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6頁
您用了"經營"兩個宇，可見得李登輝，或者說，政治人物的影響多大，不知不覺的影響。前年連戰用了"全方位"這個詞，馬上就變成流行詞。這種影響當然使政治人物暗中歡喜，但是小老百姓如你我，不得不防!
沒有，我沒有"經營"台灣的具體藍圖，如果有的話，我就和李登輝去競爭當總統了。我對政治興趣並不大，只是因為關心，所以對許多事情有些看法;基本上，我想當作家比總統要好玩得多，怎麼"經營"台灣?國事如麻，從小事開始。既然我自己不會去"經營"台灣，我會把選票給一個將"託兒"問題和老人福利當作國家大事來討論的候選人，不論男女，我不相信統獨之爭比解決託兒問題來得重要。台灣發展到今天的全面泛政治化，根本就忘記了政治的原始目的：政治為人的福利存在。
十九 、"野火現象"時期的台灣和現今的台灣，在政治、社會、文化諸面相有何令人悲觀與樂觀者?
答：悲觀或樂觀是主觀的感受;也許因為我不必天天面對台灣政治的惡俗，從整體來看，我是樂觀的。1995年的台灣社會無論如何都比"野火"時代進步，現在看起來特別亂，是因為在威權時代，我們連討論的自由都沒有。軍中人權，環境污染，貪污瀆職，司法不公，官商勾結……哪一樣不是早就存在的問題，只不過在霸權的覆蓋下被消音罷了。現在雖然亂，亂象浮上表面總比隱藏在下面腐爛要好吧。
但是台灣的進步也是有限的。軍隊就是一個具體而微的例子：十年前軍中死人不斷的事社會根本不知道，十年後社會知道了每一個死者的名字，但也僅此而已，距離合法，合理，合情的軍隊還很遠，明白地顯示，台灣仍舊是一個從獨裁到民主的過渡社會。
過渡，表示它需要時間成熟定型，而我們的社會比較焦躁急切，恨鐵不成鋼的心情特重。最近《新新聞》的一個問卷調查說有66.4%的人認為民意代表只謀私利，不反應民意，42.8%的人認為國家缺少好的報導，記者的結論是，調查勾勒出一個"暗淡缺乏光明色彩"
的台灣。 我倒覺得不一定。德國的民主體質夠結實了吧?1994年一項問卷提出一個問題："身為公民面對國家，你覺得只能任它擺布，完全無力，還是覺得自己有充分參與的力量?"
結果有59%的德國人回答：他們覺得完全無力。
把種種調查和別的國家比一比，解讀也許就不那麼悲觀。台灣人對現狀的不滿， 不見得表示現狀比從前壞，它很可能表示台灣人對現狀品質的要求比從前高，而且高得很多;要求越高，不滿越深，從這個角度看來，這是一種健康的不滿，不是灰暗的。
這當然不是說台灣一定有光明的前程，十年前不能討論的台灣定位問題十年後可以正視了，一旦正視，問題的困難程度也才浮現出來。在外是統一之聲的巨大威脅，在內是國家認同的四分五裂;國家認同的凝聚像一粒蘋果的成熟，需要充分的雨水和陽光，也就是時間，讓它自然變得紅艷熟軟：我只怕我們沒有這個時間，歷史可以是極殘酷的。我的悲觀在此。
二十 、文化是否可以介入政治、改變社會?
答：用"介入"一辭，指的顯然是所謂精英文化，因為要講文化整體，政治就是文化的形於外，文化要如何"介入"文化呢?我們如果仔細觀察台灣地方政治的運作，就會發現：西方公民社會的選舉規則一移植到台灣的鄉土上，竟然結出怪異的果實。中國傳統文化的血緣，學緣，地緣……種種觀念操縱地方選舉，選出來的無可避免的是代表血緣，學緣，地緣利益的偏狹人物，往往與民主精神背道而馳，但他們又確實是參與政治的產品。當我們發現民意代表惡俗不堪時，我們究竟要批判政治呢?還是自己的文化?
再說精英文化"改造"社會的可能——這本是五四的基本精神，十年前的"野火"也扮演了這樣的角色。可是十年後的今天我看見兩個不同的地方，佼精英文化失去發揮的空間。一個是政治人物的囂張，在威權時代，因為老百姓沒有聲音，掌權者心虛之餘總還要做出禮賢下士的姿態。現在威權的惡名沒有了，政治人物抬頭挺胸，個個理直氣壯，對所有的醜事不羞恥也不道歉。好像在西部酒吧里，既然大家都亮了槍，禮貌也不必了，全憑火力，蠻的干。今天大大小小的掌權者自信滿滿，不覺得有接受"改造"的必要。
第二個不同，是精英分子與當道的結合。動機我們暫且不去理會，反正總有些是利己的，有些是利他的，但是明顯的事實是大量的所謂精英加入了看得見或看不見的"幕僚"的隊伍。民主政治本來就是參與政治，精英分子進入政治藉以發揮影響，理所當然，問題是，在我們的文化氛圍里，許多精英一進入政治圈就失去了獨立性——圍繞在掌權者身邊的種種博士學者的所做所為所言，歷歷在目。我相信獨立性是一個社會的文化精英不可缺少的基本品質，90年代的精英大批投入政治的立即效果就是獨立性的消失，也就是我們精英文化的萎縮。
唯一的希望在教育。台灣要生機不死，它必須刻骨銘心地體認教育的重要，做最巨大、最長遠的投資。我們的下一代不曾受到政治的扭曲和貧窮的限制，給予機會，他們可以海闊天空做世界一流的公民。可是這個機會必須由我們這一代人手中給出。如果有更多的精英參與教育改革，而不是充滿泡沫的政治權力鬥爭，台灣會更有希望。可惜政治的誘惑太大了。
1995年
---------------------
四十年來家國——訪東德末代總理戴麥哲爾
四十年來家國——訪東德末代總理戴麥哲爾
問：請談談您的家庭背景。
答：我的家族原是法國人，在三百多年前為了逃避天主教迫害而來到德國。第一代開山祖師在這裡開了騎術和舞蹈學校，他本來是貴族，所以除了騎射舞蹈之外也做不了什麼。家族的傳統是，長子讓他學法律，次子就當軍官，我是我們家族第十一個當律師的。
問：您是東德的末代總理，1990年和西德的科爾總理在舉世矚目的圓桌會議上談判統一： 那些談判決定了東德人的命運。 現在回頭看那個關鍵時刻，有什麼是"錯誤"的決定令您懊悔的?
答：那真是困難無比的談判，因為完全沒有前例可循，我像在茫茫大海中摸索方向。除此之外，我手上的談判籌碼也少得可憐，代表的是個已經宣告破產的公司，能爭的實在不多。但是人在事後——總是在事後——才學到教訓，現在我看到當時的幾個錯誤：第一就是當初不該同意讓西德人有權收回東德的房產。許多東德人其實是經過正當的手續在一棟房子裡住了三四十年，一旦改朝換代就將他連根拔起，這是種極痛苦的經驗。這種痛苦，也導致許多人現在緬懷過去的東德。另一方面，因為房地產的所屬權錯綜複雜，使得統一後許多投資者裹足不前，嚴重地影響了德東的復興。許多國際企業都對投資德東有興趣，可是一碰到土地產權問題，誰都不敢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