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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寫著自己的地址，麥克風的聲音蓋住了阿敏的聲音：“我們現在飛越漢堡，您的左前方是丹麥，有前方就是瑞典，此刻的高度是三萬公尺……”
“為什麼要離開西班牙呢？南方人不是比較溫情嗎？”想像中北國的瑞典應當是冰天雪地的，如何善待一個吃米飯的亞洲人呢？
“因為聽說瑞典比較容易謀生，你知道，”阿敏似乎在自言自語，說話給自己細聽，“我不能再用媽媽的錢。打仗打了這麼多年，吃的東西都快不夠了。她到黑市去買美金偷寄給我，要用宮價十二倍的價錢，她沒有錢。”
機艙里紅燈亮了，旅客熟稔地開始系安全帶，快要降落了。我心一動，問他：
“你說你在瑞典有伊朗朋友？他們會來機場接你嗎？”
阿敏瀟灑地攤開手說：“不會，他們不知道我要來。”
“那麼抵達瑞典時。已經是半夜十二點，你會去找他們嗎？機場進城還要四十分鐘路呢！”
阿敏沉默了，我也沉默著。
怎麼又是一個道德難題？反正我自己也要進城，為什麼不邀阿敏坐我的計程車？
他不會有錢住旅館的，我又何嘗不能為他付一個晚上的旅館費？他即便有錢，也該省下來應付往後艱難的歲月，在滿目瘡痍的德黑蘭城裡，還有一個他雙目失明的老母親——是的，我可以請他坐我的車，與我落宿同一家旅店，第二天清早，還可以請他吃一頓歐洲早餐，然後我去辦我的事，他去找他的朋友——“夫人，”空中小姐溫婉的聲音從后座傳來。“您剛剛買的鑽圈手錶要不要我們用禮盒包裝？”
可是，阿敏只是阿敏嗎？我想起手執機槍的守衛，還有那輛幽靈似的坦克車，他們在獵狩的，不就是躲在暗處的中東恐怖分子？我怎麼知道阿敏究竟是誰呢？
“當然了，”買了鑽表的女人說，“那是給我媳婦的見面禮，請你們包裝漂亮一點。”
飛機降落了，機輪碰觸瑞典的土地。窗外燈火輝煌，在沉沉的黑夜中顯得雍容華貴。又是一個沒有戰亂、國富民安的社會！
阿敏的側影清晰地顯在窗玻璃上，頂著一頭濃密蓬鬆的黑髮，他用手在揉眼睛。
我凝視著窗里的人，輕聲說：“我們一起走吧！”但只是對著窗里的人說。
阿敏已經起身拿下行李，把我的掛在我肩上。“我們一起走吧”那句話還讓我悶在嘴裡，說出來的，卻是，“又要檢查護照了！”
阿敏很勉強地笑了一下。出機門的行列開始移動，我默默安慰自己：沒關係，等過了海關，到了機場外面，我還可以決定要不要請他同行。我還有機會。
我們一前一後地踏進明亮的機場大廳，牆壁上掛著巨幅的廣告：“歐陸大飯店讓您享用精美的海陸大餐”，“我們給您十八世紀皇宮式的休憩情調”……一轉彎，一個高大的金髮男人擋在面前，用極熟練的手勢亮了一下他的證件，好整以暇地對阿敏說：“先生，請你給我看一下你的護照！”
還沒有回過神來，阿敏已經被兩個便衣警察一左一右地挾進了一個小房間。隔著玻璃門，他突然回身望著遠遠站著的我，揮揮手，無聲地說了“再見”。
人cháo從我身邊不耐地流過，我提著行李，遲鈍地凝望著那扇空空的玻璃門，那句想說未說的一句話還哽在喉里。
人的味道
倫敦機場，往以色列的航道前。一個男人擁吻著他同居的女友，隔著她隆起的肚子。他親愛的拍拍她腹部，說：“一路小心！”
通過檢查關口時，以色列的人員卻在這懷孕的婦人行裝里發現了一枚炸彈。
為了從猶太人的手裡爭回巴勒斯坦的土地，這個年輕的阿拉伯人願意讓自己的愛人，還有愛人腹中自己的骨肉，與飛機共同炸毀，達到“恐怖”救國的使命。
在搭乘以航之前，我們已有心理準備：機場的安全檢查大概會極端的嚴格繁複，要有耐心。
真正的檢查，卻出乎意料的平常，與到一般其他國家沒有兩樣。不同的是多了一道“面談”的過程，面對微笑的安全人員不厭其煩的旁敲側擊：為什麼去以色列？
那兒有沒有朋友？你的職業為何？到了以色列住哪？去哪？多久？
以色列的飛機、汽車、超級市場裡，經常有巴游恐怖分子埋伏的炸彈，造成生命的損失與心理的恐懼。在如此巨大的壓力之下，以色列當局很可以以“安全”為藉口，用各種手段嚴格管制人民的行動及旅客的進出。記得幾年前從台北飛往高雄，在台北登機之前排隊受檢，翻箱倒筐之外，連衣服口袋都要翻出來看，狀極狼狽。
以航雖然有“每一隻箱子裡都可能有個炸彈”的恐懼，卻以精密儀器和訓練有素的“面談”技巧來保住旅客的尊嚴。
候機室中，按捺不住的幼兒開始騷動起來。先是在椅子爬上爬下，接著在走道追來跑去，大聲的歡呼嘶喊。父母一旁看著，希望孩子們現在玩得筋疲力竭，在飛機裡面可以給大家安靜。
一轉眼，幾個孩子已經出了候機室，在警衛的腿間玩躲貓貓。全副武裝的警衛們微笑的看著幾個幼兒在檢查的儀器與“禁止出入”的牌子間跌跌撞撞。
“如果是瑞士人，早就破口大罵了！”隔座的人一口說出我心裡的話。中規中矩的瑞士人不可能容忍孩子“擾亂公共秩序”。在公車上，常看見瑞士老婦人皺著眉頭對年輕的母親說：“請你的孩子把腳從椅子上放下來！”當我正覺得后座牙牙學語的孩子稚語可愛的時候，有人很嚴肅的指責：“請你的孩子講話小聲點，不要吵人！”人行道上，小孩子興高采烈的奮力騎著腳踏車，路過的老人揮舞手臂，大聲喊著：“嘿！人行道是走路的，不可以騎車，到馬路上去騎！”
一個持槍的以色列士兵彎下身來，在胖嘟嘟的小女孩頭上親了一下。她正在扯他的褲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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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黑夜中走出特拉維夫的機場，一股騷動的氣息像浪cháo一樣撲過來。是什麼氣息與瑞士如此不同？椰樹的長葉在風裡婆婆。天氣熱，人的穿著就顯得隨便；穿著汗衫的男人腳上趿著涼鞋，著短褲的小孩赤著腳，女人的夏裝裸露著胳膊背脊。出口處人擠成一團，背貼背，伸長了脖子張望親友，一臉的盼望與焦躁。小孩子攀在欄杆上，有笑的，有哭的，有鑽來鑽去的。接到親友的人快樂的大聲喊叫，熱情的擁抱，擋住了後來湧出的人cháo；行李推車在人群里撞來撞去，小孩哭著叫媽媽……空氣里透著興奮、急切、不安。
來接我們的卡碧踢倒了一包垃圾，說：“真要命，垃圾工人罷工，全市都是垃圾，快要瘋了！可是市長說這次絕不跟工人妥協！我看他能撐到什麼時候！”
前面車裡的人正在笨拙的倒車，卡碧揮舞著手大叫：“喂！再倒就要撞上啦！”
話沒說完，已經“碰”一聲撞上。卡碧回頭說：“笨蛋！”
小卡車停在路上，我們的車過不去。卡碧伸出頭去，扯著喉嚨：“喂！老兄，你到底走不走？”
那位正在點菸的老兄慢條斯理的點菸、抽菸，卡碧按了按喇叭，卡車才慢慢讓了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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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已經付了兩百契可，你怎麼又算進去？”
旅館櫃檯前，花白頭髮的老人很生氣的對服務員說話。
“兩百契可？付給誰的？”服務員不為所動。
“一個女人。”
“誰？”
“我怎麼知道是誰。你們昨天是誰守櫃檯就是誰。你自己去問——”
“有沒有收據？沒有收據……”
我們拎著行李的手放鬆了，看樣子，這場爭執不是兩分鐘能結柬的事了。
清晨，還留戀著溫軟的枕頭，嘈雜的人聲越來越囂張，不得不起身。從四樓的窗口望出，濱海公路上已是車水馬龍，不耐煩的喇叭聲此起彼落。一群光著上身的工人分成兩個集團正在吵架，個個臉紅脖子粗、喉嚨大，可是沒有人動手。不久，來了一個警察，瘦弱而蒼白，像個斯文的書生，可是他三言兩語就勸散了群眾，不曉得說了什麼神奇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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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老是迷路。在特拉維夫，找不到往耶路撒冷的標誌；在耶路撒冷，又找不到往伯利罕的指標。指標往往忽隱忽現，在一個重要的十字路口突然不見了，由你去猜測，而猜測的路又往往是錯的。
“請問往耶路撒冷的公路入口在哪裡？”卡碧探頭出去，大聲的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