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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色列出動的每一次逮捕，西方的報紙都要發出勝利的歡呼;又一個納粹頭子在南美被捕!以色列的發言人講話像“正義之聲”。同時刊出這萬惡不赦的罪人的照片：啊，視茫茫，發蒼蒼，齒牙動搖，皮膚皺得像干橘皮，竟是個年近八十的老人，眼睛裡一片衰老的茫然。雖說四十年過去了，他們怎能逃得了歲月的審判呢?
指揮大軍作戰的將軍落網了。幕後作計劃的參謀落網了。俯案寫文書、貼布告的秘書落網了。還有，當年才廿出頭的煤氣房管理工人——老麥，也落網了。老麥愛焙蛋糕的老伴緊緊擁抱著老麥的照片，面對新聞記者，哭著說：“他沒罪呀!”
這究竟是怎麼回事呢?以文明、成熟自詡的西方列強，很篤定地幫助以色列萬里尋仇，連“始作俑者”的德國也悶聲不響，表示默默地贊同。獵捕四十年前的納粹似乎是文明國之間的國際公法，不容置疑。作為一個與猶太人毫無瓜葛、不懷歉疚的中國人冷眼旁觀，卻覺得這個西方人認為理所當然的現象，與我所了解的人性有很大的衝突。
我所懷疑的，不僅在於懲罰一個八十歲的老人究竟有什麼意義。在一般的法律中，三十年前所犯的錯誤是不必追究的。三十年的流水光陰中，年幼的長成，年長的凋謝，大概也綽綽足夠使受傷的痊癒、作惡的懺悔。三十年，大概也足夠使埋藏罪孽的泥土，抽長出新生的希望。可是猶太宗教著重“以眼還眼，以牙還牙”;四十年的舊恨一如昨日的新仇。這筆血海深仇，哪管八十歲或者九十歲，只要一口遊絲氣還在，就是懲罰的對象。這是一本人生字典，裡面獨缺“寬恕”的辭彙。
我想問的，倒不在於為什麼在同一時候遭受極大殘害的中國人，不曾像猶太人一樣成為捕獵戰犯的債主?沒有聽說過美國或是法國幫助中國人，在東亞的叢林中搜索當年的日本將軍、日本參謀、日本秘書。更沒聽說過美國將一個已經入籍美國四十年的公民引渡到中國受審，因為他曾經在南京大屠殺的日軍營中擔任廚師，或者守倉庫的管理員。我想問的，倒也不在於這奇怪的雙重標準，不在於人們對這雙重標準的視而不見。
最令我不安的，毋寧是一個哲學上的問題：人，究竟可以為他自己的行為負責到哪一個程度?
一個劊子手的責任，在看準了頭頸的分寸，一刀霍下，讓鮮血噴起，人頭落地。
被殺的人究竟有罪或者冤枉，不是劊子手的事情。甚至於即使他明明知道眼前跪著的人其實無辜，也沒有人會指責劊子手為兇手。我們可以說，劊子手只是奉命行事，做一天和尚當然就得撞一天鐘。應該負責的，是判官;或者，是那個不健全的審判制度;再抽象一點，我們不妨這麼說，錯在那個封建的社會。
一個政府發言人的責任，在對準了輿論界，將早已作好決定的政府立場轉達給民眾。而作成決定的政府是否在撒謊、欺騙，不是發言人的責任。甚至於即使他分明知道由自己嘴裡講出來的話是謊言，有悖他自己的良知判斷，也不會有人指責發言人為欺騙者。他只是執行任務罷了。應該負責的，是那個存心欺騙的政府;或者說，是那個無法防禦欺騙的、不完美的政府制度。
要渺小的個人負起責任是不公平的，個人只是“制度”這巨大機器中一個看都看不見的螺絲釘，機器在製造殺人的武器還是救人的工具，不是螺絲釘的責任。
可是，也有人認為人有充分的自主權，作不作螺絲釘都是自由意志的選擇。既然是自由選擇，個人就必須為他所作的選擇擔負後果。劊子手若明知冤命，而又不舍刀他去，那麼他就成為兇手之一，因為他默許冤死的存在;而默許，就是促成。
發言人如果明知自己在傳播謊言，而不掛冠求去，那麼他就成為有罪的欺騙者，因為他容忍謊言;而容忍，就是製造。
里根為了打擊卡扎菲，編造了一些假的新聞，由白宮發言人對世界宣布。謊言揭穿之後，國務卿的助理髮言人Bernard Kalb面對滿室新聞記者，當場辭職。“當工作與良知相牴觸時，”六十四歲的Kalb說，“我只能選擇其中之一。”
選擇了良知的發言人，顯然拒絕作一枚隨著機器運轉的螺絲釘。相當能代表十九世紀美國浪漫思想的梭羅，對渺小的個人有著更高的要求。一八四六年，美國與墨西哥打仗，當一個美國士兵把刺刀戳進墨西哥士兵胸膛的時候，他很可以說：對不起了，但我只是奉命行事;是我的政府貪圖你的土地，挑起戰事，造成你的枉死，但殺你實在不是我個人的責任。
梭羅沒有任何政治力量來對抗政府已作的決定，但是，他顯然覺得個人對一場不講公理的戰爭有負責的必要，他選擇了拒絕繳稅，表示拒絕作一枚被動的螺絲釘。
對一個揮舞著刀、衝進墨西哥領土的美國士兵，梭羅等於在說：世界上沒有“奉命行事”這回事。當工作任務與個人良知衝突的時候，你或者選擇良知，即刻辭職退伍，後果也許是餓死;或者接受命令執行任務，那麼你就是個兇手，沒有自欺的餘地。不管選擇是什麼，責任都在於個人。
當然，天真而浪漫的梭羅說，如果每個人都有高度自覺，拒絕作個不負責任的螺絲釘，那麼那場不講公理的仗也就打不成了。巨大的悲劇之所以發生，都只因為個人沒有認清人的自主權，隨波逐流，而流至不可控制的災難。
沒有任何人能以“奉命行事”作為無罪的藉口，因為人唯一所該奉的“命”是自己的良知。
猶太人天羅地網，萬里尋仇的狂熱行為就可以有兩種解釋：一是“以牙還牙，以眼還眼”的實踐;第二，就是猶太人也深信人可以，而且必須完全為自己的行為負責。實際策劃消滅猶太人的將領固然要血債血還，只是執行命令的軍官也難逃其咎;受僱於納粹的秘書、技工、管理員，更是幫凶。二十來歲的老麥，沒受過太多教育，作為一個管理員，他每天的雜務之一，或許就是打開煤氣開關，一板一眼把上司交待下來的工作做好。你可以說他是個奉公守法、克盡職守的工人。可是，他打開煤氣的那個小工作，達成的效果是一屋子慘死的老弱婦孺;換句話說，老麥是個奉公守法的劊子手。猶太人在四十年後要制裁他，等於是制裁他缺乏自覺，不曾作一個拒絕奉命的小子。上了賊船，為什麼不跳海離開?不跳海，就是賊。
“不跳海，就是賊”的賞罰原則對人有高度的道德要求。首先，它要求一個人上了“賊船”要認得出這是艘“賊船”;也就是說，人要有“眾人皆醉我獨醒”的洞悉是非真偽的智慧;其次，它要求人有“跳船”的勇氣。認清賊船之後，即使不能英勇地把掌舵的暗殺了，或者放火燒船起義，至少要拒絕同流合行，毅然決然地跳船。
經過兩次大戰的現代人，其實一直在努力地維持清醒。他一次又一次地受到操縱與矇騙，一次又一次被帶到毀滅邊緣。所以，已經有人開始睜開眼睛檢視船行的方向。西方的反核戰運動就是一種自覺運動，一向被動的人反過來希望主動地決定自己的未來，不讓所謂“領導人”或狂熱的群眾牽著鼻子走。台灣近年來開始蓬勃的民主運動與反污染熱潮，也代表一種覺醒與反抗，人試圖塑造自己的命運，如果缺少這種覺醒與反抗，人恐怕早就在自己的愚昧中滅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