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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碰面很好。等我學期結束之後,我就有時間了。應該在三月吧!”

  打電話的時候是十月,距離三月還有半年!這瑞士人是怎麼回事?

  最喜歡取笑瑞士人的一個朋友為了釋謎,告訴我一個瑞士人的故事:

  有一對住在山裡的瑞士夫婦生了個兒子,健康活潑,就是沉默寡言,到了四足歲還不曾說過一個字。

  父母等呀等的,開始有點焦急了。有一天早上,作媽媽的給兒子倒了杯牛奶,兒子呷了一口,撇了嘴說:“這奶酸了。”

  媽媽大吃一驚,手裡的盤子摔破在地上。她奔過去抱著兒子,滿面喜悅的淚水,說:

  “孩子,你原來會說話呀!為什麼這些年來競不說話呢?”

  兒子大不以為然地回答:“到今早為止,牛奶都還可以嘛!”

  朋友說:“這個故事的教訓是:瑞士人是極遲鈍的,要以絕對耐心對待。”

  過了半年,勝雅里和我約定在“遲遲咖啡屋”會面。

  這個小小的咖啡屋大概總共只有五張桌子,前門觀後門。特別選這個小地方,為的是方便勝雅里認出我來;自然應該由他來認出我,既然我是突出的少數民族。

  我准十點到達,坐下,左邊坐著兩個女人,右邊坐著一個高大的金髮男人,各人喝著各人的咖啡。五分鐘過去了,十分鐘過去了,十五分鐘眼看要過去了,隔座的男人突然禮貌地說:“請問您是不是——”

  啊!我當然就是!在東方人極少極少的蘇黎世城裡,在約好的時間十點整,在約好的地方“遲遲咖啡屋”,會同時有兩個東方女子踏進門來嗎?那是何等微小的概率。您居然等了十五分鐘才相認?

  我們肩並肩地靜坐了十五分鐘!

  愉快地談了一個小時之後,我說:

  “幾時您應該到我們家來吃個晚飯——”

  話沒說完我就後悔了,果不其然,瑞士先生慢條斯理地打開記事本子,慢慢地說:

  “讓我瞧瞧——對,明年七月的時候我應該可以吃晚飯……”

  七月,那個時候,地球是否還運轉著、太陽是否仍舊由東邊升起,我都不能確定呢!

  我由衷地羨慕起篤定的瑞士人來。

  人道難為

  4月5日,瑞士全民投票表決政府是否應設法阻擋太多的難民湧入瑞士。

  百分之六十五的人投贊成票,反對者卻大聲指責瑞士違背了立國的人道精神。

  1956年, 匈牙利爆發革命,成千上萬的匈牙利人逃亡國外;瑞士收留了16000人。1968年,捷克發生動亂,瑞士接納了114000名逃難的捷克人。1975年,越南淪陷,上萬難民——大多是中國人,漂流海上。美國只收年輕力壯、具生產力的難民,瑞士卻特別容納孤寡殘障,歡迎近9000名難民到瑞士定居。

  1986年,來自非洲查德的穆兀瑞在瑞士要求政治庇護,被政府拒絕,他的瑞士鄰居,共10個人,與穆兀瑞一起絕食抗議,要求政府改變主意。

  以紅十字組織馳名世界的瑞士,一般以自己的人道主義為榮。多年來不斷地接納難民,比較貧困的鄰國百姓又不斷地滲透進來打工賺錢,今天的瑞士已經有百分之—卜五的人口是外國人,也就是說,在六百萬瑞士人中,每六人就有一個外國人。

  在蘇黎世坐一趟電車,隨時可以聽見各國的語言。

  瑞士是個極小的國家,又極度缺乏自然資源,整個國家的財富主要依賴觀光、精密工業,以及銀行業,換句話說,大多是腦力的經營。眼看著外國人越來越多,瑞士人心裡的不安全感也越來越深。這種想保護自己的不安全感與傳統中的人道主義形成一個兩難的矛盾。這個矛盾就在執法中表現出來。1980年以來,有五千名來自錫蘭的Tamil申請庇護。 六年以來,政府只處理了將近2500個案子,而真正獲得政治庇護的,不到100人。

  去年夏天,國會通過了一個新的難民法案,給予政府權力在必要時阻止任何難民進入瑞士國境,同時把考核難民身份的職權下放給地方政府。這個法案立即引起社會的注意。反對人士很快地訴諾行動。在瑞士,任何政府的決定人民都有否決權。

  短短的幾個月中,反對人士收集了六千個簽名,要求對新法案由全民投票表決。

  4月5日是投票日。投票前,掌管難民部門的官員預測說:“可能會是五十五對四十五之比,贊成限制外人入境。”結果卻出乎意料:百分之六十五以上的人肯定新法案,而且投票率是百分之四十二,比一般要高,顯示瑞士人對“外人入侵”這個問題有高度的關切。

  這樣一面倒的投票結果,明白地表現了瑞士人對外人不歡迎的態度,這種態度當然其來有自。

  一方面,瑞士人覺得外國難民坐享其成是不公平的。“我們的政府,用納稅人的錢, 輔助難民, 供吃供住不說,還加零用金,”一個投贊成票的蘇黎世人說,“但是瑞士自己的窮人——瑞士不是沒有窮人,住在山裡養牛的那些農人,生活很清苦的。他們辛辛苦苦從早做到晚就賺那麼一點點錢,跑來瑞士的難民不必工作就有我們的政府養他們——這當然不公平。”

  當瑞士人發覺來自錫蘭的難民把瑞士發給的福利金寄回錫蘭給親人時, 這種“不公平”感就更深了。“用我們辛苦賺來的血汗錢,養他一村子的親戚?”一個花店老闆很不高興地說。

  文化差異也往往造成衝突。一個去投票的家庭主婦抱怨著說:“你看我們樓下的南斯拉夫人,一家人到半夜十二點還嘩啦嘩啦地製造噪音,小孩子蹦來蹦去,他們燒的菜也有個奇怪的味道,有時候從早上八點就開始燒萊,好幾個小時整棟公寓氣味瀰漫,窗子關了都擋不住那個奇怪的氣味。”

  有潔癖、愛安靜、中規中矩的瑞士人如何與愛熱鬧、講人情、散漫不羈的南歐人和平相處?文化的差距造成溝通的困難,缺乏溝通了解,憎惡猜忌油然而生。國會之所以在此時制定新法案,也無非是看準了瑞士百姓的排外情緒,投選民所好而制。

  然而反對的聲浪卻也很大。瑞士四大黨之一的社會民主黨、天主教及基督教組織、慈善機構,以及國際人權組織等等,一直在設法抵制新法令的通過。甚至有一個瑞士人組成的地下組織,取名“庇護所”,冒著犯法的危險專門收容即將被驅逐出境的難民。這些組織指責瑞士人違反了人道精神,“自私”、“排外”。他們指出,瑞士人排外表面上是經濟理由,骨子裡其實是對有色人種的歧視。早期的難民之所以獲得收容,是因為他們大部分來自南歐,仍屬白種人。現在湧進的乃是亞洲人及非洲人,膚色較深,所以受到排斥。一些專欄評論者認為今年四月五日的反難民投票結果與去年瑞士人全民投票反對瑞士加入聯合國有相同的涵義:瑞士人有自我中心、自我封閉的心態。

  這些主張寬容難民的組織,雖然顯然只占少數,卻也能發揮相當大的影響力。

  四千多錫蘭難民就是由於這些組織的堅持而得以躲避了被遞解出境的命運,暫時留在瑞士境內。加入違法的“庇護所”組織的老百姓高達九千餘人。與穆兀瑞一起絕食抗議的瑞士人戲劇性地代表了與瑞士“恐外”心理相反的聲音。

  瑞士所面臨的是一個沒有標準答案的兩難。1859年,當歐洲、美洲、亞洲仍舊在進行人與人之間的屠殺時,小小的瑞士已經組織了紅十字會,超越種族、超越國籍、超越文化的,救濟全世界受難的人——只要他是“人”,而且在難中,都是援助的對象。這麼一個崇高的理想,並且付諸實際行動,使瑞士的國旗(紅底,白十字:是紅十字會旗的反映)成為人道精神的象徵。許多瑞士人因此堅持對難民敞開大門。然而,現實是冷酷的。70年代,每年大約有1000名難民進入瑞士,在1986年,這個數目變成8546人。 而今年,平均每個月就有1000人申請庇護。21000多個案件仍舊在等待之中。湧入的第三世界難民之中,有的確實受到政治迫害,一旦遞解回國,馬上有生命危險。有的,卻只是受貧苦所驅,希望在瑞士謀取較好的物質條件。

  真正的政治難民與只是“找出路”的難民如何區分?而小如麻雀的瑞士又如何能吸收一天比一天多的難民?

  主管難民事務的官員嘆息著說:“我們解決不了第三世界的問題!”人道精神?

  還是自我庇護?在第三世界是生死存亡的問題,在瑞士,卻是個道義問題;後者,並不比前者簡單。

  貓川幼兒園

  一場細細的春雨,把隔宿的雪都溶掉了,空氣里透著熏熏的早春氣息。在幼兒園門口,三個大人牽著六個小孩,一人牽兩個,手握得緊緊的,正從院子裡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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