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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言人如果明知自己在傳播謊言，而不掛冠求去，那麼他就成為有罪的欺騙者，因為他容忍謊言；而容忍，就是製造。
里根為了打擊卡扎菲，編造了一些假的新聞，由白宮發言人對世界宣布。謊言揭穿之後，國務卿的助理髮言人Bernard Kalb面對滿室新聞記者，當場辭職。“當工作與良知相牴觸時，”六十四歲的Kalb說，“我只能選擇其中之一。”
選擇了良知的發言人，顯然拒絕作一枚隨著機器運轉的螺絲釘。相當能代表十九世紀美國浪漫思想的梭羅，對渺小的個人有著更高的要求。一八四六年，美國與墨西哥打仗，當一個美國士兵把刺刀戳進墨西哥士兵胸膛的時候，他很可以說：對不起了，但我只是奉命行事；是我的政府貪圖你的土地，挑起戰事，造成你的枉死，但殺你實在不是我個人的責任。
梭羅沒有任何政治力量來對抗政府已作的決定，但是，他顯然覺得個人對一場不講公理的戰爭有負責的必要，他選擇了拒絕繳稅，表示拒絕作一枚被動的螺絲釘。
對一個揮舞著刀、衝進墨西哥領土的美國士兵，梭羅等於在說：世界上沒有“奉命行事”這回事。當工作任務與個人良知衝突的時候，你或者選擇良知，即刻辭職退伍，後果也許是餓死；或者接受命令執行任務，那麼你就是個兇手，沒有自欺的餘地。不管選擇是什麼，責任都在於個人。
當然，天真而浪漫的梭羅說，如果每個人都有高度自覺，拒絕作個不負責任的螺絲釘，那麼那場不講公理的仗也就打不成了。巨大的悲劇之所以發生，都只因為個人沒有認清人的自主權，隨波逐流，而流至不可控制的災難。
沒有任何人能以“奉命行事”作為無罪的藉口，因為人唯一所該奉的“命”是自己的良知。
猶太人天羅地網，萬里尋仇的狂熱行為就可以有兩種解釋：一是“以牙還牙，以眼還眼”的實踐；第二，就是猶太人也深信人可以，而且必須完全為自己的行為負責。實際策劃消滅猶太人的將領固然要血債血還，只是執行命令的軍官也難逃其咎；受僱於納粹的秘書、技工、管理員，更是幫凶。二十來歲的老麥，沒受過太多教育，作為一個管理員，他每天的雜務之一，或許就是打開煤氣開關，一板一眼把上司交待下來的工作做好。你可以說他是個奉公守法、克盡職守的工人。可是，他打開煤氣的那個小工作，達成的效果是一屋子慘死的老弱婦孺；換句話說，老麥是個奉公守法的劊子手。猶太人在四十年後要制裁他，等於是制裁他缺乏自覺，不曾作一個拒絕奉命的小子。上了賊船，為什麼不跳海離開？不跳海，就是賊。
“不跳海，就是賊”的賞罰原則對人有高度的道德要求。首先，它要求一個人上了“賊船”要認得出這是艘“賊船”；也就是說，人要有“眾人皆醉我獨醒”的洞悉是非真偽的智慧；其次，它要求人有“跳船”的勇氣。認清賊船之後，即使不能英勇地把掌舵的暗殺了，或者放火燒船起義，至少要拒絕同流合行，毅然決然地跳船。
經過兩次大戰的現代人，其實一直在努力地維持清醒。他一次又一次地受到操縱與矇騙，一次又一次被帶到毀滅邊緣。所以，已經有人開始睜開眼睛檢視船行的方向。西方的反核戰運動就是一種自覺運動，一向被動的人反過來希望主動地決定自己的未來，不讓所謂“領導人”或狂熱的群眾牽著鼻子走。台灣近年來開始蓬勃的民主運動與反污染熱cháo，也代表一種覺醒與反抗，人試圖塑造自己的命運，如果缺少這種覺醒與反抗，人恐怕早就在自己的愚昧中滅頂了。
然而，洞悉是非真偽的智慧，獨善其身的果敢——究竟多少圓顱方趾的人有這兩樣條件？明辨真偽往往不只是智慧的問題；一個智慧極高的人可能生長在一個極權制度中，資訊受到封鎖，教育受到歪曲與控制，神話、謊言作為洗腦的材料，從生到死他根本沒有洞悉真偽的機會。透過統一編制的教科書、控制嚴格的報紙與電視、宣傳標語、威嚇利誘的手段，一個政府可以塑造人民的思想，像搓泥人一樣，玩於股掌之間。在中國文革的狂熱中，在德國希特勒的民族主義熱浪中，在日本軍國主義的大趨勢中，人人都是泥人，你要泥人怎麼樣跳出塑泥的大手掌去辨別客觀的真偽呢？確實有些人，在舉國歡呼：“嗨，希特勒”的時候，清楚地冷眼洞悉隱藏在愛國狂熱背後的危機，目擊是非價值的顛倒，棄德國而去。這些人，畢竟是少數中的少數。大多數的人，即使動了疑心，也沒有能力作獨立的判斷。一個當過紅衛兵的人告訴我：“當時我們衝進教室把老師拖出來打得鼻青眼腫，逼他下跪，我心裡覺得好像有點不對，可是大家都這麼做，一副理所當然的樣子，所以我也定了心，放心地去打。”人云亦云是人的常態，自我覺醒、反抗cháo流，是人對自己較高的道德期許，一種理想的追求。
我想，老麥的逮捕之所以令我不安，是因為我發覺猶太人其實把覺醒與反抗這種高度的道德期許，當作審判人之有罪或無罪的基本條件。有誰經得起這樣的審判呢？譬如說，仁民愛物是一種道德理想，我們希望每個人都能努力以赴，可是，你不能因為一個人做不到仁民愛物的標準而判他十年徒刑；仁民愛物是一個道德的上限，必須當他碰到下限——譬如殺人——的時候，你才能懲罰他。誤上了賊船的人，我們希望他有所覺醒，在“工作與良知”之間毅然有所抉擇，跳海也在所不惜，但這又是一個道德的期許，不是判罪的標準。把上限的道德期許拿來作為判罪懲處的下限標準，豈不失之太苛乎？人，沒有那麼乾淨吧？
今天，如果發生了核子大戰，五十年後，萬一有人要追究責任，那麼今日受僱於核廠的守衛該不該判刑呢？現在正在讀核子研究所，即將成為工程師的學生該不該判刑呢？在國防部處理文書的打字小姐該不該受審呢？負責修護核廠的工人該不該受審呢？明明知道核戰的危機卻不曾參加過反核運動的我，該不該被逮捕呢？如果答案都是肯定的，那世上沒有無罪的人；如果答案是否定的，那麼為什麼年近七十歲的老麥要面對審判？
德國人對猶太人的殘酷暴行不應該只是猶太人的事，就好像日本人對中國人的殘虐不能夠只是中國人的事。“地球村”里的人要依賴彼此的正義感來綿延生命。
我們教導下一代，也期勉這一代，要時時覺醒暴力的存在，訴諸良知；但是在人普遍的做到這一步之前（或許他永遠做不到），懲罰做不到的少數人，這是不公正的報仇行為。經歷過二次大戰那樣悲慘的教訓，人所學到的不該只是報仇而已吧？！
我問一個德國大學教師：“德國人對獵捕納粹的事沒有討論嗎？沒有意見嗎？”
他沉吟了一下，說：“老一代的，心裡覺得罪孽深重，在猶太人面前抬不起頭來，所以沉默。年輕一代的，漸漸開始想反抗這種沉默的罪惡感，他們覺得那個時候還沒出生，為什麼我要覺得有罪？但是，還是沒有什麼公開的討論，再過幾年大概會有一種新的檢討跟反應吧？：“
懷著罪惡感與羞恥心的德國人，把他們犯罪的痕跡像博物館一樣保存起來。在有名的集中營“大壕”（Da插u）里，鐵絲網、煤氣房、監牢，猙獰地立著，一如恐怖的往昔。德軍用赤裸裸的猶太人作實驗品的照片，一張張為人的獸性作見證，德國人是希望不要忘記自己的醜陋而重蹈覆撤。對血淋淋的歷史，西方人的口號是：
可以原諒，不可以遺忘。猶太人不只沒有遺忘，似乎也無心原諒。
中國人呢？
思想欄杆
耶魯大學換了校長。新校長在就職演說中對政府提出警告：執政者不能夠把自己看作民眾的思想保姆，認為民眾是嬰兒，需要思想的餵哺、灌輸。校園中思想的自由獨立尤其不可以侵犯……
在一個自詡為民主自由堡壘的國度里，它的知識分子為什麼還有必要說這樣的話？
在耶魯校長演講的同時，一個叫瑪格麗特·蘭道的女作家正在與美國政府打官司。原來是美國籍的蘭道放棄美國國籍，變成墨西哥公民。美國政府要將她驅逐出境。檢察官的起訴書指控蘭道“說謊”：蘭道的文章說卡斯楚是個“英明”的領袖，說南美的共黨是“英雄”……這些言論與美國總統對局勢的解釋相反。總統的說法是“事實”，與“事實”相反的言論就是混淆視聽的謊言……顯然美國的言論自由也是圍了欄杆的自由。欄杆所圈的範圍或許比許多國家大一點，但是思想的欄杆還是存在，保護圈裡的嬰兒，怕他爬出來。耶魯校長顯然不怎麼喜歡這些欄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