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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女人的形象定出一個模子來(被動、柔弱……)，然後要所有的女性都去迎合這‘一個’模子。“
說“美麗”的龍應台，尖銳、深刻，卻又不帶片面性。其文鋒芒直指“愚女政策”——“這不是纏足，這是纏‘腦’、纏‘心’!”在淋漓盡致地抨擊輕視女人的傳統觀念、習慣勢力的同時，龍應台毫不諱飾女性自甘示弱的頑症：從小到大你不是深信女孩應該比男孩身體纖弱一點、頭腦愚昧一點、學歷低一點、知識少一點、個性軟一點嗎?既然心甘情願的作楚楚可憐的弱者在先，又怎能埋怨弱者的待遇在後?她以女性的觀點為出發點，又不囿拘於一方的單角度，褒貶得體，尖銳而不尖刻，激烈而不偏激，更有說服力。
其三：“在歐洲”的龍應台
“有一隻烏鴉，為了混進雪白的鴿群，將自己的羽毛塗白，但白里透黑，被鴿子趕了出去;回到鴉巢，因為黑里透白，又被烏鴉驅逐。”龍應台在描述旅歐心路時流露的情懷，幾多無奈，幾多感慨。
《人在歐洲》是龍應台旅瑞一年多的心路。它詳盡、形象地顯現了龍應台目前的關注點：就地球村的整體文化而言，“白種文化”的絕對強勢所造成的世界同質化傾向，對“弱勢文化”中的作家無疑是一種危機，一種威脅;有些基本信念，比如公正、自由、民主、人權等等，必須超越民族主義的捆綁;“弱勢文化”中的作家或許應該結合力量，發出聲音;談四海一家，必須先站在平等的立足點上。
假如把《人在歐洲》的多數篇什概略地分類，不外乎有這麼幾種。一，談社會，如《清道夫的秩序》 、 《番薯》、《斜坡》、《思想欄杆》等。二，談人生，如《給我一個中國娃娃》、《燒死一隻大螃蟹》、《阿敏》等。三，談文學，如《詩人拎起皮箱》、《視大獎·必藐之》等。換一個角度，從關懷面的寬泛和集中，還可以劃分：談國際問題，如《德國，在歷史的網中》、《醜陋的美國人》、《慈善的武器工廠》等;談台灣問題，如《台灣素描》、《台北遊記》等。實際上，二者融為一體，她議國際問題，總是把台灣作為參照對象，議台灣問題，無不置之於國際環境的大背景之中。一以貫之的，是力倡開闊的、平衡的、健康的世界觀：在彼此息息相關的世界裡，把人的價值擺在首位，從心靈的層面上真正地尊重人、關愛人。
在龍應台寫《野火集》的時候，她那位外籍的先生曾調侃她：“你的職業不是教授、作家，而是中國。”對本土問題狂熱的關切，到了《人在歐洲》，轉換成了對於民族主義與世界公民關係的探尋和反思。某些偏失和缺欠(視野、胸襟等)，也獲得匡正和彌補。
當然，她並沒有、也不可能放棄對台灣的關切，但立足點更高了，視野更寬了;台灣已經從貧窮進入富裕，但要從依賴變得成熟，它需要用自己的清明兩眼逼視現實世界，自己的角度，自己的光線，自己的眼睛。“你如果不可能好好做一個‘人’，也不可能做個有意義的中國人。在開發與未開發之間有一個重要的分野，就是世界觀的寬還是窄，大還是小。”
“從《野火》到《人在歐洲》，我好像翻過了一座山，站在另一個山頭上，遠看來時路，台灣隱隱在路的起點。”龍應台的這段心路，雖然打上了個人切身經歷的印記，但它對於華人作家扮演的歷史角色的省思和啟迪是相當典型的。“這一個”
龍應台。
龍應台遭受的諸多詬責，“別有用心”和“譁眾取寵”是其中主要的兩項。
對於“別有用心”的罪名，龍應台坦然應承。她直言不諱：“不錯，我是‘別有用心’，像個病理學家一樣的別有用心”，“病理學家把帶菌的切片在顯微鏡下分析、研究，然後告訴你這半個肺如何如何的腐爛。”
這類責難是那樣的氣勢洶洶，連篇累牘，龍應台不得已也針鋒相對地堅決回應。
她在《中國時報·人間》副刊舉辦的一場公開演講中，剖明了自己所從事的社會批評的特點和價值：“至於社會批評，我們的社會常常只說好不說壞，只褒而不貶，這種態度從好的方面說是‘隱惡揚善’，但真實說來是‘粉飾太平’而已，更不客氣地說則是‘自欺欺人’”。“一個有自尊的民族就應該人人有批評的勇氣，才能使社會進步。而且社會批評無所謂專家，無論市井小民或販夫走卒只要肯於主動地對一件事物以理性的態度去表達、去批評，都是社會批評家。”“如果社會大眾，都有自決自立的能力，去做客觀的批評，社會自然能夠日新永進了。”龍應台的結論是“讓我們大家一起來批評!”
承續中國知識分子“感時憂民”的傳統，龍應台把一己投入社會變革的大潮中去。她極坦率地自白：“我之所以越過我森森的學院門牆，一而再、再而三地寫這些‘瑣事’，是因為對我而言，台灣的環境——自然環境、生活環境、道德環境——已經惡劣到了一個生死的關頭。我，沒有辦法去繼續做一個冷眼旁觀的高級知識分子。”這不由使我們聯想到巴人對魯迅的一番評價：他一直面著現實，時時在觀察現實，掘發現實，分析現實。他那種對社會現實的關心，是在他那“熱到發冷的熱情”(魯迅評陀思妥也夫斯基語)的筆調中可以看得出來的。犀利、冷峻的字裡行間，躍動著炎黃子孫的拳拳之心，龍應台無愧為大寫的“人”。
非議者還一再貶斥龍應台“譁眾取寵”。以虛浮之辭“譁眾”談何容易!龍應台雜文以其特有的魅力征服千百萬讀者。一位法律教授不勝感慨地說：“龍應台最大的優點是以文學批評家的筆法批評社會問題，落筆率直，且能以大眾化、淺白的筆觸突破過去的禁忌，獲得大多數讀者的支持，這是一個相當重要的因素之一。”
換言之，感性的文學和理性的思考的交融，為文學性和政論性的統一，為大眾化的實際效果創造了基本條件。
龍應台常常針對一種社會現象，一類具體事物，甚至於一個人、一句話、一件事，給予無情的透視和直接的批評，馬上讓人心有戚戚焉。這些事，就發生在周圍，看得見，摸得著，那麼具體、實在、確切;而內中的緣由、涵義、影響、作用，常人似乎無所感，一經點破;立時豁然開朗。
按照魯迅的看法，雜文的主要內容為社會批評和文明批評。但批評不完全等同於雜文。“言之無文，其行不遠。”雜文離不開議論，但這種議論只有具備“理趣化”、“抒情化”和“形象化”的特點，才有藝術感染力。龍應台相當講究素材的剪裁，結構的營造，語言的鍛鍊;她的雜文，融知、情、理為一體，議中含情，情議相偕。
綜觀龍應台的雜文，無一不是緣起於具體事物，有感而發;但無一僅僅局限於某一事物，就事論事。始終著眼於觀念的探討——作者和讀者，肯定意見和批評意見，都十分明了這一點。
說“美麗”的龍應台，尖銳、深刻，卻又不帶片面性。其文鋒芒直指“愚女政策”——“這不是纏足，這是纏‘腦’、纏‘心’!”在淋漓盡致地抨擊輕視女人的傳統觀念、習慣勢力的同時，龍應台毫不諱飾女性自甘示弱的頑症：從小到大你不是深信女孩應該比男孩身體纖弱一點、頭腦愚昧一點、學歷低一點、知識少一點、個性軟一點嗎?既然心甘情願的作楚楚可憐的弱者在先，又怎能埋怨弱者的待遇在後?她以女性的觀點為出發點，又不囿拘於一方的單角度，褒貶得體，尖銳而不尖刻，激烈而不偏激，更有說服力。
其三：“在歐洲”的龍應台
“有一隻烏鴉，為了混進雪白的鴿群，將自己的羽毛塗白，但白里透黑，被鴿子趕了出去;回到鴉巢，因為黑里透白，又被烏鴉驅逐。”龍應台在描述旅歐心路時流露的情懷，幾多無奈，幾多感慨。
《人在歐洲》是龍應台旅瑞一年多的心路。它詳盡、形象地顯現了龍應台目前的關注點：就地球村的整體文化而言，“白種文化”的絕對強勢所造成的世界同質化傾向，對“弱勢文化”中的作家無疑是一種危機，一種威脅;有些基本信念，比如公正、自由、民主、人權等等，必須超越民族主義的捆綁;“弱勢文化”中的作家或許應該結合力量，發出聲音;談四海一家，必須先站在平等的立足點上。
假如把《人在歐洲》的多數篇什概略地分類，不外乎有這麼幾種。一，談社會，如《清道夫的秩序》 、 《番薯》、《斜坡》、《思想欄杆》等。二，談人生，如《給我一個中國娃娃》、《燒死一隻大螃蟹》、《阿敏》等。三，談文學，如《詩人拎起皮箱》、《視大獎·必藐之》等。換一個角度，從關懷面的寬泛和集中，還可以劃分：談國際問題，如《德國，在歷史的網中》、《醜陋的美國人》、《慈善的武器工廠》等;談台灣問題，如《台灣素描》、《台北遊記》等。實際上，二者融為一體，她議國際問題，總是把台灣作為參照對象，議台灣問題，無不置之於國際環境的大背景之中。一以貫之的，是力倡開闊的、平衡的、健康的世界觀：在彼此息息相關的世界裡，把人的價值擺在首位，從心靈的層面上真正地尊重人、關愛人。
在龍應台寫《野火集》的時候，她那位外籍的先生曾調侃她：“你的職業不是教授、作家，而是中國。”對本土問題狂熱的關切，到了《人在歐洲》，轉換成了對於民族主義與世界公民關係的探尋和反思。某些偏失和缺欠(視野、胸襟等)，也獲得匡正和彌補。
當然，她並沒有、也不可能放棄對台灣的關切，但立足點更高了，視野更寬了;台灣已經從貧窮進入富裕，但要從依賴變得成熟，它需要用自己的清明兩眼逼視現實世界，自己的角度，自己的光線，自己的眼睛。“你如果不可能好好做一個‘人’，也不可能做個有意義的中國人。在開發與未開發之間有一個重要的分野，就是世界觀的寬還是窄，大還是小。”
“從《野火》到《人在歐洲》，我好像翻過了一座山，站在另一個山頭上，遠看來時路，台灣隱隱在路的起點。”龍應台的這段心路，雖然打上了個人切身經歷的印記，但它對於華人作家扮演的歷史角色的省思和啟迪是相當典型的。“這一個”
龍應台。
龍應台遭受的諸多詬責，“別有用心”和“譁眾取寵”是其中主要的兩項。
對於“別有用心”的罪名，龍應台坦然應承。她直言不諱：“不錯，我是‘別有用心’，像個病理學家一樣的別有用心”，“病理學家把帶菌的切片在顯微鏡下分析、研究，然後告訴你這半個肺如何如何的腐爛。”
這類責難是那樣的氣勢洶洶，連篇累牘，龍應台不得已也針鋒相對地堅決回應。
她在《中國時報·人間》副刊舉辦的一場公開演講中，剖明了自己所從事的社會批評的特點和價值：“至於社會批評，我們的社會常常只說好不說壞，只褒而不貶，這種態度從好的方面說是‘隱惡揚善’，但真實說來是‘粉飾太平’而已，更不客氣地說則是‘自欺欺人’”。“一個有自尊的民族就應該人人有批評的勇氣，才能使社會進步。而且社會批評無所謂專家，無論市井小民或販夫走卒只要肯於主動地對一件事物以理性的態度去表達、去批評，都是社會批評家。”“如果社會大眾，都有自決自立的能力，去做客觀的批評，社會自然能夠日新永進了。”龍應台的結論是“讓我們大家一起來批評!”
承續中國知識分子“感時憂民”的傳統，龍應台把一己投入社會變革的大潮中去。她極坦率地自白：“我之所以越過我森森的學院門牆，一而再、再而三地寫這些‘瑣事’，是因為對我而言，台灣的環境——自然環境、生活環境、道德環境——已經惡劣到了一個生死的關頭。我，沒有辦法去繼續做一個冷眼旁觀的高級知識分子。”這不由使我們聯想到巴人對魯迅的一番評價：他一直面著現實，時時在觀察現實，掘發現實，分析現實。他那種對社會現實的關心，是在他那“熱到發冷的熱情”(魯迅評陀思妥也夫斯基語)的筆調中可以看得出來的。犀利、冷峻的字裡行間，躍動著炎黃子孫的拳拳之心，龍應台無愧為大寫的“人”。
非議者還一再貶斥龍應台“譁眾取寵”。以虛浮之辭“譁眾”談何容易!龍應台雜文以其特有的魅力征服千百萬讀者。一位法律教授不勝感慨地說：“龍應台最大的優點是以文學批評家的筆法批評社會問題，落筆率直，且能以大眾化、淺白的筆觸突破過去的禁忌，獲得大多數讀者的支持，這是一個相當重要的因素之一。”
換言之，感性的文學和理性的思考的交融，為文學性和政論性的統一，為大眾化的實際效果創造了基本條件。
龍應台常常針對一種社會現象，一類具體事物，甚至於一個人、一句話、一件事，給予無情的透視和直接的批評，馬上讓人心有戚戚焉。這些事，就發生在周圍，看得見，摸得著，那麼具體、實在、確切;而內中的緣由、涵義、影響、作用，常人似乎無所感，一經點破;立時豁然開朗。
按照魯迅的看法，雜文的主要內容為社會批評和文明批評。但批評不完全等同於雜文。“言之無文，其行不遠。”雜文離不開議論，但這種議論只有具備“理趣化”、“抒情化”和“形象化”的特點，才有藝術感染力。龍應台相當講究素材的剪裁，結構的營造，語言的鍛鍊;她的雜文，融知、情、理為一體，議中含情，情議相偕。
綜觀龍應台的雜文，無一不是緣起於具體事物，有感而發;但無一僅僅局限於某一事物，就事論事。始終著眼於觀念的探討——作者和讀者，肯定意見和批評意見，都十分明了這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