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4頁
英國人和法國人當然暗地在感謝老天爺，他們國家沒有一條幾乎來者不拒的寬大難民法，有燙傷力的番薯不會落在自己手中。未被燙傷的手還有餘力來指責他人不曾把事情處理好。報導德國的排外問題，不能不看這個問題在大地圖上的比例。
置比例於不顧， 有時候會導致相當荒謬的詮釋。 譬如不久之前在柏林舉行的“反種族主義”、“反右派極端主義”的大遊行。三十多萬老百姓湧上街頭，向世界表白他們反暴力、反種族歧視的立場，在同時，其他大城市也聚集了成千上萬的人，用腳步作一種和平宣言。大概有三百個極左分子藏身在群眾中，欠身向前，向德國總理丟雞蛋、罵陣;他們計算好了，這一切都在鎂光燈的焦點處進行。
果然不出所料，第二天，全世界的媒體都凝聚在雞蛋的混戰上;全世界的人就看見了三百人的肢體暴力，看不見三十萬人的和平宣言。這三百人成功地顛覆了這三十萬人的意向，透過媒體的“合作”。
在看見雞蛋番茄橫飛、眼睛刺激而爽快的同時，有多少觀者還冷靜地考慮那三百和三十萬的比例?前一兩年，當台北立法院中正流行摔椅子、打耳光、抓頭髮的時候，媒體的鏡頭和筆尖也情不自禁的跟隨著肢體暴力走。海島外面的人譏笑“你們台灣人懂什麼民主……”時，台灣老百姓覺得相當委屈：“你們怎麼就只看那打耳光的一面……那是極少數敗類……我們大多數人是痛心疾首的……你們不能一竿子打翻一船的人……”
那三十多萬沒搶上鏡頭的人該說什麼呢?
※ ※ ※ ※ ※
把德國的仇外暴力現象放在適當的背景中來了解，並不表示事情不嚴重。七十年代猖獗的左派“赤軍”殺的人，還沒有這一兩年來右派殺的人多;到今天為止，被燒傷、毆打至死的外國人已至十七名。可是當年德國政府劍及履及的成立反恐怖分子特種部隊，以最嚴厲的措施對付赤軍;為什麼在九十年代對極右分子卻顯得束手無策?
我想，就如誰都沒預料到柏林圍牆的倒塌、東德社會主義的解體，誰也沒料到光頭新納粹會成任何“氣候”。開始的時候，只是一些不滿二十歲的青年人，失了業，喝醉了酒，胡亂找外人出氣。極右派的暴力一般是沒有組織的、沒有計劃的、零星偶發的攻擊事件。再說，施暴者大多數都還是未成年人，社會對他們總是寬容一些。當年的極右運動，卻是背後有組織和理論支持、連貫而持續性的暴力行為;他們所鎖定的攻擊對象是代表資本主義制度的政治家和銀行家，不是難民營里或酒店裡不知名的人。
兩天前的縱火殺人卻將右派的暴力浪潮推到了一個新的高點：被燒的不是造成眾多民怨的難民庇護所，而是一般的百姓家;這些百姓，只因為他們不是德國人，就受到暴力摧殘。這已不是酒館裡因口角而生的偶發鬥毆，而是蓄意謀殺，更令德國人震動的是，死的是婦人和孩子，其中一個孩子根本就生在德國。
三具焦屍，終於使舉國震動。護著一星燭火的人群在每個城市的中心匯集，表達心裡的憤怒和羞恥——“作為德國人的恥辱”。也許三具焦屍終於促使德國政府拿出當年對付赤軍的決心來。對付右派的暴力。
但是作為旁觀者——不論是英國人、美國人或中國人，在譴責暴力的同時，不能忽視那三百人和三十萬人的比例，否則，不但是對那持著燭火的三十萬人的不公平，同時也給了那三百人更多活動的藉口。那正是我們最不願見到的結果。
背著包袱的驢子
三十萬人手舉著燭光，形成綿延數十公里長的光龍，這個場面夠壯觀吧?去年底，在一個十九歲的德國青年縱火燒死了三個土耳其人之後，全德大大小小的城市都舉行了燭光之夜，人們立在寒冷的街頭，也不說話，只是讓閃爍的燭火表達他們心中對死者的哀悼、對兇手的譴責。
海德堡街頭，年輕的女學生把一朵一朵的白玫瑰送給過路的外國人。“白玫瑰”
是二次大戰期間反納粹的地下學生組織，事發後，學生領袖全被處死。海德堡的女學生選擇了白玫瑰，這個充滿歷史回憶的象徵，明確地表達了自己反法西斯的立場。
我接過一支白玫瑰，想到當年那些為了反抗政治暴力而犧牲自己的熱血青年。
不覺黯然。這一朵脆弱的白玫瑰，面對今天的暴力，又有多少力量?
三個星期前，一個十六歲的少年放了一把火，燒死了五個土耳其婦女和小孩。
燭光沒有了，白玫瑰也不見了，取而代之的，是各個派別的混混衝上街頭打砸商店、縱火燒車、群毆混斗。
燭光和白玫瑰的存在， 表示社會大眾對自己的力量還有信心， 認為平常雖是“沉默的大多數”，但當這個“大多數”站出來的時候，那少數的害群之馬就會望風而逃。五月這場大火，是給社會“大多數”一記響亮的耳光。燭光和白玫瑰除了使“大多數”自我感覺良好之外，得不到實際的效果。無力感油然而生，像一片黑雲，壓著人心。
該怎麼看待德國的排外風潮?
首先就是焦距的問題。接二連三的縱火事件之後，各國媒體反應不同。英法國內排外事件不斷，所以媒體對德國也較為平淡，只談個案，不加太多評語。在美國媒體的呈現中，事態就嚴重得多，好像新納粹主義有成為社會主流的可能。以色列媒體更是情緒激昂，將德國和南非相比，要求聯合國對德國採取經濟制裁。而德國媒體本身，則典型地充斥著一片自我檢討的聲音。
歐美各國對德國都有一個特別的歷史情結。幾乎在五月縱火殺人事件的同時，法國有兩個土耳其人的工廠被人縱火夷為平地，後者卻不會成為國際大新聞，因為德國是現代的該隱，額上烙著殺人的印記，她的舉動不得不受人特別看待。而在六八年以前，德國人對自己歷史的態度，和今天的日本人差不多：迴避、躲閃。六八年，年輕一代起而反抗舊有的制度和價值，德國才逐漸地走上反省和自我批判的道路。到八十年代，對納粹歷史的全盤否定和批判遂成為蓋棺論定的歷史觀和價值觀。
在自我批判和否定成為絕對標準的同時，一個新的禁忌Tabu也形成了——就是對納粹主義的任何同情或諒解。活過納粹時期的父母絕口不提自己的過去，在學校里被教過“萬惡的納粹”的子女也不願、或不忍，追問上一代的過去。一種集體罪惡感這個禁忌，到九十年代還像一個發炎的腫處，碰不得，一碰就起全身痙攣。
這個發炎的腫塊是德國特有的歷史包袱，使德國人特別顯得緊張。在任何國家，甚至包括猶太勢力強大的美國，你都可以想像在一個社交場合上，某個大嘴巴開始講猶太人的笑話，以取得哄然一笑的效果。在德國，別說不容易找到這麼一個大嘴巴，就是找到了，笑話出口之後，他看見的可能是一張一張鐵青的臉。
這個歷史包袱，對許多人來說，可能是太重了一點，所以才有科爾總理的名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