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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裡叮吟我不可隨便救助陌生人，免得惹禍上身，是怕我吃虧，我為什麼要生氣？家裡教導我不可亂說話，“小孩子有耳無嘴”才不會得罪人家，更是替我設想，我更不會因此生氣。
於是，我現在努力讀書，將來努力賺錢，大家都會說我有出息，不像那些喜歡打抱不平，整天社會國家的人，雖然急公好義，到頭來不是被排擠就是被看成異端，不得善終。日常生活里，每一個聰明人都是快快樂樂出門，不亂聽言論，不亂說意見，不亂幫助陌生人，然後平平安安地回家。只有傻瓜和笨鳥才會去救人之難，去談論批評，去惹是非，招來不必要的麻煩。
大家如此這般，自私自利，而把除自己有利以外的全置之度外。，可記得幼年時上街，許多長輩們鼓勵孩子插隊買票，上車搶座位（有人說這是逃難心理），結果孩子身手矯捷不落人後，贏來不少讚賞，儼然自己就是國家未來主人翁一般。這種可以驕其父母的行為，身為一個中國人看來怎麼會生氣呢？長大後占人便宜說是為了家計，插隊上車是為了早點趕回家照顧子女，虧空公款是為了彌補家庭拮据，遇到困難，找有力人士關說，也是為了這個家。這個想法早年管仲對鮑叔就曾說過，我只能借大家常掛在口頭的一句話：“我努力打拼賺錢，勞累委屈，為的還不是這個家。”聽來如此冠冕堂皇，扣人心弦，誰曰不宜，誰會生氣。
“為了家”是個很管用的口實、有了它可以做出一切“自我”“利己”的弊情而不會令人生氣，因為顧家的爸爸就是好爸爸，不管他在外面如何不守公共秩序，如何見死不救，如何為了賺錢而貪贓枉法，瞞上欺下。而顧家的媽媽必定是好媽媽，不管她平日如何喜歡占人小便宜，如何假公濟私、挑撥離間，只要她的行為是以“為了家”做出發，那麼她所做的一切不合情理法的事都可以被原諒了。
研究中國人性格的社會學者，大都認為人口過剩，災害頻仍及社會貧窮是養成中國人的自我、自利性格的原因。
就以台灣老一輩人的生活背景來看，這種說法的確有其道理。大陸來台的長輩，在幼青年時大多在戰亂、飢餓、流離、逃難中長大，在台的老一輩也是戰亂、飢餓中掙扎出來的，所以他們常以自己的經驗向子女諄諄告誡，希望子女努力讀書，將來賺錢容易；所以希望子女除了讀書賺錢以外的事最好少管，因此每個人都不知不覺地只緊握那一份自己謀生的資源，死也不肯放鬆。
他們從戰亂饑荒中取得的經驗是：“凡是自私自利的心越重，生存的機會越大。”因為在戰亂或荒年裡如果有一家肯分些糧食去幫助別一家，這慷慨的一家就要減少他們自己生存的價會，要是太慷慨，生存機會便相對減少，甚而不免餓死。所謂物競天擇，在戰亂荒年裡，有慷慨性格肯於幫助別人的人往往被淘汰，而專為自己打算的人反而得到選擇，這種畸形的自我選擇與淘汰使得自私自利主義特別發達。
經過割據、抗日等飢餓災荒而死裡逃生的人。對生命當然特別的珍惜、所以他們清楚地知道要生存就要抓住生存的資源——知識和錢財（他們認為知識可以取得高社會地位，代表一份優異的生存機會；錢財可以買通一切急難之需，也是生存最基本的保障）。
所以由小到大都為這個生存資源鑽營不休，至於社會的公義，人群的互惠互助，都可用冷漠對待它。
如此一來，整個社會風氣都從以自我、自家、自私、自利出發，所以一方面用自私自利、見死不救的心態去過現代社會生活，二方面以假公濟私、貪贓任法的心理去面對公眾，三方面以守舊苟安的心態去保住既得的利益。
加上沒有很好的法律制度去限制，人人以為自私自利有百利而無一害，你自私我自利，上下交征利，一點也不知道生氣。
倒是要他們拋棄狹隘的、自利的、“為了家”的自私心態去過合理的現代社會生活，他們會很生氣。或者要他們改正以前那種逃難的、饑荒的、自顧不暇的窮人自私心態去過現代生活，他們會很生氣。
中國人，已經把自私自利看成天經地義，那麼見到別人自私自利，怎麼還會生氣；身為中國人自私自利可以存身、可以保家真是有百益而無一害，看到自私自利的事，怎麼還會生氣。
這下你應當知道，中國人，為什麼不生氣了吧？原載一九八四年十一月二十日《中國時報？人間》
生氣，沒有用嗎？
想一想，在一個只能裝十隻雞的籠子裡塞進一百隻雞，會是什麼光景？”台灣。就是這樣一個籠子：你與我。就是這籠子裡掐著脖子、透不過氣來的雞？？※※※
如果你住在台灣，如果你還沒有移民美國或巴拉圭，如果你覺得你的父母將埋葬於此，你的子女將生長於此，那麼，這是我給你的一封信。
寫過《中國人，你為什麼不生氣》之後；有些人帶著憐憫的眼光，搖著頭對我說：生氣，沒有用的！算了吧！
他們或許是對的。去國十年，在回到台灣這一年當中，我有過太多“生氣”失敗的經驗。有些是每天發生的小小的挫敗：在郵局窗口，我說：“請你排隊好吧？”這個人狠狠地瞪我一眼，把手擠進窗里。
經過養狗的人家，看見一隻巨大的聖伯納狗塞在一個小籠子裡；鼻子和尾巴都抵著鐵欄，動彈不得。找到狗主人，我低聲下氣地說：“這太可憐了吧！”他別過臉去，不說話。狗在一旁嗚嗚叫著。
有人把空罐頭丟在大屯山里，我伸出頭大叫：“這麼美的景色，別丟垃圾！”沒有回音，我只好走過去，自己撿起來，放回我的車上。
南部的商人屠殺老虎，我問環保局：“沒有法令保護這些稀有動物嗎？”回答是：“沒有。”有些是比較嚴重、比較激烈的失敗：回台灣第二天，計程車經過路口時，猛然發覺有個人躺在馬路中間，黑衫黑褲，戴著斗笠，像是鄉下來的老農夫，姿態僵硬地朝天躺著。流水似的車馬小心而技巧地繞過他，沒有人停下來。我急忙大叫：“趕快停車，我去給警察打電話！”司機狠狠地往窗外吐了口檳榔，回頭對我哈哈大笑：“免啦！大概早就死了。打電話有什麼落用！”油門一踩，飛馳而去。
《英文郵報》登了一則消息：發現“烏賊”者，抄下車牌號碼，請打這兩個環保局的電話。幾個星期之後，我撥了其中一個號碼，正要把“烏賊”
報出，那邊打斷我的話：“有這樣的事嗎？哪家報紙登的？”“《英文郵報》。”
我說，於是重新解釋一遍。對方顯然不知所措，於是要我拔另一個號碼——另一個電話也不知道怎麼辦。最後，接第四通電話的人猶疑地說：“那你把號碼給我好了，我們看著處理。”我並沒有把“烏賊”號碼給他；我把電話摔了。
有一段時候我們住在臨著大街的十樓上。搬進去之後，發覺對街的夜攤每至午夜，鼓樂喧天，大放流行歌曲。於是我夜夜打電話到警察局去；電話那頭總是說：好，就派人去。可是，站在陽台上觀望，我知道，沒有人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