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窗外人聲不斷，我起床漱洗。滿嘴牙膏泡沫時，聽到一個稚嫩的聲音：“埃及，我海子掉了！”
“海子”，是鞋子，我從小聽熟了。“埃及”，父親當年也這樣喊他的母親吧？
是哪兩個字呢？“娭己”？“愛姐”？“蜀人謂母曰姐”，楚蜀不遠吧？
“有一次，我從學校里回來，跑了兩三里的路，下著雪嘍，進到屋裡來，眼睛都花了。你奶奶給我一碗飯，我接過來，想放桌子上去，沒有想到嘩啦一聲飯碗跌在地上，破了。
你奶奶以為我嫌只有米飯沒有菜，把飯給甩了。她傷心地哭了，她把自己的飯省給我吃……”
父親講這個他不知講了多少遍的故事，然後嘆息：“我對不起你奶奶。”然後要沉默很久。
我們則各做各的事情，這個打破碗的故事不如司馬光砸破石缸來得驚險，也不如華盛頓砍掉櫻桃樹來得偉大，實在不怎麼樣。倒是在我滿嘴牙膏泡沫傾聽窗外的這一刻，突然想到：奇怪，這許多年來父女一場，怎麼倒從來不曾問過父親是否想家。
於是我讓哥哥就著錄音機坐下，“給爸媽說段話吧！”哥哥兩眼望著自己的腳，困難地思索著。我在一旁呆坐。是啊、他該說什麼呢？問父母這四十年究竟是怎麼回事？問老天那一列火車為什麼走得那麼不留餘地？
回到台灣的家，行囊尚未解開，就趕忙將錄音帶從口袋中掏出——我從不可預測的歷史學得，有些東西必須貼身攜帶，譬如兵荒馬亂中秘書的孩子，譬如一張僅存的情人的照片，譬如一卷無可複製的帶著鄉音的錄音帶。
外面黑夜覆蓋著田野，我們聚在溫暖的燈下。
母親捧著杯熱茶，父親盤腿坐在錄音機前，沒有人說話。
極慎重地，我按下鍵盤。
哥哥的聲音起先猶疑，一會兒之後速度開始加快。
父親沉著臉，異常地嚴肅。我偷覷著——他會哭嗎？父親是個感情衝動的人。
母親呢？為了四十年前在衡山火車站的一念之差，她一直在自責，此刻，她在回想那一幕嗎？
我用眼角餘光窺看著兩個老人，有點兒等待又有點兒害怕那眼淚奪眶而出的一刻。
“不對不對，”一言不發的父親突然伸手關了錄音機，轉臉問我，“你拿錯帶子了？”
“沒有呀，”我覺得莫名其妙，那分明是哥哥的聲音。
“一定拿錯了，”父親斬釘截鐵地，而且顯然覺得懊惱，“不然我怎麼會聽不懂？像俄國話嘛：”
我張口結舌地看著他，只是看著他。
他沒有淚下，他沒有大哭，他不曾崩潰，他他他——少小離家老大不回，四十年浪跡他鄉，他已經聽不懂自己兒子的鄉音。
我看著父親霜白的兩鬢，覺得眼睛一陣熱——唉呀，流淚的竟然是我。
老 鄉
白洋淀上為我們撐船的是個河北老鄉，赤足立在船尾和兩個孩子有一句沒一句地扯著。兩個洋娃娃模樣的孩子出口卻是中國話，老鄉覺得“真逗”。
“你也會外國話嗎，安安？”老鄉說，邊把船撐進荷叢深處。
“講兩句來聽聽，安安。”
船上的人紛紛起身去採蓮蓬，我一路看荷花看得痴迷，此刻，坐在船舷，卻想對這河北老鄉多瞧兩眼。
這又是塵封記憶里的“父執輩”哪！那樣熟悉的臉型，連皺紋的密度和紋路都似曾相識；那樣親切的口音，好像隔牆聽熟了的“小毛回家”的呼喊。
這不是邵伯伯嗎？
邵伯伯來打麻將，總拎著瓶酒。進門見到四個五個流著鼻涕的小孩，從褲袋裡總掏得出一巴掌黏兮兮、皺巴巴的廉價糖果。他邊喝酒邊打牌，酒喝多了就趴在牌桌上哭，放聲地哭。
邵伯伯的太大留在河北老家，沒出得來。母親趕雞似地驅逐一堆看熱鬧的孩子；邵伯伯還有個女兒，走的時候才剛生呢！
有一天，邵伯伯把牌一推，頭栽在桌上，人家以為他又犯了，沒想到他死了。
走過千山萬水，可還沒見過白洋淀這樣如唐詩境界的景致。低伏的是漣灩的水光，貼著水光的是墨色的蓮葉，參差出水的是鮮綠的荷葉，荷葉往往簇擁著搖曳生風的荷花，襯著荷花的嬌嫩是後面野氣橫生的蘆葦叢，蘆葦叢後就只有那空曠渺茫的天色。
突然飄起細雨，水面盪出一圈又一圈紋路細緻的漣漪。
“安安，你台灣去過嗎？”船劃出了荷叢。
“去過呀！我在那裡生的。”
我倒想知道。邵伯伯是否也來過白洋淀。
命 運
活著的河北老鄉和死了的邵伯伯，上了火車的母親和沒上火車的哥哥，砸了碗的父親和他來不及一見的“對不起”的母親，存在的和不存在的龍應台與龍應湘，長在德國卻生在台灣的尚未長大的安安……你說異鄉和故鄉在哪裡開始交叉開始分歧？誰又有選擇的權利？
所謂命運。
北京派出所
南方的表哥到北京來會我。他黝黑的面孔像莊稼水牛的皮膚，濃重的鄉音好像還扯著沾泥的根。在房間裡，碰見了寫《紅高粱》的莫言。表哥說：
“你們北京就是記者多、出版社多！”
“是呀！”莫言好像在回答，“我還在部隊裡。”
表哥說：“我是說，你們北京記者多、出版社多：”
“是呀！”莫言禮貌地回答，“我還在部隊裡。”
表哥有點氣餒，轉而問房裡另一位北京人：“這裡可不可以買到文字翻譯的電腦機器？”
北京人客氣地回答：
“什麼機？滅蚊子的機器？”
客人走了，表哥無奈卻又不甚甘心地抱怨：“這裡的人覺得我們講話好笑，哼，可是他們到了我們省里，我們可覺得他們怪腔怪調呢！”
下午五點，電話鈴響，我拿起聽筒。
“是龍小姐嗎？”一個沉著的男聲。
“是的，您哪一位？”
“我們準備好了。”
“什麼準備好了？”我糊塗了，莫非自己忘記了哪個記者的約會？
“嗯——”對方沉吟起來，又說：“你不要了嗎？我們就在旅館門口——”
“您究竟——”我正要口出不遜，表哥把聽筒接了過去，連連說：
“就來就來。”
表哥拎起他的塑膠行李袋，輕快地走向門口，手扶著門把，回頭說：
“表妹，八比一呢！昨天在友誼商店門口找上我的，有好幾個人，約好今天換錢。”
“等著等著！”我跳下床，把門關上，把他拉回來。
“你從鄉下帶了多少錢來？”
“九千塊人民幣！在鄉下已經用六比一換成了美金，現在再用八比一換回去，你看，我的路費都賺回來了。”
“表哥，你一個月的收入不過一百多塊，怎麼會有九千塊呢？廿年也積不起來呀？”
“我當然沒那麼多錢，”表哥安慰著我，“這錢是鄉里鄰居朋友湊起來的。知道我要來北京，讓我來轉一下，大家都可以賺一點。我家隔壁的老張還要我用你的台胞證幫他買台彩電回去……”
他轉身要走，又被我扯回來，我急急地說：
“表哥，你做什麼我不管你，但絕對不要在這旅館的範圍里交易。”
我還沒來得及告訴他，這家旅館有個特殊的背景：它曾經是特務頭子的私宅。
半小時過去了，表哥還沒有回來。我立在長窗前探看，覺得不安：這個南方來的莊稼漢正在北京一個胡同里和一個聲音沉著神秘的陌生人交易，身懷巨款。
一個小時之後，表哥興沖沖地推門而入。“你看！”
他將一團報紙包拋在床上，“你看！八比一。”
他坐在床沿，將報紙一層一層剝開。揭開最後一張，露出幾扎磚塊一樣厚、鈔票一般大小的紙張。表哥生繭的手握著剛剛換來的鈔票，突然顫抖起來：
“白紙——全是白紙——”
我湊近看看，除了上下兩張是十元鈔票之外，幾捆全是粗糙的白紙。
表哥手忙腳亂地將白紙包成一團，跳起來就沖向門口，嘴裡不清不楚地嚷著：
“報案！報案！”
“報案？”我一把拉他回來，“你知不知道你自己違了法？”
“那我不管！丟了這麼多錢，非報案不可。”
他走了。
暮色越來越深，天整個黑了。我坐在房裡等著。不，還不到我該出面的時候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