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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胡適之嗎？、還是蔣夢麟？胡適之的文章我們學校也沒有在公布欄里張貼過！”事實上我兒子為這件事，還死心眼兒地到學校多處公布欄去找。公布欄里除了有人邀約寒假到合歡山去賞雪的啟事，還有就是交換郵票的，尋找遺失的雨傘？ .就是沒有看到“龍應台”三個字。他問同學，同學反問他“龍應台是個什麼人？是美麗的模特兒嗎？為什麼你要找她？”龍應台這種推銷術，在影劇界叫做“穿梆”！
“穿梆”的文字還不止於此，在短短不到兩千字的“廣告文”當中，曾經一再出現。
龍應台又說：“寫《野火集》更有快樂的時候，當大學生來信說他們如何在宿舍里爭辯野火”所引發的問題，當扶輪社的成功生意人說他們如何把一篇篇文章散發出去，當一小時賺廿元的女工，自稱沒什麼學問的家庭主婦，為人洗油煙機的水電工，來信說他如何開始觀察這個社會，思索從來沒想到過的現象？ .”這一段文字最妙的是“一小時賺廿元的女工，和洗油煙機的水電工”。真是神來之筆，看起來跟真的一樣，其實龍應台是洋水喝多了，她不曉得論時計工資是美國人搞法，而水電工也不兼洗油煙機。自己編情節捧自己是“社會啟蒙大師”，大有“我龍應台不出，奈蒼生何”！只可惜她寫小說編情節的功力還不夠，“穿梆”之後，突然教人覺得肉麻復可笑！
寫文章的人，都覺得自己的文章好，這是無可厚非的“自慰”！不過。
還是那句話，如果過分，那就牽涉到人格的問題了！
龍應台在“中時”寫文章，篇篇都是醜化我們台灣，醜化我們中國人，（據說她有一本外國護照，就如同昨天本報副刊余懷麟先生所說，她雖然是黑頭髮、黃皮膚、塌鼻子，不見得就是中國人！）以一點概全般，醜化我們的社會，而且鼓煽大學生“鬧事”，唯恐天下不亂，唯恐我們一千九百萬台灣同胞能繼續過好日子，這種人寫這種文章，如果說還有人捧著當聖經讀，這個社會還有什麼是非？事實上，龍應台忽略了這最重要的一點，我們是一個有是非、有正義、有真理的社會，就憑著這一點，我們能昂首闊步地向前邁進；否則，要是像龍應台說的那樣，恐怕我們早就跳海了，也就沒有目前這樣自由民主開放的社會讓龍應台在這裡亂開黃腔了！
我們要警告龍應合，不要自不量力想要在台灣復興基地“傳遞這把火”，絕大多數善良沉默的大眾，都願意過安定和樂的日子，不願意有人來破壞，過去曾經有不少比龍應台“功夫深”的人，也曾經想搞點“野火”，想要燒掉台灣安定的社會。最後都遭受社會大眾的唾棄了，又都嘗到了苦頭！前事之鑑，是不能漠視的！
據說龍應台從小學到大學都是在台灣讀的，到國外接受更高的教育之後，回到台灣，應該回報社會，這是知識分子起碼的良知。如今反其道而行，用尖酸刻薄，極富煽動的文字，想要挑起社會大眾的激情，不是一個有良知的知識分子所應該做的！除非她是別有用心！我們相信她還不致於！
原載一九八五年十二月十七日《青年日報》
誰來點燃野火
— —從阿多諾的省思到龍應台的野火張旺台我是一個想做平民知識分子的人，然而，在這一篇文章個用了一些菁英知識人的理論內容，這樣取用多了違背了一些我個人的原則，也使讀者初看時覺得生硬。
不過，請大家（特別是讀過龍應台《野火集》的讀者）耐心點，因為，阿多諾的思想和龍應台的野火好像是可以連在一起的。
阿多諾其人阿多諾（TheodorWiesengrundAdorno1903 樂理論家。著名的“法蘭克福學派”的創始人之一。當代知識界已承認或已肯定了，他是二次世界大戰以後西方知識界的主要啟蒙者。
阿多諾大學時在JohannWolfgangGoetheUniversity 接受音樂與哲學的雙科教育。
二十八歲時，進入法蘭克福大學任教。三十一歲，因為猶太人受到納粹的壓迫，因而離開德國。
而後講授哲學於英國牛津大學（一九三五——一九三八），教音樂於美國普林斯頓（一九三八——一九四一），教社會哲學於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一九四一——一九四八）。最後，他又回到法蘭克福大學執教，直到逝世。
阿多諾前半生的研究較著重在美學方面，這多半與他個人對音樂的深厚素養有關係，他同時代的傑出思想家如布萊希特、盧卡契、班傑明均各擅勝場，在三十年代著名的“現代主義與寫實主義論戰”里，互不相讓，各顯神通。在藝術哲學方面， 阿多諾曾寫“ 新音樂之哲學”
（DiePhilosophiedernevenMusik1949 樂理論研究的重要經典之作。
一九五六年，阿多諾回到法蘭克福。此時，他已是聲譽卓著的大儒，在優渥的學園裡，得以專心從事立言的研究工作。與他同時代的班傑明早逝。
布萊希特組成“柏林劇團”，在東德專事戲劇工作，亦於該年辭世。盧卡契則投入匈牙利的抗蘇（反史達林主義）運動中，言論受到蘇共官方文化打手猛烈攻擊，並被開除黨籍，流亡出國。所以，到了冷戰的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初期，二十世紀早期歐洲的一代有代表性的知識分子，諸人中只剩下阿多諾有條件清靜地為德語系統的文藝思想做繼續的反省工作。
五十年代在戰後的歐美，出現了一個空前未有快速發展的“大眾文化”。
大眾文化成為阿多諾後期思考的主要對象。
基本上，大眾文化並不是早期放任自由時代資本主義的產品。它是今日極度壟斷資本主義時代，糅合了集體主義（totalitarianism）和法西斯主義的產品。這個產品的本質是集體主義和法西斯主義。然而，它的表象卻正好相反，是個人主義和自由主義、或者是說借著個人滿足與自由表象來完成集體控制的事實。這一切，在三十年前就已被阿多諾看得清清楚楚了。
阿多諾對大眾文化的看法“大眾文化”（MassCulture）的出現，始於二十世紀初期，在德、日、意等國是伴隨著法西斯主義有意證的操縱媒體（電影、報紙、收音機、機關刊物）。在英、美、法等國是隨著經過自由競爭而出現的言論托辣斯集團，依自己公司利益在操縱媒體（看過電影《大國民》
吧？報團、無線電公司、通訊社）。這個現象，到了二次大戰以後，更形發達，形成了空前未有之龐大的普及文化——從文明人類生活一切可能接觸到的細節著手。普及文化的出現，建立在二個實際的物質基礎上：12 在“文化工業的再省思”（CulturelndustryReconsidered）一文中，阿多諾認為：
古典的上流社會文化，嚮往一個日常生活之上的更美好世界，可以靠個人修養去實現的。
但放任時代資本主義的“內心自由”，到了壟斷資本主義時代，則受操縱性的普及文化所侵蝕。在阿多諾及法蘭克福學派次級思想家霍克海默眼中，冷戰時代的東西兩大集團，同樣是極權性的，要不為制度所舌噬，唯有靠自己。在極權社會裡，普及文化及現代媒介，不論是流行音樂、小說或電影，功能是操縱群眾。阿多諾稱之為“文化工業”，因為普及文化一詞仍假設文化是從群眾中來的，但其實先進科技社會，文化工業是由上而下的操縱群眾意識。先進科技社會如一極權整體，能控制每一範疇，由文化至經濟皆不放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