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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德是表弟，在燈下，駭然問他：
“馬丁，你殺人了是不是？搶劫了是不是？哪來這麼多錢？”
馬丁摸著鬍子，得意地大笑：
“親愛的表弟，聽我說，人無橫財不富！時機到了，不能錯過！”
這個曾經是集體農場小隊長、忠誠共產黨員的表哥，很誠懇地為我們解釋他成功的途徑：“是這樣的。我向西方進口，譬如說，值一百萬馬克的香菸吧！我把這些香菸出口到匈牙利去——匈牙利還屬於華沙集團，香菸屬於優惠品，我用馬克和盧布兌換來、兌換去，一轉手就可以淨賺個五十萬，單靠盧布和馬克的兌換就行。”
他眯著眼睛，做作出小心翼翼的樣子：“可是，關鍵是在，那香菸根本就沒到匈牙利，我只需要布達佩斯那邊有人打通關節，作點紙上工夫，證明貨到了就行。”
“那香菸到哪去了呢？”我問，知道自己看起來很呆。
“香菸？”馬丁咕嚕灌下啤酒，鬍鬚上沾著泡沫，“香菸我留在德東賣呀，供不勝求呢！”
我終於懂了。
這位表兄是個新德國的“倒爺”。柏林圍牆一倒，社會主義大廈也開始四壁龜裂，他就趁著大家手忙腳亂補破屋的時候，在漏洞裡鑽來鑽去，比任何人都機靈。
現在，他坐在那兒哈哈大笑：“你知道為什麼東德人看不上你所提供的條件嗎？”
我不知道。
“因為呀，”他大刺刺地對著燈罩吐煙圈，“因為他們如果根本不工作，成天躺在床上吧，政府——從前是西德政府，現在是德國政府了——會給他失業救濟金、醫療保險、育兒輔助費等等，七七八八湊起來，和你給的薪水也就差不多了。住房，他反正本來就有，大鍋飯時代保證給他的。放著這麼舒服的日子不過，誰這麼傻還去做工呀？”
馬丁的手指上，有一個粗大的金戒指，在我的第凡內燈下閃著光。
有些親戚，我想，還是四十年不見較好。
一九九一年九月
幫 手
“這是你第一次來西德嗎？”
她點點頭。
英格是昨天到的。她有著一對灰色的眼睛，眼睛裡看不出任何喜怒哀樂，就那麼冷漠的，沒有表情地看著你。她的臉色蒼白，沒有廿歲女孩一般有的青春血色。
這是一個從街上走過，沒有人會對她多看一眼的女孩。
“談談你的家庭吧！？”
她靜默。
“爸爸、媽媽、兄弟姊妹……？”我再試。
“爸爸——”她慢慢地說，“本來是農機工廠一個主管，現在那個工廠關閉了，他留在家裡。”
她停下來。等了半天沒有下文，我只好再問：
“媽媽？”
“媽媽本來在青年團作秘書，現在青年團解散了，他們要媽媽去當大樓清潔婦，媽媽不肯……”
“哥哥本來是人民軍的，現在退下來了，在找工作，好像也在哪裡學電腦……”
灰色的眼睛不泄漏一點感情，可是我明白了。她只給了幾個小碎片，但我約略知道那大拼圖的模樣，小碎片屬於那大拼圖的幾個角落。工廠主管、青年團秘書、人民軍——英格的家，是覆蓋在東德共產黨羽翼下的小巢，現在這個小巢被時代的狂風打得零落了。
“廚房的事你都清楚了嗎？”
英格點頭。
“你每天工作到三點就下班了，自己的時間很多，可以常到城裡逛逛——”
她點頭。
“最重要的是，你要自動自發，不要每件事都等著我督促——我沒有時間督促你，你自己張大眼睛主動去做，行嗎？”
她點頭。
就這樣，東德來的英格在我們家住了下來。
往後的日子，是這麼過的。
清早傳來教堂的鐘聲，兩歲不到的飛飛從幼兒睡袋裡鑽出來，開始了一天的遊戲人生。
作媽媽的邊刷牙，邊滿嘴白沫地往樓下大叫：“英格，寶寶醒了。”
廿分鐘之後，媽媽從書房探頭出來，一眼看到換過衣服的飛飛，大叫：“英格，寶寶沒穿襪子！”
媽媽又回到書桌讀了兩頁《八九——九一年柏林日記》，英格在敲門，探進頭來說：
“寶寶沒有襪子了。”
媽媽抬頭，看著她，
“為什麼沒有了？”
“都髒了。”
“拿去洗。”
“洗衣機正在洗別的東西。”
媽媽站起來，走到英格面前，很慢很清楚地說：“來，我有幾個建議：一，你可以暫時讓他穿上昨天的髒襪子。二，你可以暫時讓他穿上哥哥的大襪子。三，你可以讓他穿上棉布鞋。四，你可以到對面李太大小毛那借雙小襪子來。五，你可以騎車到雜貨店買雙襪子來——你有一千零一個可能解決這個難題的方法，只要想出一個來就可以。”
英格漠漠聽著。
“但是，”媽媽繼續說，“你要動腦子自己去想解決辦法，可以嗎？”
媽媽回到書桌。
這本書她不喜歡。一個美國記者寫的，總是落入正邪兩分明的窠臼。先寫二次大戰時德國人如何如何地壞，現在，一九八九年和平革命之後，又寫德國人如何如何地好，自由戰勝了奴役，東德人民寫下了人類歷史上光榮的一頁。
媽媽記得在華沙和一位著名的波蘭作家夜談。在他古舊的書房裡，這個曾經被共產黨迫害過的老人說：
“我覺得，弔詭的說，自由和奴役一樣，是一種陷阱，一種危機。解放後的東歐所面臨的是自由的危機。”
敲門。英格說：
“哥哥的襪子太肥了，弟弟的腳穿不進鞋子。”
媽媽嘆口氣，放下書，轉身溫和地說，
“那麼，是不是可以暫時不穿鞋，等襪子洗淨烘乾了呢？”
老百姓半夜來敲老作家的門，要求他為他們解決問題：蒙過冤獄的尋求平反，失業了的要求復職，判了罪的試圖脫罪……他們哀懇地說：
“現在你是國會議員了，波蘭是民主國家了，你一定有辦法。”
當他說沒有辦法的時候，老百姓憤怒而絕望地說：
“為什麼以前的共黨書記有辦法，現在的國會議員會沒有辦法？這是什麼自由民主？”
老作家皺著眉說：
“我怎麼跟他們解釋：民主的弱點就是它的優點？我怎麼解釋：自由就是更沉重的責任？”
英格推門進來，問：
“都弄好了，那弟弟穿過的哥哥的襪子需不需要洗？”
媽媽頭也不抬，一動不動，勉強讀完一個段落，才回頭，說：
“你自己決定好嗎？”
英格走出去。媽媽視線回到案前攤開的書頁，覺得精神渙散，很費力地才找到銜接的段落。
※ ※ ※ ※ ※
一個年輕的異議分子，一九八八年被東德政府驅逐出境，來到西德。
她說，在東德的制度下，政府和人民的關係就如同母子關係；人民像嬰兒一樣的不能離開母親獨立生存。人民失去了獨立作判斷和決定的能力。另外一個年輕人被西德政府用錢將他由東德監獄中“贖”出來。到了西方，一直無法適應，在一九八七年，他放了一把火將法蘭克福歌劇院給燒了。
※ ※ ※ ※ ※
英格把門開了個小fèng，訕訕地說：
“中午要做什麼吃的？”
媽媽不抬頭，不動，聲音從書本中悶悶地冒出來，聽起來像呻吟：
“你決定。只要有東西在桌上就行。”
※ ※ ※ ※ ※
四十年對人的一生是段漫長的歲月，更何況，東德人的四十年是段痛苦的歲月，可是四十年對國家而言，卻是短暫的一瞬……※ ※ ※ ※ ※
教堂鐘聲噹噹大作的時候，媽媽知道是中午了，幼稚園的孩子馬上就要回來午餐，奇怪，好久沒有英格的聲響。
她闔上書，悄悄下樓，帶著一種不祥的預感走到廚房，輕輕推開門。
寶寶坐在地上玩塑膠盤碗；冰箱的門像煮熟的蚌殼，大大地開著，白茫茫的冷氣直往外冒。
英格站立在冰箱前，一動不動。
聽見媽媽的腳步聲，她回過頭來，咬咬嘴唇，搖搖頭，說：
“我不知道該做哪一樣。東西太多了。”
媽媽站在那裡，看著英格，也像呆住了。白花花的冷氣不斷地蒙上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