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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心裡暗笑：完了，碰到了一個比我還嚴重的理想主義者!
在殖民地生長生活的董橋往夢幻騎士的頭上澆下一杯冰涼的水：
“你有這四海皆兄弟的想法，但是人家把你當兄弟嗎?”
“弱勢民族有沒有資格談四海一家?”一向思考敏銳的金恆煒也澆下一杯冰水。
“走在瑞士的街頭，無知的人不是把你看作泰國來的妓女，就是當作柬埔寨的難民;對你不是輕視就是屈尊的同情。這個時候，你怎麼來跟他談‘人的價值是唯一的價值’，我們是兄弟姊妹?”我也惡狠狠地當頭傾下一桶冰水。
溫柔的七等生成為眾矢之的，面對著齜牙咧嘴的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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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個時候的我，在瑞士住了第一年，確實是不太愉快的。收在《人在歐洲》這本書中的一篇文章《泰國來的?》，寫出了歐洲人對亞洲人不甚自覺的歧視。然而在現實環境中，又確實有那麼多泰國來的賣春女郎、為換取護照而結婚的亞洲女子、背井離鄉為生活奮鬥的亞洲難民;我沒有辦法改變人們的成見，而又必須每天面對這些成見，心情自然是不愉快的。
董橋終年生活在殖民文化的夾縫之中，對民族主義問題自然敏感。恆煒一向有世界視野，又在種族雜處的加州生活過幾年，對強弱民族間的矛盾也難免有所感觸。
而我，一年來老被人問：“您是泰國人嗎?”和幼兒走在街上，陌生人—會走過來，塞給我幾塊瑞幣，“給可愛的孩子買點東西!”他們親善地說，那是使我覺得有點難以消化的親善。我開始重新檢討自己以前對民族主義的批評。而七等生，沐浴在太平洋的海風中，面對的不同“種族”是客家人、閩南人、外省人……他應當可以諒解為什麼我們幾個人渾身是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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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國際筆會上，我看見白人作家站在台上，慷慨激昂地發表演說;穿梭會場之中，又受鎂光燈及人群的包圍與簇擁。我看見黑皮膚、黃皮膚的作家，安靜而謙遜地隱沒在各個角落裡。而黑皮膚、黃皮膚的作家對彼此也沒有太大的興趣;他們的眼光，也專注地落在白種作家的身上。這個世界是現實的：讓一個白種作家或記者注意到你，比讓十個或一百個“第三世界”作家或記者注意要有價值得多。要將自己的“商標”打進世界文學這個“超級市場”，只能依靠白人的發掘、引進、宣傳。
去年在瑞士開的筆會，在我眼中，充份流露著白種作家的自我中心、自我膨脹。
我開始考慮到自己作為作家的立足點問題。我從來沒有想過自己是第幾世界的作家，經過一場筆會，卻猛然發覺，啊，在這些白人眼中，我自然是個第三世界的作家，完全不屬於歐美那“第一”世界的圈子。
然而我對第三世界的了解遠遠不如我對歐美的了解;我對第三世界的認同感遠遠不如我對第一世界的認同來得強烈。但是第一世界並不承認我的歸屬。
有一隻烏鴉，為了混進雪白的鴿群，將自己的羽毛塗白。但白里透黑，被鴿子趕了出去;回到鴉巢，因為黑里透白，又被烏鴉驅逐。
這就回到了“公審”七等生的問題：別人不把你當兄弟時，你如何與他稱兄弟?
就個人藝術創作的層次而言，這些立場、認同等外圍問題可能都是最不重要的考慮。一個作家以手寫心之所至，是水到渠成的事，與他屬於第幾世界可以沒有任何關聯。然而就地球村的整體文化而言，白種文化的絕對強勢所造成的世界同質化傾向，對弱勢文化中的作家無寧是一種危機，一種威脅。他會發現整個世界都在用一把尺——以強勢文化所核定的刻度——衡量他的價值，而這把尺，很可能是他完全不能接受的。
狹隘的民族主義是塊砸自己腳的石頭;有些基本信念，譬如公正、自由、民主、人權等等，必須超越民族主義的捆綁。但是弱勢文化中的作家或許應該結合力量，發出聲音，讓沉浸在自我膨脹中的白人社會產生些微不安;因為有一點不安，他就不會盡興地膨脹。談四海一家，必須先站在平等的立足點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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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審”七等生之後，又過了八個月，我身上的刺卻落了很多，因為我發覺，在所謂種族歧視上，各個民族其實是相當平等的，也就是說，一個西洋人在台灣或中國所可能受到的“歧視”並不低於我在歐洲受到的“歧視”。
一個瑞典的醫生在台北學中文。語文中心一位工友為細故而罵他為“洋鬼子野蠻人” 。 醫生正式去函中心主任，要求工友道歉。兩人相對時，主任對工友說：
“你不要叫他野蠻人嘛!人家聽了心裡多難過。”
在蘇黎世的街頭，瑞典朋友微笑地為我敘述這個小故事，我當街大笑起來。中心主任話里的意思當然很明白：我們都知道西洋人是野蠻人，但是不要說出來，傷了感情。
在“野蠻”的瑞典，被判了終身監禁的重犯還有假期;不久前一個間諜在與妻子“度假”的時候溜跑了，西方諸國引為笑談，瑞典不以為忤，堅持“犯人也有人權”。在“野蠻”的瑞典，沒有人會因為付不起醫藥費而被拒於醫院門外，沒有鰥寡孤獨年老者會因為無人撫養而死去。在“野蠻”的瑞典，沒有人會因為“言論不當”而被囚禁起來，也沒有人會把幼女販賣到妓院作為雛妓。
一個來自高度文明的歐洲人被中國人看作“番子”;我這個自視甚高的亞洲作家被歐洲人看作從良妓女、難民;我們的感受是一樣的。我在歐洲所面對的誤解、歧視，其實不是歐洲人的弱點，而是“人”的弱點吧!
或者作夢的七等生竟是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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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在歐洲》是我旅瑞一年半的心路，大部分的文章都在《九十年代》、《文星》以及時報“人間”副刊上發表。從《野火》到《人在歐洲》，我好像翻過了一座山，站在另一個山頭上，遠看來時路，台灣隱隱在路的起點。離開瑞士，移居西德，眼前又是一條叉路，我漸行漸遠漸深沉，但路則像一根綿延的帶子，系在胸間，時時感覺那起點的扯動。
一九八八年五月於蘇黎世
三個和一個
——龍應台雜文散議
楊際嵐
綜觀當代雜文界，龍應台是個“異數”。
在發表《中國人，你為什麼不生氣》以前，全台灣幾乎還沒有人聽說過“龍應台” 這個名字; 僅僅過了一年，出版《野火集》之後，全台灣幾乎沒有人不知道“龍應台”三個字。
她的經歷似乎極為平順、簡括。
無妨展視一下履歷表：原籍湖南省衡東縣，一九五二年生於台灣省高雄縣大寮鄉水源地;一九六九年，進入台灣成功大學外文系就讀;一九七五年九月，留學美國，攻讀英美文學，在堪薩斯州立大學英文系獲博士學位，在紐約市立大學及梅西大學英文系任教;一九八三年八月，回台灣，任中央大學英文系客座副教授;一九八五年八月，轉任淡江大學美國研究所;一九八六年八月，旅居瑞士蘇黎世;一九八八年五月，遷居聯邦德國法蘭克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