古代君臣、主僕的關係分得很清楚。“量主而進”就是測量測量老闆，跟隨他有沒有意義，前途有沒有希望。“前哲所韙”前輩的哲人--代表賢人、聖人、有道德學問的人，都認為這樣是對，是應該的原則。這兩句話八個字，已經把一般人對叔孫通的評論推翻了。
司馬遷再為這個“生”字作申論說：叔孫生希世庶務--叔孫生的“生”字是“先生”的意思--就是說叔孫通在秦始皇這個時代，為了要繼承文化，不致中斷而留傳下去，希望有個好的社會，執行正統的文化，等到好的時代來了，好做一番事業，制定文化精神的體制。進退之間，他看得很清楚，在秦始皇這個時代，他沒有辦法，只好跟著時代變，並沒有完全依照古禮，所以他非常懂得適應時代的環境，以應變達到最後的目的，結果目的都達到了，他跟隨漢高祖，最初在漢高祖忙於軍事的時候，等於當個附員，閒的差事，拿一點薪水，維持最低限度的生活。到後來，他開創了漢朝的文物制度，成為漢代的儒宗。
司馬遷更進一步引申，古代所謂君子之人，“直而不挺”，像一棵樹一樣，世界上的樹都彎下去，只有這棵樹是直的，但這棵樹也很危險，容易被人砍掉，所以雖然直的，但有時軟一點而並不彎曲。自己站住。站住以後，在這種時代也是很難處的，不願意跟大家一起浮沉，就顯得特別，特別了就會吃虧，還要配合大家，但配合大家，和大家一樣又不行。在“致曲則全”的原則下，必須保持著一貫的中心思想。所以真正直道而行的人，就“大直若詘”，看起來好像不會講話。“道同委蛇”，作人的法則，好像太極拳一樣，跟著混，而結果達成他的目的，這就是叔孫通的作法，結果他不但開創了漢朝四百年的制度，更影響了中國幾千年的制度。
這段書，就提到了這段歷史，有一天子貢問孔子說：泄冶的這個行為，同紂王時代的比干一樣，泄冶這個人，是不是可以說合於仁道?孔子說，這兩個人並不相同。因為比干之於紂王，在宗法社會，講私的方面，他們是皇親，比干是紂王的叔父，講公的方面，比乾的地位是少師，等於皇帝的顧問。在宗法社會的政治制度下，他是為了殷商的宗廟社稷，所以他準備犧牲自己，所謂“尸諫”，希望自己死了以後，使紂王海寤，所以比幹當時的心情，是真正的仁。在泄冶就不同了，他只是陳靈公的部屬，地位不過是個下大夫，勉強比喻等於現代簡任初級的官位，並沒有私人血統上親密的關係，而陳國這樣一種政權，在孔子看來，是一個君子就應該掛冠而去，可是泄冶沒有這樣做，還在懷寵。以他這樣的地位，用區區一個身體，想要影響上面的昏亂，這是白死，也算不上忠，只是“懷”而已，他的胸懷裡，愛國家的心情，還是有的，至於說到仁道，卻並不相干，所以孔子引用詩經上兩句話：“民之多僻，無自立僻。”一般人當走到偏僻的狹路上去的時候，是沒有辦法把他立刻挽回的，泄冶就是個懂這個道理，方法不對，白丟了一條命。
這是引證一段歷史的經驗，說明部下與長官之間爭執時處理的方法。
或曰：叔孫通阿二世意，可乎?司馬遷曰：夫量主而進，前哲所韙，叔孫生希世度務，制禮進退，與時變化，率為漢家儒宗，古之君子，直而不挺，曲而不撓，大直若詘，道同委蛇，蓋謂是也。
這是另一個歷史故事。漢高祖平定天下以後，最初是沒有制度的，每天上朝開會，文官武將和他吵，亂七八糟，簡直沒有辦法，而叔孫通本來是秦始皇時代的一個儒生，他為了要保持文化道統，也曾跟過楚霸王，意見行不通，後來跟隨漢高祖。而漢高祖也是拿讀書人的帽子當便壺用的，見讀書人就罵，所以叔孫通最初連飯都吃不上，什麼氣都受。有學生問起什麼時候才能達到保持文化道統的目的，叔孫道說不必心急，現在是用武力打天下的時候，用不著我們讀書人。
等到漢高祖平定了天下，他去見漢高祖，建議制定禮法，漢高祖曾經斥他說：“乃公天下馬上得之”--意謂：“格老子，我的天下是騎在馬上打來的，你讀書人算什麼?去你的!”這時叔孫通就頂他了：“陛下天下可以馬上得之，但是不可以馬上治之。”就是說：“天下你是打來了，但是將來治理天下，不能永遠打下去呀!”漢高祖這種人，在歷史上是真正了不起的領袖，個性固然強，可是別人有理由，他一定會聽。所以聽了這話認為有道理，問該怎麼辦?叔孫通於是說我替你擬訂計劃，建立制度。漢高祖立刻答應，教他去辦。幾個月以後，把所訂的制度禮儀“朝班”都演習好了，再請漢高祖出來坐朝，漢高祖一上朝，那種儀式，那種威風，真和當年打仗亂七八糟的不同。儼然是大漢皇帝的氣派。這時他這一舒服，才知道讀書人有這麼大的用處。
這裡是引證，當漢高祖還沒有起來，秦始皇焚書坑儒時，叔孫通有辦法自保：在秦始皇死了，二世接位以後，召集知識分子開會，向大家說，據說外面在造反，有沒有這回事?那些知識分子聽了以後，都說真話，說外面有許多人在造反，並勸二世改過，惟有叔孫通說，外面沒有造反，只不過是些小偷而已，是亂傳話說造反的，二世聽了叔孫通的話，認為很對，非常高興。可是叔孫通講過這個話，自己就溜走了，他知道秦朝這個政權沒有希望了。所以這裡提到叔孫通“阿二世”，(阿就是阿諛，拍馬屁，阿曲，歪曲事實，將就對方的意思。所以古代一個知識分子，在寫文章時，都不隨便下筆，社會大家認為對，自己認為錯了，就不應該隨便跟大家的意見寫，如果跟著大家人云亦云，就是“曲學阿世”，違反真理。拍社會、拍時代的馬屁是不應該的，這是中國讀書人的精神。)是一個知識分子應該的嗎?《長短經》的作者，於是引證司馬遷對這件事的批評，也就是他在史記上留給我們後人，對歷史的看法。
剛才說過了叔孫通對歷史的關鍵之舉，如“朝班”的制度，自漢代由他建立以來，雖然歷代各有不同的沿革，但一直到清朝末年，實行了幾千年。我們再從文化史的觀點來看，叔孫通是了不起的人物，自漢代以來，這幾千年當中，實際上的政治體制思想，一直受他的影響。所以司馬遷反對一般人對叔孫通小節方面的批評，他是從大處著眼下筆，他說叔孫通“量主而進”，從這句“量主而進”，我們就看到，王充說《史記》是一部“謗書”，毀謗漢朝的大著作，換句話說是毀謗歷史的大著作，但在當時不大看得出來。如用的字句，司馬遷是斟酌又斟酌，像“量主而進”這四個字，用得非常好。就是後世說的“良禽擇木而棲，良臣擇主而事。”好的鳥如鳳凰，絕不隨便落在一般樹上，一定落在梧桐樹上，否則寧願停留在半空盤旋，絕不下來。一個人則擇主而事，古代君臣、主僕的關係分得很清楚。“量主而進”就是測量測量老闆，跟隨他有沒有意義，前途有沒有希望。“前哲所韙”前輩的哲人--代表賢人、聖人、有道德學問的人，都認為這樣是對，是應該的原則。這兩句話八個字，已經把一般人對叔孫通的評論推翻了。
司馬遷再為這個“生”字作申論說：叔孫生希世庶務--叔孫生的“生”字是“先生”的意思--就是說叔孫通在秦始皇這個時代，為了要繼承文化，不致中斷而留傳下去，希望有個好的社會，執行正統的文化，等到好的時代來了，好做一番事業，制定文化精神的體制。進退之間，他看得很清楚，在秦始皇這個時代，他沒有辦法，只好跟著時代變，並沒有完全依照古禮，所以他非常懂得適應時代的環境，以應變達到最後的目的，結果目的都達到了，他跟隨漢高祖，最初在漢高祖忙於軍事的時候，等於當個附員，閒的差事，拿一點薪水，維持最低限度的生活。到後來，他開創了漢朝的文物制度，成為漢代的儒宗。
司馬遷更進一步引申，古代所謂君子之人，“直而不挺”，像一棵樹一樣，世界上的樹都彎下去，只有這棵樹是直的，但這棵樹也很危險，容易被人砍掉，所以雖然直的，但有時軟一點而並不彎曲。自己站住。站住以後，在這種時代也是很難處的，不願意跟大家一起浮沉，就顯得特別，特別了就會吃虧，還要配合大家，但配合大家，和大家一樣又不行。在“致曲則全”的原則下，必須保持著一貫的中心思想。所以真正直道而行的人，就“大直若詘”，看起來好像不會講話。“道同委蛇”，作人的法則，好像太極拳一樣，跟著混，而結果達成他的目的，這就是叔孫通的作法，結果他不但開創了漢朝四百年的制度，更影響了中國幾千年的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