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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們在說笑，我說，這裡不是紐約布朗區，這是中國離京城不遠的一個人煙稀少的鄉下，前後兩三里內只有農村，農村裡頭只有農民，中國農民——我想說，中國農民不是紐約浮動無根的各色人種，他們是有歷史傳統，有道德架構的族群社會——
"對，"北京人對我的天真似乎有點兒驚訝，"就是這些中國農民會把車給解體!"
沒有一個北京人相信，我能把一輛汽車留在鄉間一條荒路上過夜而不受破壞。我默默地接受他們的堅持，沒人看得出我心底的震動。
七手八腳死推活拉的，總算將汽車拖出泥漿。到了一個村子裡，車子終於噗噗停了下來，拋錨了。我們需要一條一兩公尺長的繩索將車子拖回北京。飽受折磨的幼小的孩子們倦了餓了，大人們焦急地一會兒看引擎，一會兒爬進車底。看熱鬧的農民圍成一圈，指手劃腳，品頭論足。到哪去找繩子呢?
北京的朋友不斷地低聲警告：把車門鎖上!注意看著你的東西!別讓孩子走開!
那種強烈的不安全感、不信任感，是我相當陌生的東西。
有個皮膚黝黑的老鄉冒了出來，"繩子我有，"他說，揚揚手中一截粗繩，"五十塊!"
我看看他的臉，那是一張和黃土地一樣老實的臉。
你是否能為英雄鼓掌?
我不必告訴你在莫斯科宇宙大飯店裡妓女如何如何地來往穿梭，或者年輕的俄羅斯作家如何嘲弄地說："你們真奇怪，你們還用'相信'這個字眼。"我也不必再次述說，德東的人們在翻看公安部的忠誠檔案之後，如何又如何地發現自己最親密的伴侶、最信任的老師、最仰慕的作家原來是公安的秘密線民，或者他們如何從電視新聞中看見共黨領袖豪華奢侈的俱樂部——那些領袖都曾經是掌著理想大旗的熱血青年。
西邊的德國人不曾經過共產主義的實驗，但他們是另一場實驗的倖存者，希特勒的烏托邦碎片還踩在腳下，不時要刺痛腳板。半個世紀以來，這一大半的德國人活得戰戰兢兢，辛苦地拒絕任何信仰的誘惑。如今共產主義實驗的分崩離析更加深了他們對烏托邦的不信任。
台灣人呢?在日據時代反抗殖民政權爭取民族自決的知識分子，經過1945年對回歸祖國的幻想、1947年的二二八屠殺、五六十年代的白色恐怖，而致死寂下來。這一整代人，他們是否還有可能信任任何一個慷慨激昂，一呼百喏的個人或政權?
至於隨著國民黨渡海，希冀在台灣臥薪嘗膽、實現民主烏托邦的一些人，在五六十年代之後，還能信仰什麼?雷震若活到世紀末的今日，他是否還有熱情為任何英雄鼓掌?
戰後的一代，譬如我，在國民黨所建構的神話中成長。1975年，我在美國第一次讀到別人用別的文字對這個神話的詮釋，這個神話馬上瓦解。從此以後，至少我，不再相信神話，任何神話。
在莫斯科街上那買香腸的人，在東柏林廣場上那遊手好閒的人，在北京人行道上休息的和那在農村里走著的人，在法蘭克福那西裝畢挺的人，在忠孝東路轉向敦化北路的台北人，還有我，程度或許不同，但我們都認識一個詞，英文叫thelossofinnocence，德文叫dasVerlierenderUnschuld。中文，很彆扭的，叫"天真的永遠的失去"。一旦看見了國王的新衣，他就無法再回到沒看見的狀態。人的混沌一開放，就不可復得。
救護車
對某一個神話的懷疑還不算是天真的喪失，因為一個神話可以由另一個神話取代(毛澤東取代蔣介石、列寧取代沙皇、史達林取代列寧、反對黨取代執政黨);看清了神話形成的過程才造成混沌的絕對死亡。任何高貴的理想或真理，為了得到實現，都不得不訴諸群眾運動;為了獲得群眾，真理不得不"神話化"，而"神話化"的過程勢必包括漠視全貌性的簡化手續。不幸的是，簡化的真理就不再是真理。
烏托邦是一粒不含開花可能的種子，不管人以多濃的熱情灌溉。
1930年，亞斯柏斯(KarlJaspers)在海德堡演講，說了一句後來被人不斷引用的話：
"天下沒有不可置疑之事。"
卑之無甚高論，真做起來卻驚天動地。
當高貴的政治理想受到懷疑時。道德的烏托邦也開始動搖。20世紀的人走過性解放、婦女解放、家庭解放、宗教解放……，每一次解放都是一次質疑，一次反抗。二十歲的我相信所有印在紙上的聖賢教誨。三十歲的我，在懷疑政治神話的同時，發現紙上所印的和我眼見的現實有著巨大的差距，整個聖賢教誨像一場騙局。四十歲的我——有一天開車，後視鏡一輛車緊逼近來，鏡中映出鮮明的大字："救護車"。我趕忙靠邊，車經過身邊時，我看見了車頭上的字："救護車(鏡象)"。
四十歲的我，明白了原來孔孟的道德架構不過是那倒寫的字，與鏡子配合作出實體的呈現;但是誰將鏡中的呈現當作宇宙實體，誰就是傻瓜。道德、宗教、烏托邦，種種高貴的理念，原來都是人類願望的投射，藉助於投射作用，鏡子裡外的世界其實是相反的。
驅車經過河北省一個農村，看見所有的牆上、樹幹都塗著標語：儲蓄用水人人有責、珍惜水源、不浪費一滴水，水是最珍貴的資源……。我連這村子的名字都不知道，但我能肯定：這村子缺水。
原來先聖先賢的道德教誨也不過是塗在牆上樹上的標語。
有意思的是，村子離不開標語就好像鏡子外的實離不開鏡子裡的虛，虛實是一個觀念。人類社會的發展演變根本就是現實和理想投射相互影響、相互違背的運作結果。虛是實的一部分。
曾經覺得被欺騙的我，頓時覺得釋然。
不知道這是不是孔丘所說"四十而不惑"的意思?不過，他的"四十而不惑"也可能是個樹幹上的標語。
矛盾而危險的鐘擺
即使失去了信仰的能力，人總還得在某種架構中活下去。像一個鐘擺，他懸盪在安全和自由的兩個渴望之間，安全時他要自由，自由時他要安全，而兩者不可兼得，所以他不斷地向這邊那邊掙扎搖擺;搖擺的軌跡，是為歷史。
毛澤東時代、昂納克時代、蘇聯帝國時代、國民黨專政時代，人們覺得安全，但他們追求自由。九十年代，毛早逝了，昂納克逃了，蘇聯帝國垮了，人們突然害怕起來。這新獲得的自由有一個普遍的名字，"亂"，亂的時候，人們開始企盼強有力的領導。
台灣的報紙說，從前雖是強人政治，但強人至少有理想色彩，現在政治只是赤裸裸的權力鬥爭，比從前要庸俗而墮落。
德國的報紙說，從前有高瞻遠矚的大政治家，現在只有平庸的政治經理，他會把檔案分門別類就算稱職，根本沒有能力在亂局中為人民指出新方向。
奇怪，這種思維的內在矛盾和危險性難道不清楚嗎?矛盾，因為安全和自由是兩個絕對對立的品質，人不可能在要求自由的同時又掌握強人所能提供的安全感。危險，因為梟雄多半蛻變自英雄，對英雄的渴望是產生梟雄的溫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