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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是卡車要來的那天早上，我踱過去，想在混亂中或可幫點忙。沒想到，光腿的孩子在地上打滾，尿片還在柜子里，針線紐扣還在抽屜里，打字機還在書桌上…”’
“怎麼？”我問，“卡車今天不來？”
“來呀：”主人正就著水槽洗碗，“馬上到。”
“那……”我望著那一屋子的琳琅滿目，著實困惑，“東西不打包？”
“無所謂啦！”主人說，“路程短短。”
在我的搬家經驗里——那自然是在美國，不管遠近，搬家前的打包要好幾天的工夫；想想看，每一隻玻璃杯，每一隻碗，每一個磁碟陶缽，都得用幾層紙密密包裹，然後一一裝箱，一個廚房就要花上一天的時間。即使是搬家公司的彪形大漢，也要好幾個鐘頭。
卡車來了。幾個年輕小伙子衝進門來，和主人一家大小同心協力地動員起來。
我懂了：抽屜，裝滿了針線紐扣迴紋針橡皮圈口香糖原子筆，就這麼原封不動地擺上卡車；打字機，裹上一圈毛毯，就塞在衣櫃腳下；鍋盤碗筷擱進小寶貝的塑膠澡盆里，蓋上一條太空被。
那琳琅滿目一屋子的東西竟然全塞進了卡車。主人愉快地向我揮手。卡車起動時，那抽屜里的、衣櫥里的、澡盆里的，所有的東西都開始滾動搖晃，發出哐當嘩啦的巨響。
那哐當嘩啦的巨響，——卡車的滾動搖晃，竟然像一個熟悉的夢境。我怎麼會忘記了呢？十四歲那年，我們的卡車不也這麼哐當嘩啦地從苑裡駛進茄定？十一歲那年，我不也幫著母親把碗盤塞到澡盆里，然後隨著卡車搖晃滾動地從高雄駛進苗栗？八歲那年，不也曾擠在卡車司機旁哐當嘩啦地從高雄城東搬到城西？五歲那年，母親用一床老舊發黃的蚊帳把我裹起來，塞在卡車一角，從新竹睡到高雄，不記得那哐當嘩啦的巨響。三歲那年……
到了，總是有破盤破碗的。無所謂啦，丟了就是。反正沒有什麼值錢的東西，值錢的，都留在大陸老家啦！哼，那些個博物館擱在玻璃櫃裡面展覽的碗啊盤啊，當寶貝似的，在老家是放在牆根餵貓狗的，不當一回事。母親驕傲地說。
在唐宋的盛世，中國人搬家是不是也這麼“無所謂”地哐當嘩啦呢？西方人搬家又為什麼那么小題大作放不開呢？
3
三月，德國大學放寒假，是我每年返回台灣的時候。下了好幾天細雨，終於放了晴，二哥說：“走，到復興鄉去看看工地！”母親接口，“咦，不是說大漢溪修橋，過不去嗎？”二哥笑笑，“總有辦法的！”
我們就鑽進了他的進口自排福特車，沿著大漢溪邊的公路走。我說：“橋要真封了，過不去的話怎麼辦？”二哥笑笑，“總是有辦法的！”
在離橋兩百公尺的地方，豎著一個牌子：“施工中，橋樑暫時封閉”。遠遠看著橋，七七八八的工程建材堵著橋口，確實是不通了。
“為什麼施工單位要等到距橋兩百公尺才肯立一個牌子？他們難道不能在二十公里之外的交通要道警告人家？”我忿忿不平。從桃園到這裡，我們已經開了近一小時的車。二哥笑笑：“總是有辦法的。”
前頭一輛車，在牌子後邊消失了。我們緊跟著過去，原來，就在那宣告“封閉”
的牌子後邊，一條新路已經被壓了出來。
沒人跟我一樣，看著牌子生氣；他們只是站在牌子下四周眺望一陣，毫不猶疑地開向溪底，闖出一條路來。
極寬闊的河床，中間只有一灣窄窄的溪水，怪手在上游隆隆作響，不停地挖掘。
河床地崎嶇不平，福特車身又低，底盤不斷撞上突起的泥地，令我全身起雞皮疙瘩。
經過積水的泥潭，泥水濺得車窗一片糊爛。我不時地咒罵二哥；這種車不是開這種路的，陷進爛泥里怎麼辦，四十多歲的人怎麼還做這種不經考慮的事……他只是笑：“路是人走出來的，而且，要死也不只我們一個。”
真的，身後有一長列車隊，全是小汽車，天哪，這些人都信仰“路是人走出來的”嗎？
一個比池塘還大的泥坑橫在眼前。不知是哪個氣度恢宏的開拓者已經在大泥坑上擱下兩條窄窄的木板，寬度剛好夠汽車的輪胎險險地輾過。
前面那輛小紅車裡鑽出了個人。走到泥坑那頭，開始指揮。小紅車戰戰兢兢地，滾上木條，凌空了，一寸一寸地往前移動。車隊裡的人全鑽了出來。站在泥濘的河床上，興高采烈地看著熱鬧。小紅車後輪著地的時刻。觀眾給予熱烈掌聲，竟是一片同仇敵愾的歡喜。
顛顛簸簸，翻山越嶺似的，車隊在河床上折騰地匍匐前行。過橋只需要三分鐘的路程，現在用上了一小時，終於到了彼岸。
二哥得意了，“你看。”他說，“路是人走出來的，沒錯吧！”
我獨自目瞪口呆地往後望著：河床上的車隊，一隻一隻泥龜似的，歪歪斜斜地爬過來。
4
我決定自己開車。
在德國，趕路的時候，我可以開一百八十公里的時速，但一直沒有勇氣在台灣開車。怕。連爬帶滾地行過大漢溪之後，我想，嘿，我也是個台灣的孩子，咱們一塊混混吧！
所以就上了路，是個桃園的夜晚。華燈初上，一片流動閃爍的繁華熱鬧。行駛在燈紅酒綠的市區中，困擾我的，竟然不是那擁擠的人群，也不是那竄來竄去不可捉摸的摩托車，而是，說出來你或許覺得可笑——我老是找不到紅綠燈！沿街矗立著一個比一個大的招牌， 招牌上閃著千奇百怪的霓虹燈：皇宮KTV的燈滴溜滴溜地繞著打轉，春風理髮廳的燈魔幻似地旋轉又旋轉，藍寶石舞廳、全家福海鮮館、大時代咖啡廳、夢露寶館……簡直是一片絢麗的燈海。在這樣一片漩渦似的刺激性極強的五光十色的燈海中，我的眼睛忙不過來；紅綠燈在哪裡？
前面有一個什麼警燈在閃爍，讓我習慣地緊張起來——是修路？警車？救護車？
消防車？要不要讓路？尋找燈的來處……天哪，是“真壞戒”檳榔攤！為了在絢爛的燈海中更絢爛，賣檳榔的人在攤子上裝了閃爍旋轉的警燈。
每段街都有個檳榔攤，每個檳榔攤上都閃著荒謬的警燈。我一感覺到警燈的閃爍就下意識地緊張戒備，然後又安慰自己這只不過是“其壞戒”檳榔。帶著這種牙疼似的內部抽搐，上了高速公路。
高速公路，另有一番文化。我早有準備。切入超車、不斷蛇行換線道、大卡車大巴士占用快車道、計程車尾追不舍……沒有什麼了不起。我開得很穩、很快樂，在家的感覺真好，啊，我愛嘈雜的醜陋的台灣，聽聽莫扎特吧，反正車速慢了下來，前面顯然開始堵塞，莫扎特的長笛像空中掠烏拉出的弧線，流利優美。
然後，我睜大著眼睛，不相信這樣的事會發生：路肩，有人開上了路肩，路肩超車。一輛，一輛，又一輛，毫不猶疑地，在路肩上奔馳。
兩眼發直，我聽見自己發出長長一聲“啊——”；是驚駭，或竟也是讚嘆。如果路肩都能走，朋友，這世界還有什麼不能走的路、不能做的事？我輸給你，台灣的孩子。
5
坐在福華的中庭咖啡座里， 聽出版的朋友說文學的書如何如何地沒有人買。
“社會多元的意思，”他說，“就是說。沒有人願意連續地坐上兩小時看一本讓腦子累一點的書。”
“別難過，”我安慰他，“你看那邊櫥窗里那個東西，也一樣沒人買。”
那是一把義大利進口的雨傘，標價兩萬元。
“哈，”他輕蔑地笑起來。“那個東西，有人買！”
咖啡座上坐著化妝明艷、穿著入時的女人，疊起玻璃絲襪的腿，優雅地啜著咖啡。好幾個穿白襯衫、深色西褲的男人對著手裡的大哥大說話。其中一個，竟然是些許年不見的大學同學。
“還在高中教歷史嗎？”我問。
“不教了，沒前途。”他說，把大哥大熟稔地插進褲袋裡，“現在搞營造，包工建橋開路之類的。”
“營造？ ” 我驚訝，記得他當年穿著長袍馬褂，在講台上表演相聲的樣子，“你學過營造？”
“沒有。”他搖頭，然後解釋，“就好像學游泳，先下水，搞濕了自然就會。
我也沒什麼資金， 先是搞股票賺了點橫財， 就投資營造。在台灣嘛，反正就是有“一分錢，做八分投資，講十分的話……”
“冒險嘛！”他笑著，帶著點自我嘲弄的味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