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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子在一片廢地的那頭，廢地上長著比人還高的雜草，星光下一片荒涼。他從野草和樹林的黑影幢幢中冒出來，好像來自時光的幽深邃道。
“還是個酒館!”他說，“只是喝酒的人散了。”
我們往伊貢的燈光走去，聽見菊花叢里，一隻刺蝟在粗聲喘氣。
馬蒂斯
酒，一瓶接一瓶地開;切片香腸、乳酪、酸瓜和麵包，一盤接一盤端來。四十多個人，全是陌生的面孔，卻都是至親;伊貢有五個子女，十幾個孫輩，數不清的姻親，名字和臉孔往往都湊錯了，沒有關係，反正都是親人。
在李樹下，漢斯在本子上把每一個小孩的全名和出生日期記下來，他是負責記載家譜的人。小孩正像嗡嗡蜜蜂一樣在園裡鑽來鑽去。
陽光又亮又暖。一身光溜溜的白胖嬰兒坐在草地上吸吮自己的手指，五六歲的孩子正瘋狂地追打，十來歲扎著馬尾的女孩子嘰嘰咕咕地笑成一團。女人圍在一起談市場的價錢，男人握著酒杯討論未來的命運。
“以前是什麼都買不到，現在是商店裡應有盡有，全是西邊來的東西，可是貴得嚇人，我們工資並沒有增加!”艾瑪搖謠頭，“目前的日子真不好過!”
“媽媽，”卡斯婷說，“往後的日子更難過，再過幾個月我連工作都要丟了!”
卡斯婷在類似救國團那樣的組織里作職員，現在“黨”沒有了，“國”沒有了，職員當然也不要了。
三十歲的馬蒂斯戴副眼鏡，留著小鬍子，看起來有點羞怯。他把五歲不到的安安拉到一旁，說：
“送你個東西!”
背後的手伸出來，是一枝黑槍，我嚇了一跳。
“東德制的，”他把槍放在孩子手裡，“拿回西邊作紀念。”
安安抱著槍歡天喜地地向同伴們追殺過去。是枝玩具槍，但做得很逼真，令人看了心驚。
“我到後面去一下!”馬蒂斯對我說，把手裡的東西揚了一下，是一瓶藥劑，一個針筒。
我又嚇一跳。嗎啡?
不是，是藥，一天要打三劑，對抗糖尿病。
不打會怎麼樣?
會動不動昏倒，會休克，死亡。
“所以。”打完針回到熱鬧里來的馬蒂斯說，“下個月我就要被解僱了，上面說，我有病不能勝任現在裝配廠的工作。”
“然後呢?”
“然後就是每個月領五百馬克失業救濟金。到我拔到新的工作為止。”
你想告訴他，在西邊，僱主是不能夠以病為理由解聘員工的，想想，又什麼都沒說。別提生病的人失業了，在今天的東德，健康的人也找不到工作，大街上走著、站著、坐著、看起來惶然失落的，多是失業的人。
為了到達彼岸，他們把鍋子砸了，舊船沉了，但新的渡船一時過不來，他們掉在浪里浮沉，一身濕冷。前途茫茫。
烤肉香味撲鼻。這是個公用的花園。你付三十二馬克月租，就可以擁有一小塊地，在地上可以種花種菜種果樹，還有這麼一片小花園，大家輪流享用。但是，垃圾桶在那裡?手裡拿著肥肥用過紙尿褲，我走來走去。
馬蒂斯看見了，伸手取過尿褲，說：
“我知道怎麼辦，跟我來。”
他走進樹林裡，猛然揮手，奮力一擲，尿褲拋落在草叢深處。
我倒抽一口涼氣，感覺上好像有人拿了我切萊的刀去殺了人，事出突然，令我驚惶失措。
“行了吧?”馬蒂斯得意地對我笑笑。
“森林……尿褲……”我舌頭打結，覺得無能為力。你怎麼告訴他，塑膠做的東西萬年不能有機化解?你又怎麼在這樣—個下午告訴他，我們只有一個地球而那個地球非常脆弱?
“有什麼垃圾，全部交給我!”他鍾愛地拍拍我肩膀。
想起北京。每次離開旅館房間，我仔細地把所有的燈關掉，親戚注意到了，奇怪地問：
“燈燃多要額外付旅館費嗎?”
“不要。”
“那你為誰關燈呢?
為誰關燈呢?我愣在那裡——你怎麼告訴他關燈是為了和你同在地球上生活的所有的人?在這旅店的門檻你如何告訴他，我們只有一個地球而那地球非常脆弱?
他或許會告訴你：當我們自己個人的家都還脆弱不堪，擋不住失業也擋不住坦克車的時候，我們還顧得著地球脆弱不脆弱?你的要求未免過分吧!
你不安地捻滅最後一盞燈，把門掩上。
彼 得
“告訴你也無妨，我，是個老共產黨員。”他說，聲音很沉”
彼得是伊貢四十多年的老朋友了，特別請了一天假，來為伊貢慶生。他不太說話，只是握著一杯酒，看小孩嬉鬧，看大人饒舌，他顯得冷靜、沉著、鬱鬱寡歡。
他是一個Stasi，在一個農機場裡掌管幾百個人的思想“忠誠”資料，“他?”鐵匠酒喝得陶陶然，臉紅紅的卻突然生起氣來，“他?你知道他讓多少人坐過牢?你知道他害死了多少人?告訴你，革命了，這種人不坐牢簡直老天沒眼!”
他朝地上“呸”了一口痰。
頭髮花白的被得和我在花園角落裡坐下。或許因為我既不是西德人也不是東德人，他覺得輕鬆，話漸漸多起來。
“社會主義不可能全是錯的，它照顧了窮人也庇護了弱者。我們只是經濟搞壞了，應該重新做起，可也不能像現在這樣胡搞。市場經濟哪裡是一夜之間可以變過來的?你看嘛，現在東德的工廠一家一家倒閉，農產品一車一車倒掉，失業的人，這個月比上個月就多了一倍——整個東德一團亂，所有的規則都不算數了，新的規則誰也不會，誰也不知道……”
“何內克?我覺得何內克並沒有錯，錯的是他周圍的人，誤導他——他是個七十幾歲的老人了，人老了總是頭腦不太清楚……”
鐵匠咕嚕喝一大口，說：“該槍斃!何內克該拉到牆頭槍斃!他把一千七百萬人的幸福給毀了，這罪不算重嗎?柏林圍牆上的守衛?該槍斃!他們明明知道越牆逃跑的人只是追尋自由，是無罪的，他們卻舉槍射殺，這是謀殺罪，那些守衛是謀殺兇手，應該一個個找出來，公開審判……”
鐵匠在遙遠的那一頭坐著，他聽著音樂，打著節拍，很愉快的樣子。他是伊貢的親家。
彼得彎下身來幫一個小孩繫鞋帶，系好鞋帶，孩子像風一樣地飛走，彼得沉鬱地說：“那些士兵，只是服從命令，怎麼能算有罪呢?”
日耳曼人啊，你何其不幸，同樣的痛苦的問題，四十年前曾經椎心泣血地問過：
“服從國家命令還是固執個人良知?”為什麼悲劇的歷史總是不可避免地重複。
“到今天，”彼得揚起頭來，面對陽光，臉上有很深的皺紋，“我都不否認我是個共產黨員。我最瞧不起的，是那些見風轉舵的人。昨天還在喊社會主義萬歲，今天卻變成民主鬥士，在街頭吶喊——我就不信，四十年流在血管里的血可以一轉眼換掉，我不相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