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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紀走向盡頭，歷史的鐘擺甩向自由那一端，甩得極高，我屏住氣，知道那個擺不會停在空中，它會往回晃，晃向另外一端，安全的那一端。
自由的寶貴似乎人人知道，可是自由的脆弱並不明顯。和安全不一樣，自由除了遊戲規則的共同遵守之外，一無所有，它沒有強權的保障。建立遊戲規則很難，要破壞遊戲規則卻不費什麼力氣，譬如德國和瑞士地鐵採取的榮譽制，無人查票，人人享受自由的尊嚴，但是一旦有相當數目的人不守買票上車的規則，查票勢必得執行，榮譽和自由則蕩然無存。
遊戲規則一旦破壞，強人的機會就來了。
走在世紀末的軌跡上，我已經失去為理想搖旗吶喊、為主義流血流淚的能力;我恐懼梟雄因此也戒慎英雄，對人的社會，我只剩下一個最低的要求：平庸的政治經理沒什麼不好，只要他遵守並且維護自由的遊戲規則。
我是誰?
可是，建立一個公平的遊戲規則，稱它為社會共識吧，本身就是個龐大複雜的工程。
德國的一位歷史學者史都默(M.Sturmer)寫過，一個沒有共識的多元國家遲早要走向內戰，而可以發揮凝聚力的共識，除了宗教之外就是國家認同。歷史研究和詮釋提供一個團體它所能接受的自我形象，作為國家認同的基礎。歷史學者的難處即在於，當他盡他的政治義務——促成國家認同——的時候，他不能夠損害他的學術責任，那就是"解構神話"的工作。在促成國家認同和解構神話之間求取平衡，史都默說，是史學家一個重大的任務。
20世紀初期當帝國主義崩潰時，紛紛獨立的殖民小國所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透過歷史的改寫來建立國家認同，把"我是誰"的詮釋權從殖民者手中奪回。在殖民者的視野角度里，不管是"阿拉伯的勞倫斯"或是"蘇絲黃的世界"，白人都是面貌清楚，個性分明的個人英雄，阿拉伯人和中國人都是背景——面孔模糊的螻蟻大眾。改寫歷史不過是換個焦距，讓背景成為焦點所在，認清自己的面貌。
台灣這個殖民地的歷史重釋，由於國民黨的到來，往後延了四十年才發生。解嚴之後，認識"我是誰"的工作如火如荼地展開，正是史都默(還有談東方主義的薩伊德)所描述的建立國家認同的一個必要過程。書店裡觸目皆是感情澎湃的文字：悲憤、悲情、悲歌、悲哀、憤怒、出賣……被壓抑了四十年，不，應該從1894年算起，被壓抑了整整一個世紀的感情終於得到釋放，被殘酷的歷史活埋的人終於再見陽光……
可是，怎麼出土的全是英雄?怎麼殖民史變成抗暴史?怎麼連皇民文學都變成抗議文學?治史的人在熱情地建立國家認同，盡他們政治義務的同時，是否忘了史都默所說的作為史家更根本、更重要的責任——逼視歷史、解構神話的責任?
如果政治激情使人忘卻對歷史的不可妥協的誠實，唉，這個世紀的許多路是自走了。
你看那滾石就要
法文的世紀末(Findesiecle)其實與時間沒什麼太大關係，指的是19世紀末盛行的一種美學風格。把世紀末當時間觀念，當然是荒誕的，"世紀"已是假設，"末"則更屬虛妄。德國人比較實際，"世紀末"在德文常說是"世紀轉"(Jahrhundertwende)，"未"就是"轉"，活脫脫是"山窮水盡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的哲學理解。
世紀或許無所謂"末"，時代卻有它結束的時候。眼看著帝國崩潰、圍牆倒塌、主義破碎、神話解體，我深刻體驗到一個烏托邦時代的結柬。福山大膽地宣稱這是歷史的終結，而他語音末落，歐洲戰火已燒上天空，顯然歷史無所謂終結，只有轉折;但歷史是前進的或是循環的，我不知道。南斯拉夫和中亞各邦為種族、宗教而彼此屠殺，這個轉折似乎回到原始的嗜血時代。數代之後，難免又有新的理想主義者(不曾經驗過我們的信仰的死亡)以滿腔熱情試圖建立新的烏托邦……你不能不想起西西弗斯那傢伙來。
世紀末，西西弗斯滿頭大汗又將滾石推到了，巔峰，你看，那滾石在巔峰上馬上就要……
1994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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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95年
也是95年
新的一天開始了，我簡直不敢相信94年已過，我甚至還記得65年的事情，以為世界會永遠那樣下去。
時光荏苒的感覺那樣新，也那樣舊。上面一句話是布來斯(EvaJanePriec)在1月1日寫的，1895年1月1日，這位不到四十歲的美國婦女與她的傳教士丈夫和孩子住在偏僻的山西鄉下，看著94年進入95年。下雪了，中國人的農曆年到了，鞭炮聲整夜整夜地響。
但是日子並不平靜，在1994年9月11日的家書里，她已經告訴遠在美國的親人：
……日本和中國在搶韓國這塊骨頭……，我們聽說每個縣得交出大約500塊美金的錢，每一省要提供兩千個兵……我們住得偏遠，很難想像正在打仗，但是，也許上帝對中國有所計劃……國家和個人一樣，有時候必須從大災大難中獲得益處。
她寫這封家書的時候，兩萬日軍正包圍著平壤，與中國的軍隊作激烈的戰鬥。這封信或許還沒離開天津港口，黃海水面上一片硝煙炮火，鄧世昌和致遠號上幾百個官兵在火海中下沉。這些，布來斯當然完全不知道;那還不是一個CNN的世界，但是她感覺得到戰爭。
……聽說日軍已經登陸，逼進天津，這裡還寧靜，本地人對我們還友善，他們很害怕自己的兵，有兵路過的時候，所有的門都關了，好像空城，他們在擔心一旦仗打完，流兵散勇滿街搶奪，這些兵沒吃沒穿的，全要變成強盜。
這封信的日期是1895年3月12日，日軍已經擊潰了清軍在東北戰場的主力，占領了遼東半島和威海衛。在這之前，李鴻章經營了十六年，消耗了千萬兩銀子的大連旅順要塞，早已全毀，旅順大屠殺早已發生。在3月14日，李鴻章父子啟程前往馬關。
生活在中國社會底層的布來斯不知道上帝為中國安排了什麼計劃，她所接觸的中國老百姓卻有自己的夢想，在1895年9月，她寫著：
……有人說一個特別的什麼兵團已經消滅了日本人，聽說俄國、英國、美國等等在福爾摩沙幫日本人，然後那個什麼'黑族"兵團打過去，毀了他們所有的船艦……"
敘述了這段流傳鄉間的"謠言"之後，布來斯接著提出自己的看法，
不過這些都只是騙人的故事，想煽動本地人對外國人的仇恨罷了。
視角極端狹窄的布來斯完全不能想像福爾摩沙發生了什麼事情，"城頭蓬蓬擂大鼓，蒼天蒼天淚如雨，倭人竟割台灣去。"1895年8月下旬，吳彭年所率領的黑旗軍在彰化八卦山正和日軍進行浴血決鬥，平常種田的農民拿起鳥槍、大刀、木棍，與入侵的異族對抗。10月，上帝為中國所定的"計劃"浮現出來：抗暴的身軀在鮮血橫飛中倒下，台灣被成功鎮壓，開始了它五十年的殖民歷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