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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肚子的女人嘰哩呱啦比手劃腳一番，卡碧聽得糊裡糊塗，打開車門，女人坐了進來。
“她說她帶我們去，反正她那邊也有車可搭……”
兩個人講希伯來語，聲音很大，話很多，表情豐富多變。
“她說她九月臨盆，是第三個了……”
“她說以色列要完蛋了！阿拉伯人殺猶太人，猶太人殺阿拉伯人。上星期放火燒阿拉伯人房子的猶太人是她的鄰居……”
“她問你們中國是不是也有種族問題？左轉還是直走？她問你們的小孩幾歲了？
你們是做什麼的？瑞士一定是個非常美麗的地方，她很嚮往……”
瑞士確實是個美麗的地方，可是那個美麗地方的人，絕對不會坐進陌生人的車子裡去為他們帶路。瑞士人或許會開車讓你跟著走一段，但他不會坐進你車裡；距離太近，人的氣味會令他坐立不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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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場到了。一個拖著長裙子的老婦人深深的彎下腰，撿拾地上的菜葉，一把把丟進身邊的竹簍。兩個荷槍的軍人站著聊天，他們捲起袖子，敞開胸口，露出濃密的毛髮揮身冒著熱汗。以台灣軍人的標準來看，以色列的軍人個個服裝不整、行為不檢……士兵抽著煙、坐在地上、歪靠在牆上，或者與女朋友摟抱依偎著過街，到處可見。而他們在戰場上的彪悍卻又舉世聞名。也許真正在作戰狀態中的軍人反而不會去重視表面上的服裝儀容吧！
士兵的對面，站著一個一身墨漆的猶太教徒：一頂黑色的高帽，一大把黑色的鬍鬚，及膝的黑色大衣下露出黑色的褲角、黑鞋。他正弓著腰，散發“福音”。
熙來攘往的人對“福音”卻沒什麼興趣，眼睛盯的是攤子上紅艷艷的水果蔬菜，賣萊的小販大多是以色列的“次等公民”——阿拉伯人。一個深膚大眼、十二三歲的男孩正在叫賣他的攤子——十隻嫩黃的小雞嘰嘰喳喳叫著。一個爸爸把十隻小雞裝在一個蛋糕盒子裡，旁邊的孩子興奮得手足無措。
賣西瓜的漢子高高舉著一片鮮紅的西瓜，大聲喊著：“不好吃包退！”幾個水果販子開始擊節歌唱，一個唱：“我家東西最新鮮”，另一個接著：“我家東西最便宜——”。一來一往，有唱也有和，市場裡響起一片明快的節奏，壓住了雞鴨的呱呱聲。
“以前他們唱得更起勁呢！”卡碧摸摸攤子上陳列的三角褲，一邊說：“可是有猶太人批評，說那麼大聲有失文雅，是不文明的表現，外國人會笑話……”
經過一條窄巷，穿著汗衫的老頭子從斑駁的窗口探出半個身子，對我揮揮手：
“喂，你們哪裡來的？荷蘭嗎？”
卡碧對我眨眨眼說：“他大概沒見過東方人：荷蘭大概是他所能想像最遠的地方了。”
“上來喝杯咖啡好不好？”老頭用力的招手。
我也對他招手，他破舊的窗口擺著一盆紅得發亮的天竺葵：“也請我的丈夫嗎？”
“你的丈夫不請！”他大聲的喊回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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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上十點了。住宅區的巷子裡還有追逐嘻戲的孩子，放縱的腳步，快樂的嘶喊。
公寓裡都亮著燈，電視的聲音從一家一家敞開的陽台衝到巷子裡來。頻道聲音大概不能不轉到極大，因為隔鄰的、對門的、樓上樓下的電視聲形成強大的聲網，不開極大就聽不見自己的電視。
“你覺得很吵嗎？”卡碧說：“哈，現在已經很好啦！我還小的時候，有電視的人不多，街坊有電視的人家就把電視放在陽台上，對街播送，大家看。不看不行，不聽更不行。幸好那時候只有一個頻道，家家都發出一樣的聲音。現在卻不成，你得壓過別人的聲音才聽得到自己的。”
不曉得從哪裡傳來歌聲，透過麥克風的擴大，像電流一樣一波一波傳來。
“吵死了，”卡碧的母親搖搖頭，“吵了三天三夜，好像是暑期什麼遊樂會的！”
從窗口望出，操場那頭似乎有萬人攢動，“你瞧，對面那棟公寓就是我兒子住的，可是從這到那，你相不相信，居然沒有路，建築商互推責任。我又半身不遂，到對門找兒子還得叫計程車來繞好大一圈，唉！真要命，談什麼效率喲！”
“我寫了封很生氣的信給特拉維夫市長，”卡碧背靠著窗外的“鐵窗”說話，“他倒是馬上就回了信，說下星期要親自來我家了解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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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張織毯真美。粗糙的紋理，似乎還講著沙漠與駱駝的故事。褐色的樹幹上織出鮮綠的葉子，葉子邊飛著彩色的鳥。在方舟中躲水災的諾亞會放出一隻鴿子，見銜著一枚葉子回來，遂知道水已經退了，讓萬物重生的泥土已經冒了出來。織這張毯子的人，是在回憶諾亞的故事嗎？
“五百塊美金，馬上賣給你！”留著小鬍子的店長很果斷地說。
我愛在耶路撒冷的小市場裡買一張諾亞的織毯，但是卡碧說過，講價是國民義務。
“一百塊！”我回價，作出果決的樣子，其實心很虛。
“一百塊？”小鬍子很痛心，很不可置信的撩起毯子，“這麼美麗的東西才值一百塊？”我也要心碎了，是啊，這麼美麗的東西，怎麼只值一百塊，但是我的腳在往外走。
“回來回來，拜託拜託，有話好商量嘛！別走別走——”
他扯著我的手臂往裡拖，行動敏捷的拉出另一張織毯，也有綠葉與鳥，但顏色比較暗淡。
“這一張賣給你，三百塊，只要區區三百塊！多給我一毛都不要。”
“那一張，一百塊！”我在簡化我的語言。在小說的技巧中，語句越短，表示一個人越果決。
“小姐，”小鬍子很痛苦的閉上眼睛，“你知不知道，織毯工人要吃麵包？他還有很多個小孩要吃麵包？我有五個小孩，我也要吃麵包。”
他眼睛一亮，伸出四個指頭，“四百？”
“一百五。”
“三百五？”
“一百五。”
“兩百，兩百就好了。真的，兩百我跟我的孩子就有麵包吃了。”
我嘆了一口氣，給了他一百八。扛著我的綠葉與鳥走出狹窄的市場，走進一條石板路，是名叫“耶穌”的那個猶太人曾經背著十字架、血滴在石板上的那條路。
黃昏的太陽把城牆的影子映在窄窄的路上，一個全身披著黑衣的老婦人坐在陰影中織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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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是機場。站在乾淨得發亮的地板上，人們禮貌地低聲細語。等候親友的人服裝整齊、姿態優雅的站著，不露出焦躁的神色，不擠到門口去。與別人保持相當的距離，以免彼此干擾。接到了親友，沒有人放任的狂喊。只是擁抱，低聲的問好，回到自己的車裡再大聲談話。
公路上車子稀少，井然有序，沒有任何喇叭聲、急剎車的尖銳聲。停車付費，全自動化，沒有找錯錢的可能。
轉進車庫時，我看見人行道上一條大狗，狗的主人正在彎身把地上的狗屎撿進手中的塑膠袋裡。
我又回到了瑞士。
在公園的花徑上相遇，瑞士人會與你禮貌地說“早”。在板凳的兩頭分別坐下，他會微笑地說：“今天天氣不錯呀！”你們可以每天在公園相遇，每天在板凳上說幾句話，但是他絕對不會開口請你到他家去。
他會親切的幫你把嬰兒車抬進公車裡，會把門撐著讓你進去，會把位子讓給你坐，但在同車的這一路上，他與你唯一會說的一句話，是“再見！”他不會問你來自哪裡、往哪裡去、住在何處、做什麼事。碰到一個非常多話的人，在說“再見”
之前他會說一聲“今天天氣真好。”
在信箱裡突然出現一張素雅的訃聞：何年何月何日葬禮在何處舉行，地址與我的一樣，—顯然是同一棟樓里的人，整棟樓也不過十戶人家。可是這死者是誰？我不認識。發訃聞給我的人，也不知道我是誰。在這美麗的公寓住了一年，鄰居之間唯一的溝通是樓梯間一聲匆促的“你好”，面容還沒看清楚，人，已經消失在門的後面。哪一家住了多少人？不知道，因為從來不曾聽過吵架、歡笑、電視、音樂、兒童的追逐聲、廚房的炒菜聲。整棟樓有侯門深似海的安靜。
在和氣、禮貌、優雅的“你好”後面，總是透著一絲涼氣，人與人之間凍著冰冷的距離。
於是我想起在士兵腿間玩躲貓貓的幼兒，對陌生人毫無間隔坐進車為我們帶路的女人，耶路撒冷那個為“孩子的麵包”努力而熱切地奮鬥的店主、菜市場中裸著流汗的胸膛擊節歌唱的攤販、比手劃腳臉紅脖子粗吵架的工人……人的聲音、人的憤怒、人的汗水、人的眼淚，像一個蓄滿了水的氣球，而有落地就要炸開的飽滿沉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