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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裡， 我是個外籍人； 北京政府要驅逐一個外籍人時。最方便的指控藉口就是“私下交易”。我不要送給它一個藉口。更何況《野火集》已經在北京銷了十五萬本，這樣的書不曉得何時何地會突然成為禁書；更何況，經過我不能解釋的巧妙過程，我竟然就被安排在這樣的一個旅館裡面……不，我還是暫時不要出面，再等等吧！
可是，北京的法律有多麼文明？語言不通、滿手粗繭的鄉下人在派出所會受到什麼樣的待遇？一個販夫走卒有多少人權的保障、多少公民的尊嚴？
將近十點了，我在房裡站起又坐下，坐下又站起，電話鈴卻轟炸似地響起來。
刑警隊請我立刻去派出所。
計程車在黑漆漆的胡同里繞著，在一個黑漆漆的胡同口被攔下下來；便衣警察早等在巷口。
一腳高一腳低地踩著凹凸不平的路面，派出所在一個黑漆漆的院落里。看不清面貌。刑警邊走邊訊問：
“您是台灣的作家？”
“是。”
“和侯建威什麼關係？”
“表兄妹。”
“您為什麼來北京？”
“處理版權問題。”
“那九千塊錢是您的？”
我愣了一下，又明白過來；表哥大概認為由台胞身份的我來擔負這九干塊的私下交易比較保險。
“我可以見見表哥嗎？他已經在你們這兒好幾個小時了。”
“不。請等一等。我們想先跟您談一談。那錢是您的嗎？是您要侯建威去換的嗎？”
我沉吟不答。
我該怎麼衡量這個情勢呢？在一個法治社會裡，這筆錢屬於我，所謂的“海外學人”、“台胞”、“作家”，或者屬於侯建威，一個不會說北京話的中國農民，應該在法律上不構成任何差異。然而我知道：有人搶了“台胞”的錢，因為是“台胞”的錢，所以判了死刑。一個台灣記者被搶了一百塊錢之後，不敢報案，他說：
“報案？萬一那個人被判了死刑怎麼辦？”
思緒百般迴轉，另一個便衣警察，長著張年輕的娃娃臉，走到我面前。我和他握手。
“你的筆鋒很利。”他開口說。
“什麼？”我瞠目結舌沒有想到在這種時地聽到這樣的客套虛話，真是不合時宜。
“您表哥進來報案的時候，”娃娃臉警察說，“我正在讀您的《野火集》。”
在一個狹小的房間裡，表哥正襟危坐著，兩手放在膝上，像個規矩的小學童。
原先接我的刑警繼續向他問筆錄。
“總共有四個人在車裡，一個麻子，一個胖子，一個戴墨鏡，腰上有對講機，還有一個呢？”
在另外一個角落裡，讀者面對作者，提出問題：
“龍女士，您的書我很喜歡，可心裡又有很多問題。太多的自由不會造成動亂嗎？您覺得民主適合中國國情嗎？”
我的耳朵游離地聽著兩個角落裡的聲音。
“你知道，要不是你表妹的關係，你這案子我們根本就不會管。北京像這樣的欺詐案每天都有好幾件——”
“人民跟政府‘對立’，那政府怎麼做事呢？”
“你說的車牌號碼我們已經查過了，是假的，根本沒那個號。那是個專門的、職業的欺詐集團。總而言之，你太貪心了。”
“台灣的民主又到了什麼階段呢？國民黨怎麼會把權力讓出去呢？”
“我們明天會帶你到幾個點繞繞，看看是否會碰到些線索，可我想希望很小……”
午夜十二點。在北京一個燈光黯淡的派出所里，我在一本刪節過的盜版《野火集》上簽了名。那是一九八九年四月廿一日晚上。
我無法忘記警察那對清純的眼睛，同時充滿了追求真相的渴望和對真相的疑懼。
一九九一年四月廿八日
路 口
這是個人口在三四萬之間的小城，名叫衡東，在東西南北街交匯的十字路口。
我將單車停下來。
乍看之下，這是一個亂成一團的路口，四個方向都在鋪路，每一條路都只有半邊可行，尚未鋪的半邊矮下去，鋪好的半邊高上來，水泥路面到了路口便像懸崖一樣陡然截斷。土路上擺著農人的攤子，這兒一簍絲瓜，那兒一籠橘子。水泥路面上鋪著一層泥濘干糙，保護新鋪路面的cháo濕，三三兩兩的驢子搖晃著尾巴，閒閒地扯弄著干糙，各種各色的車輛擁擠在鋪好的和未鋪好的路上鑽來鑽去，忽上忽下，時左時右，爭奪前行的每一寸空隙，拼裝的載客車——載滿了人，幾個年輕人還懸吊在車尾——駛到斷崖路口，唉呀，這么小而禿的車輪，這麼高聳的路面，我以為它肯定要翻車了，可是不，它像個螃蟹一樣攀爬下來，噴出一團黑煙，繼續勇往直前。
什麼車都有，蜂擁而來的單車，腳踏的板車，兩手扶著橫衝直撞的拖拉機，拖拉機改裝的小卡車，小卡車擴大的小客車，衝著人老按喇叭的吉普車，暗著玻璃不讓人知道這裡頭坐著誰的桑塔納小轎車……還有那運貨的人，沒有車而全憑腦子設計出形形色色最原始的運貨方法。譬如說，兩塊兩米寬、三米長的木板要怎麼運？
眼前穿過這兩個人，一人肩上一根扁擔，一前一後地行走，兩塊巨大的木板吊在扁擔的四頭，把兩個人夾在中間，一起平行地往前移動。譬如說，幾十根粗壯的竹子怎麼運？兩個輪子中間夾一塊木板，竹子擱在木板上，一個人在前面拉著走，繩子套在他的肩頭，竹子的重負使他低頭，身軀向前傾往地面，以拉縴的姿勢苦苦前行，他這一個人的“車隊”前後就有十米多長。譬如說，三麻袋的米怎麼運？每一袋都有沉沉幾十斤重呢，那個看起來瘦弱的年輕人，一次背一袋，已經把三袋都馱到了路口。卸在馬路中心，他歇了歇，喘口氣，彎身馱起一袋，往西街走去，剩下的兩個麻袋丟在街心等著。再譬如說，不能走路的老人怎麼送？一個面孔黝黑的中年漢子，背著老人，他的兩隻手臂往後環扣著老人，老人細瘦的腳像孩子一樣在兩邊悠悠晃晃，這漢子正穿過東街，向我走近。
倚著單車慢慢兒看，這個十字街口真亂得可以，在高高低低的路面上，在翻翻滾滾的塵土中，人車爭道；單車、板車、拖拉機、卡車、客車、貨車、小轎車、吉普車，擠擠攘攘，穿梭在長短不一，寬窄不定，移動無常的竹竿、木板、麻袋、行人之間，既沒有紅綠燈的外在標識，也沒有車馬右行的內在規律，這是一個完全沒有秩序的路口。
把單車的腳撐好，讓我靠著后座，再看久一點。
沒有秩序嗎？
如果真的沒有秩序，為什麼沒人撞上那馱麻袋的小伙子？你看他這不就又過來了，現在他兩手空空，一身輕鬆地穿過街心——他甚至並不小心翼翼地左觀右測，他就那樣什麼也不看地吊兒郎當地搖著擺著，橫衝過來、好像馬上就要壓死他的拖拉機在離他手臂一公分的地方剎住，讓他從容走過，司機“呸”吐了口痰，咬牙罵了句“畜生”。又趕往下一場遭遇。
如果真的沒有秩序，為什麼沒人被那兩口坐在十字路中心的麻袋絆倒呢？背著老父的中年漢子走到麻袋跟前。眼睛眨都不眨地走過去了，載滿毛豬的卡車離麻袋老遠就計量好距離，往斜里駛去，小伙子穿過槍林彈雨而安然到達，彎身一使勁，麻袋已馱在肩上，他佝僂著背往前走，重壓阻擋了他的視角，但是無妨，而他不讓車馬時，車馬就讓他，當他放慢了腳步，車馬就轟然向前，有無數個驚險擦身而過，但也僅止於擦身而過。
在這單車上坐久了，看久了，我就發現，在表面的紊亂之下，這個路口，其實隱藏著它自己的韻律和節奏，人與車，路與人之間存在一種剛柔交替，進退互助的默契，不經心的小伙子和拖拉機的司機心裡都明白，在一公分的千鈞一髮之間，他們會閃過那最後的致命的撞擊。不覺察這種默契的人就覺得這個路口紊亂無章；或者說，心裡只認定一套規則，人就覺得這個路口毫無秩序。
可是，真有秩序嗎？從衡山火車站一出來，就看見地上新染的血跡，破碎的機車翻倒在泥地里，屍體，人們說，剛剛運走，在東街上，我明明聽見那交通警察大聲嚷嚷：不得了！八天裡壓死了六個人！這。也是你所說的秩序？
我想是的，那是一種內在的秩序。
小城裡的人告訴我——說的時候還帶著一點不願太露的驕傲——衡東某個岩洞裡發現了謝靈運的題詩，是嗎？謝靈運也來到這東西南北街？他可也曾駐足相看？
迤邐千年，在一九九五年的秋天，衡山腳下的小城進展到一個十字路口；它將驢子放到一邊吃糙，引進了各式各樣的車輛；為了這些車輛，它必須鋪下厚實的路面，那挑賣絲瓜的，背負米糧的，拖拉木材的，習慣赤足走田埂的人們，正揣摩著如何與各式各樣的車輛在同一條路上行走，許多人未能避過那最後的致命的撞擊，令人哀慟；可是，一個社會往前走，只能用自己的腳，橫走或直走，前進或後退，它有它自己的速度，它有它內在的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