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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火”只有一個簡單的要求：撕掉蒙眼布。對“野火”狂熱的反響或許也就傳達了那麼一個簡單但迫切、堅決的訊息：我們不要蒙眼布！讓子女、學生、人民，都用自己的眼睛去看，自己的頭腦去想。
在野之聲“野火”暢銷的主因固然是它反對權威、批判現狀的立場，但是為什麼比它更激烈、更叛逆的刊物，譬如一些黨外雜誌，卻得不到小圈圈以外的迴響？其中人為的因素當然很重要，譬如查禁的問題；最主要的因素卻在於這些雜誌本身的限制。一方面，歌頌權威、膜拜現狀的書籍刊物對厭倦蒙眼布的人缺少吸引力，因為它的出發點與目的地都是一種意識形態。
另一方面，一些黨外刊物，雖然標榜批判，卻無法把讀者完全爭取過去，因為它往往也是以一個特定的意識形態為出發點，以某個政治結構為目的地；不同的意識形態，不同的政治目的，但是反宣傳可以變成宣傳，反教條可以變成教條。如果沒有較開闊的胸襟，較長遠的眼光以及對理性的堅持，蒙眼布換了顏色還是蒙眼布！而吃了蘋果的亞當所急切、不耐、引頸盼望的，不只是換一塊蒙眼布！
我們不能沒有黨外刊物，因為它是一個制衡的聲音。從“野火”的現象看來，我們更急迫地需要第三種聲音，一個不以單一意識形態出發、沒有政治野火、真實而純粹的“在野”之聲。這個聲音通常由關心社會的知識分子所發，可是在今天的台灣，這個聲音，不是沒有，但微弱喑啞。知識分子或者受制於強權而不敢作聲，或者屈服於作官的私慾而婉轉歌唱，或者受挫於嘗試的失敗而灰心隱退；仍舊在努力中的，只能支支吾吾、避重就輕，貌似前進的《野火集》並不例外；或者倒過來說，“野火”這麼一本鼓吹最基本的民主觀念的書都能引起這麼大的震撼，不是“野火”前進，而是這個社會落後；不是“野火”的聲音特別清越，而是這個社會根本缺乏嘹亮的在野之聲。
山中無老虎，猴子稱霸王。聲勢浩大的“野火”其實只是一隻猴子；台灣需要的，是真正老虎的吼聲，許多老虎的吼聲。
喜鵲？烏鴉因為在粉飾、教條、自我吹噓、自我慰藉的“醬缸”里泡了幾十年，我才在極端不耐中開始寫“野火”，但是立即招來質問：為什麼只寫壞的？光明面為什麼不寫？人民很勤奮呀，政府很努力呀，社會很安定呀！為什麼一面倒？是“別有用心”嗎？不錯，我是“別有用心”，像個病理學家一樣的別有用心。病理學家把帶菌的切片在顯微鏡下分析、研究，然後告訴你這半個肺如何如何的腐爛；你不會說：“奇怪，怎麼只談我壞的半邊肺？怎麼不夸——夸那好的一半？”那麼，為什麼要求社會病理家談“光明面”呢？再說，歌頌勤奮的人民、努力的政府、安定的社會的人還不夠多嗎？何必還需要我也加入？你有影響力呀！讀者相信你。
這話說得何其天真。如果“野火”的作者有所謂的影響力，那純粹是因為他像只烏鴉一樣不說悅耳的話；他怎麼可能在贏得“讀者相信”之後轉而加入喜鵲的行列？一個社會本來就該有許多不同的聲音，傳達不同的訊息；烏鴉和喜鵲各有所司。但是，如果報喜不報憂的喜鵲覺得自己缺乏信服力，它就必須改變作風，開始說實話，而不是要求有“影響力”的烏鴉換套羽毛，唱喜鵲的歌。
也有人擔心地說：“野火”暴露出那麼多台灣的缺點，被敵人拿去作宣傳怎麼辦？不怎麼辦！只有頭腦簡單的人才不知道自我批評是一種自省自新的能力。當西德的布朗德與美國的尼克森鬧出舉世皆知的醜聞時，兩國人追究到底的態度贏得的是尊敬，不是輕視，我們的報紙喜歡興高采烈地報導大陸報紙所揭露的壞事，作為“你看他們多糟糕”的宣傳，而事實上，中共愈是容許醜事的揭發，批評的公布，愈表示他們觀念的進步，也就愈值得我們思考。
把自己的弱點暴露出來檢討，是優點，不是缺點。“野火”不需要描寫台灣社會的光明面，因為，我相信，“野火”的存在本身就是一個光明面的表現；表現台灣的制度能容忍批評，台灣的人民能自我反省；這是個有更新能力的社會。
讓別人拿《野火集》去作宣傳吧！
上一代，這一代，下一代對這本書的兩極反應是另一個值得深思的現象。一方面，許多老師以它作教科書外的教科書，鼓勵學生討論並且寫讀後感；另一方面，有學生來信：“我們教官不准我們讀你的書，說龍應台污染青年人思想？ .”一方面：某些工商機構成百地訂書，送給員工閱讀；另一方面，有些特定的團體將“野火”明文列為禁書。許多讀者讚美作者為“真正愛民愛鄉、有良心的知識分子”，卻也有人說他是共匪。
白紙黑字一本書，為什麼出現兩種水火不容的讀法？就讀者來信分析，對“野火”存恐懼之心的以年紀較長、度過軍旅生活的人較多，支持“野火”
的則包括各個階層、職業，與教育水準，但仍舊以大學生和三四十歲之間、受過大學教育的中產階級為主流。更年輕的；十來歲的中學生就有點迷惑：
“國文老師要我們每個人都熟讀野火，可是昨天副刊又有篇文章說你偏激，我應該相信誰呢？你是壞人還是好人？”這樣一分，一條清楚的代溝就浮現了出來。由對“野火”的反應，我們也更明確地看出台灣是怎樣的一個轉型期的社會。
為了行文的方便，讓我用“上一代”、“這一代”這樣稍嫌以偏概全的名辭。對於“野火”所鼓吹開放、自由、獨立思考的觀念感覺恐慌的上一代大致有三種說法。“我們忠心耿耿追隨政府來台，政府就像父母一樣對我們有恩，”一位退伍軍官寫著，“你的書所傳播的根本就是反叛思想。”這是第一種。把政府當父母，施政措施作恩德，批評視為“反叛”，流露出來的是根深蒂固的封建意識。我們的民主歷練之淺，由此可見。
另外一種非常普遍的想法：怎麼可以鼓勵學生獨立思考、爭取權利？
這不是鬧學cháo嗎？大陸就是鬧學cháo給搞丟了！
這個簡單的“歷史觀”犯了兩個根本的錯誤：第一，學生獨立思考、爭取權利並不等於鬧學cháo；第二，當年大陸上的學cháo是果，不是因。學cháo不是從石頭裡無緣無故突然蹦出來的孫猴子，一定是先有政治上的病態，人心不滿鬱積到一個程度，爆發出來才有學cháo。我們若要避免學cháo的發生，就必須在政治上力求公正合理，而不是設法鎖住年輕人的頭腦。
第三種說法：我們這一代拋頭顱、灑熱血、挨餓受凍才贏得今天衣食溫暖的安定局面，你們這無知的下一代人在福中不知福，已經有了溫飽還大聲嚷嚷什麼自由、什麼人權？ .一個作家被關上一兩年就是大不了的事，哼，比起我們這一代所受的苦，被關幾年算什麼玩意兒？大概有不少父母都跟子女說過這樣的話，帶著很大的說服力。它一則訴諸感情——我為你犧牲過，你要感恩；二則訴諸經驗的權威——我吃過苦，你沒有，所以我是對的，你是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