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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心很痛，走過去對他們說：“這隻螃蟹是屬於這個海灘，屬於大家的，你們怎麼可以破壞?”
年輕人訕訕的，覺得沒趣。正在找另一隻螃蟹的女孩假裝在玩水。我匆匆收拾了東西，匆匆地離開了海灘。不，我沒有說出百分之一我想對他們說的話。我想說：
螃蟹也是這個地球村的原住民，如果他不曾妨礙你的生存，你就沒有資格剝奪他的生存權利。我想說：“弱肉強食”或許是生物界的常態。人吃牛羊豬狗草蝦螃蟹;但是“大地反撲”也是自然界的常態，強食者的濫殺濫捕最後要造成自己的枯竭。
我想說：你只是地球村的過客，住了你的一生就要離開，換下一代來生活，你沒有權利燒死一隻螃蟹。如果人人到了海灘都去燒死一隻螃蟹，那麼我的孩子，當他到海邊嬉戲的時候，就沒有螃蟹可看;在清淺的水中發現一隻橫行的螃蟹，是在地球村中成長的快樂。你，沒有權利剝奪我的孩子的快樂。
可是這些話，我都沒有說;我覺得無力。這些年輕人是怎麼成長的呢?難道不是和我一樣，從稚嫩的年齡開始，看著小狗被拋出牆外，看著小豬被摔得肚破腸流，聽著殺貓的故事，聞著菸蒂燒燃猴毛的焦味?他們不是那樣長大的嗎?不管課本里怎麼寫，如果整個社會給他們看的是人對生物的肆虐，沾沾自喜、毫無罪惡感的肆虐，誰能要求他們了解“愛生”呢?“愛生”的觀念從哪裡開始呢?
淡水的街上有一條年幼的小狗;知道他年幼，因為幼狗的眼神里有一種特別的稚氣。這隻個狗只有兩條腿，兩條前腿。後腿，被摩托車壓斷了。每天早上，市場附近人群熙來攘往，買菜的人挑精撿肥。在人腿與狗腿之間，這隻小狗尋尋覓覓找東西吃，找水喝。它用兩隻前腿撐著整個身體，半爬半跳，一瘸一瘸地拖過淡水的街道。
在蘇黎世家附近的公園裡發現了一隻受傷的鳥;翅膀折斷了，躺在草地上，圓圓的黑眼望著天空。孩子蹲下去，摸摸鳥毛，研究了好一會兒，回過頭說：“媽媽，雞!”
我把小麻雀拾起來，輕輕放在孩子肥肥的手掌中，讓他感覺鳥體的溫熱，對他說：“我們帶他到池塘那邊去。”池塘那邊有個小小的房子，房子的一角有兩扇小小的窗，一扇寫著：“請將死鳥置此，我們會處理。”另一扇寫著：“請將受傷的鳥放在籃子裡，我們會為它療傷。”
籃子裡有些脫落的羽毛。我讓孩子把鳥放進籃子;他放得很慢，很小心，眼睛裡透著無限的驚奇與歡喜。
斜 坡
巴黎的地下鐵道舉世聞名;我推著嬰兒車來到一個入口，卻呆住了。狹窄的入口只容許一個瘦瘦的人擠過去，何況中間橫著三條棍子，怎麼折騰也不可能將嬰兒車推過去。巴黎沒有作母親的嗎?
好不容易來了別的過客。一前一後把嬰兒車抬了過去。坐了一段車之後，走到出口，出口竟然是由一槓一槓鋼鐵棒組成的旋轉門，這一回，即使把嬰兒車抬起來也出不去了。
我常常在想究竟“先進”是什麼意思。錢嗎?產油國家錢多得很，駱駝旁邊就是賓士車，但沒有人認為他們“先進”。人才嗎?印度有太多的受過高等專業教育的人才，但是他們的社會無法吸收。尖端科技嗎?連巴基斯坦都有造原子彈的能力。
民主政治嗎?也不見得，印度是相當民主的……那麼，是錢、人才、科技、民主等等條件的總合嗎?這樣說又太模糊籠統，說了等於沒說。
一手抱著扭來扭去的孩子，一手拉拉扯扯把提袋、大衣、雨傘全部從嬰兒車卸下來，一件一件往身上掛，再手忙腳亂地把車子摺疊起來，全副裝備地擠進柵欄，還要擔心孩子的手腳不被夾在旋轉槓中。
上到路面來，在飄落的雪片中再把車子撐起，又是哀求又是恐嚇地把該子放進車裡，準備過街;我發覺鋪高的人行道與車道交接之處沒有作成斜坡，造成將近一尺高的落差。扶著嬰兒車站在這個“懸崖”之前，如果繼續往前推，很可能把孩子像畚箕倒垃圾一樣“倒”到雪地里去———
離開高貴卻很“兇險”的巴黎，回到靜謐的蘇黎世，我想我為“先進”找到了一個必要的條件，正巧是中國人說的，“富而有禮”。這“禮”，不僅只是鞠躬握手寒喧的表面，而是一種“民胞物與”觀念的付諸於具體。
從火車站的地下層上到路面，有電梯可乘，專門供嬰兒車與殘障者的輪椅使用。
所有的人行道與車道的交接之處都鋪成斜坡，接著黃色的斑馬線道，嬰兒車順利地滑過，失明的人也不需要害怕一失足成千古恨。
機場和車站的盥洗室里有特別為殘障人設計的廁所與洗手台，有讓母親為嬰兒換尿布的平台。(在戴高樂機場的盥洗室中，作母親的我只有兩個選擇，一是把孩子光光地放在冰涼的地上，要不就只有把他放在馬桶蓋上——我這一輩子都不會原諒巴黎人!)
在蘇黎世的住宅區，你也不可能走上兩條街還看不見一個兒童的小天地：就在房子與房子之間，一小塊青草地上，一個鞦韆、一個蹺蹺板、一堆沙。許多垃圾箱上塗著兒童畫：豬、狗、猴子、孔雀，守著盪鞦韆、玩沙廝鬧的小孩。
大型的百貨店往往有個幼兒樂園，免費的，讓來採購的父母放心去採購，孩子也玩得痛快。樂園中並不是隨便擺一些無意義的電動玩具讓孩子過一過癮;它依年齡而隔間：大一點的，有電視童話節目可看，不看電視的可以看童書畫報。小一點的玩益智的組合積木，用蠟筆畫畫;還不會走路的小把戲，就在地毯上玩會叫的小狗熊。
兒童與殘障者都是弱者，沒有辦法主宰一個社會的走向;他們不得不仰靠主宰社會的人——到目前為止，多半仍是身心健全的大男人們——來為他們設想。沒有財富的社會即使有心為弱者設想，能做到的大概沒有幾件，更何況若是饑寒交迫，連設想的“有心” 都不太可能。 有過“易子而食”經驗的中國人說得一針見血：
“衣食足而後知榮辱”。
有財富的社會，如果在心靈的層次上還沒有提高到對人的關愛，還沒有擴及到對弱者的包容，它也是一個落後的社會。它的國民所得被用在擴充軍備、製造原子彈等等毀滅人的途徑，而且往往有極堂皇的藉口;不會用在社會中“弱者”的身上：
建電梯、築人行道斜坡、設兒童樂園。
當我的嬰兒車不必停在人行道的“懸崖”上，而能安全順遂地滑過街心時，我感覺到自己是在一個“富而有禮”的社會中。它有錢為每一條人行道建斜坡，但是更重要的，設計道路的人在燈下製圖時，會想到他的社會中有年輕的母親推著稚嫩的幼兒、有失明的人拄著問路的手杖、有彎腰駝背的老者蹣跚而行……為了這些人，他做出一個小小的斜坡來。這個斜坡，是一份同情，一份禮讓，一份包容。
只是一個小小的斜坡罷了!但是，台灣距離真正的“富而有禮”還有多遠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