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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格拉底那個老頭子被判了死刑之後，不願逃獄，他說：“當我對一個制度不滿時，我有兩條路：或者離開這個國家，或者循合法的途徑去改變這個制度。但是我沒有權利以反抗的方式去破壞它。”（見《難局》，二月五日“人間”）不錯，蘇老頭是個循規蹈矩的模範公民，但你是否注意到，做個好公民有兩個先決條件：首先，不肯妥協時，他有離開這個國家的自由；其次，這個國家必須供給他適當的管道去改變他不喜歡的制度。也就是說，如果雅典政府既不許他離境，又不給予他改革的管道，他就沒有義務片面地做個循規蹈矩的公民。
那麼我們的情況呢？台灣的生活環境惡劣，升斗小民所面臨的選擇與蘇格拉底沒有兩樣：他可以離開台灣，但這有大多實際上的困難。他可以“循合法途徑”去改變現狀——我們有沒有這個合法的途徑、暢通的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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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醫生來信敘說他痛苦的經歷。住宅區中突然出現一個地下鐵工廠，噪音與廢氣使整個社區變色。他從私下的懇求到公開的陳情控告，無所不試，結果，等於零。這個機構說法令不全，那個部門說不是他家的事，警察更說開工廠的人可憐！這位醫生傷心絕望地問：“政府到底在做什麼？法律究竟在保護誰？”連十七歲的高中生都理直氣壯地說：“反正沒有用！我要到美國去！”你不為我們的前途擔憂嗎？這份絕望的無力感是誰造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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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多人或許會把箭頭指向政府——營建處、環保局、衛生署、警察局等等等，可是我不能，因為我的知識領域狹窄極了；我根本不知道垃圾有幾種處理方式、食品進口要如何管制、努力調動要如何分配。我不是專家，沒有資格告訴這些在位做事的人怎麼去做。
但是和你一樣，我是個有充分資格的公民。無力感的根源或許是個雞生蛋、蛋生雞的問題；你或許覺得缺乏暢通的管道咎在政府，我卻認為，你和我之所以有無力感，實在是因為我們這些市並小民不懂得爭取自己的權利，縱容了那些為我們做事的人。咎在我們自己。
大多數的中國人習慣性地服從權威——任何一個人坐在櫃檯或辦公桌後面，就是一個權威。我看見學生到郵局取款，填錯了單子，被玻璃後的小姐罵得狗血噴頭。這位學生唯唯諾諾，驚恐萬分。我也看見西裝筆挺的大男人到區公所辦事，戴眼鏡的辦事員冷眼一翻，揮揮手：“去去去！都快十二點了，還來幹什麼？”大男人哈腰賠笑，求他高抬貴手。我更知道一般的大學生，在面對一個拆“爛污”的老師時，不是翹課以逃避，就是附和以順從。
到郵局取款，拿的是自己的錢，填錯單子可以再填，學生為什麼卻覺得辦事小姐有頤指氣使的權利？區公所的職員，不到鐘點就理應辦公，大男人為什麼要哀求他？學生繳了學費來求知識，就有權利要求老師認真盡職，為什麼老師不做好，學生也無所謂？所謂政府——警察局、衛生署、環保局——都是你和我這些人辛辛苦苦工作，用納了稅的錢把一些人聘僱來為我們做事的。照道理說，這些人做不好的時候，你和我應該手裡拿著鞭子，睜著雪亮的眼睛，嚴厲地要求他們改進；現在的情況卻主僕顛倒，這些受僱的人做不好，我們還讓他聲色俱厲地擺出“父母官”的樣子來把我們嚇得半死，腦袋一縮，然後大嘆“無力”！
連自己是什麼人都不知道，連這個主雇關係都沒弄清楚，我們還高喊什麼“民主、倫理、科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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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天清早，幾萬個衣履光潔的人湧進開往紐約市區的火車到城中上班。
車廂內冬天沒有暖氣，夏天冷氣故障，走三步要拋錨兩步，票價還貴得出奇。
可是因為是壟斷事業，所以日復一日，年復一年，人人抱怨，人人還是每天乖乖地上車。一直到史提夫受不了了，他每天奔走，把乘客組織起來，拒乘火車，改搭汽車。同時，火車一誤點，就告到法庭去要求賠償。他跟鐵路公司“吃不完，兜著走”。
史提夫沒有無力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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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東妮十三歲的女兒被酒後駕車的人撞死了。因為是過失殺人，所以肇事者判的刑很輕，但是安東妮只有一個不能復生的女兒，這個平凡的家庭主婦開始把關心的母親聚集起來，去見州長，州長不見，她就在會客室里從早上八點枯坐到下午五點，不吃午餐。
兩年的努力下來，醉酒駕車的法令修正了，警察路檢的制度加嚴了。
別的母親，或許保住了她們十三歲的女兒。
安東妮也沒有無力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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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並沒有史提夫和安東妮的毅力。人生匆促得可怕，忙著去改革社會，我就失去了享受生活的時間。大部分的時候，我寧可和孤獨的梭羅一樣，去看雲、看山、看田裡的水牛與鷺鷥。不過，我們不做大人物，總可以做個有一點用的小人物吧？一個渺小的個人，如你，如我，還是可以發光發熱。過程會很困難，沒錯；有些人會被犧牲，沒錯。
可是，在你沒有親身試過以前，你不能說“不可能”！在你沒有努力奮鬥過以前，你也不能談“無力感”。問問史提夫，問問安東妮。
講“道德勇氣”，不是可恥的事，說“社會良知”，也並不膚淺。受存在主義與戰亂洗禮的現代人以複雜悲觀自許，以深沉冷漠為傲；你就做個簡單卻熱誠的人吧！所需要的，只是那麼一丁點勇氣與天真。你今天多做一點，我們就少一個十七歲的說：“反正沒有用，我到美國去！”美國，畢竟不是我們的家。
原載一九八五年二月十八日《中國時報？人間》
幼稚園大學
這是一班大三的學生：聰慧、用功、循規蹈矩，標準國立大學的好學生。
看完期末考卷，批完論文報告，我把總成績寄出，等著學生來我我：
零分或是一百分，他們總得看著卷子的眉批，與我印證討論過之後，才能知道為什麼得了一百分或零分。
假期過去了，新學期開始了，學期又結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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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來找我聊天、吃消夜、談功課；就是沒有一個人問起成績的事。
有一個成績應該很好的學生，因為論文的註腳寫得零亂散漫，我特意大幅度地降低了他的分數，希望他來質疑時告訴他一個教訓：作研究，註腳與正文一樣重要。
但是他也沒有來。
等了半年之後，我忍不住了：“你們為什麼不跟教授討論成績？”學生面面相覷，很驚訝我問了這樣一個問題。
“我們怎麼敢呢？教授會很生氣，認為我們懷疑他的判斷力，不尊重他的權威。去討論、詢問，或爭執成績，等於是跟教授挑戰，我們怎麼敢？”
那麼，假設教授打了個盹，加錯了分數呢？或是一個不小心，張冠李戴呢？
或者，一個遊戲人間的老師真的用電扇吹考捲來決定成績呢？逐漸的，我發覺在台灣當教授，真的可以“getawaywithmurder”，可以做出極端荒唐過分的事而不致遭到學生的反抗，因為學生被灌輸了二十年“尊師重道”的觀念；他不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