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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去散步。”三歲的小女孩很興奮地搶著說，臉頰紅通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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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坐落於蘇黎世北區“貓川”的幼兒園，是棟三層樓高的古典歐洲建築，四十年前就由當地的教會提供作幼兒園。四十個孩子分成三組，兩個月大到兩歲為一組，兩歲到三歲為一組，三歲到六歲為一組，分別占三個樓次。年齡較大，活動量較大的一群，當然放在底層，往院子裡沖的時候不需要下樓來，吵到別的幼兒。
“名單上雖然有四十個孩子，事實上每天只有三十個孩子同時在，因為有些孩子不是每天來的。”安琪說。她是“園長”，一個廿八歲、成熟、美麗的女性。
“我們有十二位幼教人員在照顧這三十個孩子，平均起來一人帶二點五個孩子。
而事實上的分配是，嬰兒組（○－二歲）比較需要照顧，所以有三個大人陪著四個小孩，而兒童組（三－六歲）就有三個人帶十五個孩子。”
這些幼教人員全是年輕的女性。在瑞士的學制里，初中畢業之後，必須先實習兩年才能進幼教學校。兩年的實習中，她必須在婦產科里照顧初生嬰兒，或者在有幼兒的家庭里打工，或者在幼兒園裡實地工作學習。有了兩年的實際經驗之後，而且年滿十八歲，她才可以開始就讀幼教學校，而所謂“就讀”，也不是中國人觀念中的成天地上課聽講作筆記考試等等，而是一星期四天的“實驗”——在與學校建教合作的幼兒園裡工作；一天上課，研讀幼兒心理及護理等等。兩年之後畢業，就成為正式的幼教人員。
瑞士最受尊崇的教育家卑斯塔婁契（Pestalozzi 一七四六－一八二七） 的口號是：“頭腦、心靈、手”；他的理論奠定了今日瑞士的教育方向。從他們幼教人員的訓練中看得出來，瑞士人對動“手”——實際經驗——的重視絕對不亞於他們對理論知識的吸收。事實上，讀十本有關幼兒的書是不是比得上與一個幼兒實地地朝夕相處呢？
“這些幼教人員都有基本的醫學常識，會量體溫、看臉色等等。”安琪一面說，一面接過一個孩子，開始為他換尿布。孩子“哇”一聲哭了。她遞過去一個鈴鐺讓孩子抓著玩。
每個星期一，特約醫師會到園裡來，樓上樓下走一遭，看看有沒有孩子發燒、咳嗽。平時，醫師與急診醫院的號碼就列在電話旁邊，以便隨時聯絡。每一層樓都有一個小小的醫療箱，裝著碘酒、紅藥水、紗布。
“孩子真生病的時候，”安琪說，“我們就請父母留他在家，要不然，他會傳染給其他的孩子。”
角落裡突然傳來一陣笑聲。一歲半金髮的姬若雙手環擁著一歲的華安，很親熱地接吻起來，兩個孩子顯然第一次發現這種好玩遊戲，旁邊的大人又樂得不可開支，姬若吻得很起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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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們的經濟情況怎麼樣？”
“每年都不夠！”安琪搖搖頭。
蘇黎世政府每年補助十七萬法郎克（約三百萬元台幣），孩子的父母也要繳錢；在這裡，瑞士的社會主義精神表露無遺。蘇黎世政府給幼兒園一個收費標準，薪水收入越低的家庭，繳費越低。月入不足兩千法郎克（約台幣二萬餘元，在瑞士算是很艱苦了）的家庭，送孩子到幼兒園的費用是一個月一百二十法郎克，而月入超過四千者，每月收費六百四十法郎克，是前者的五倍。貧富間的距離就由這些小措施來拉近。
“有這兩筆收入，我們還是入不敷出。”’
“那怎麼辦呢？”
“節省呀！譬如說，我們這兒有一個廚師，給孩子們做飯吃，有一個洗衣婦來洗衣服、消毒尿布；但是沒有清潔工，全樓上下都是幼教人員和我每天自己擦洗、整理。假日裡，我們也烤些蘋果餅，作些手工藝，在市集日賣出，賺點錢補貼。”
“你們對自己的薪水滿意嗎？”
“以前很低，所以大家工作士氣也低。”安琪手裡在編籃子，華安抱著一隻花花綠綠毛茸茸的大鳥隨著音樂在笨拙地旋轉。我看得分了心，沒聽見安琪說什麼。
“我說，”她重複著，“我們現在對薪水很滿意了。我是年資最深的，每月有三千五百法郎克，初初進來的幼教人員起薪是兩千四。”
“這個工資相對於你的付出，你覺得公平嗎？”我問她。我知道一個女秘書的月薪大約也是三干五百左右。
她點點頭，說：“我們每年還有四到五個星期的休假，不錯了。”
“男人可不可以當幼教人員？”
“可以是可以，幼教學校有少數男生，但是，”她思索了一下，“他們都不會變成幼教人員。”
“為什麼？”
“對男人而言，一個月兩三千塊根本不能養家，所以他們必須再進修，成為管理級人才，賺高一點的薪水。”
“那麼，安琪，你能不能告訴我，在瑞士，有哪一種‘男人’的工作是起薪兩千四的？”
安琪側著頭想了半天，一旁陪孩子畫畫的安妮也幫著想，半晌，兩個人都搖搖頭：
“沒有這麼低薪的男人工作——只有不懂德語的外國人可能拿這種薪水。”
瑞士，比西德更甚，是“外國人”嚮往的家園。瑞士人本身不太願意做的粗工，對於來自義大利、南斯拉夫、西班牙、土耳其的人卻是賺錢養家的美好機會，六百萬瑞士居民中有一百多萬是外國人，比例相當高。
但是幼教人員薪資低還反映了瑞士重男輕女的傳統價值觀。到目前為止，男女同工不同酬仍舊是個普遍的現象，尤其在工廠中。一方面，僱主認為男人氣力大，作粗工總是應該多得一點報酬；另一方面，男人仍是一家之主，必須負擔家計，撫養一家大小，所以薪資應該比女人高。
“換句話說，”我問安琪，“當僱主付給你兩千四的月薪時，他就已經算好這是一筆付給‘女人’的、不足以養家的錢，算定你既然是個女人，就必然有個男人可以依靠，這個男人會賺足夠的錢來養你，是不是這樣的呢？”
“對，可以這麼說。”
“那麼，這個制度豈不是在先天上就認定了女人是男人的依賴者？”
“沒錯，不公平也在這裡，”安妮抱著姬若過來說話，“譬如我的姊姊，離婚了，自己撫養兩個小孩。在工廠里做工的薪資就比做同樣工作的男人一個月少個五百塊，事實上她不但沒有男人可以依靠，兩個孩子還要依靠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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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妮把孩子放下時，我注意到她圓滿的肚子。
“生產之後，還繼續工作嗎？”我問她。
“不了，母親是孩子最好的照顧，我出來工作，孩子就失去了最完美的成長環境，我就對不起他。”
“所以你不願自己的孩子上幼兒園？”
安妮搖搖頭，安琪也說：“再好的幼兒園也趕不上自己母親的腳邊。在這裡，我非常希望為孩子們製造‘家’的氣氛，譬如說，建立一對一的關係，摟著一個孩子在角落裡好好陪他看一本書、講一個故事、教他唱一支歌。可是做不到，因為別的孩子會跑過來拉你、搶你——越是身為幼教人員，越是深刻地體會，母親是不可取代的。”
貓川幼兒園的工作人員全是二十歲出頭的年輕女性。她們對自己的未來非常的清楚：工作三五年之後，與一個心愛的人結婚，生一個心愛的孩子。然後辭去工作，一心一意地扶持丈夫、照顧孩子。蘇黎世街頭到處都是年輕的母親推著兒車曬太陽的鏡頭。
“孩子稍大一點之後，如果想再回頭工作，還會有機會嗎？”
“機會不大。”安琪已經編完了一個籃子，被華安用肥肥的小手撈了過去。
從此成為“家庭主婦”，她們似乎也不覺得有什麼可惜。“一個家庭，需要一個專職的母親。”就這麼簡單：流行時尚所講究的，是個人才智的登峰造極，是以個人理想為終點的追求。貓川這幾位幼教人員卻似乎一點都不受流行時尚影響——家庭，仍舊是女人的義務，也是她特有的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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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機構管不管你們？”
“管？”安琪似乎不太能理解這個詞的意思。
“我是說，監管幼兒園的品質。在美國，有些私立的養老院，老人在裡頭餓死了好久都沒有人知道。在瑞士，這樣的事情可不可能發生？幼兒園的品質由什麼來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