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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愛惜我的學生;像努力迎取陽光的黃色向日葵，他們聰慧、純潔、奮發，對老師尤其一片真情。但是，他們也是典型的中國學生：缺乏獨立自主的個性，盲目地服從權威，更嚴重的，他們沒有——完全沒有——獨立思考的能力。
錯在學生嗎?
當然不是。學生是一坯混沌的黏土，在教育者的手中搓揉成型。從小學到大專聯考這個漫長過程中的種種問題，暫且不談，讓我們看看這些"不敢"、"淚眼汪汪"、"沒有意見"的大學生正在接受什麼樣的高等教育。
20歲的人表現出5歲的心智，往往是因為辦教育的人對學生採取一種"抱著走"的育嬰方式。常常會聽到一些大學校長說，"我把學生當自己的兒女看待"，一派慈祥。他也真做得像個嚴父慈母：規定學生不許穿拖鞋在校內行走，上課不許遲到，周會時要正襟危坐，睡眠要足八小時，熄燈前要洗澡如廁，清晨六點必須起床作操，講話時不許口含食物，夏天不可穿短褲上課，看電影有害學業，看電視有傷眼睛，吃飯之前要洗手，等等等。
我一直以為大學校長是高瞻遠矚，指導學術與教育大方向的決策人，而不是管饅頭稀飯的保姆，但這也暫且不提。這一類型的教育者的用心，毋庸置疑，當然是善意的，問題是，我們論"事"的時候，用心如何根本不重要，重要的是實際的後果，而教育的後果何其嚴重!這種餵哺式、育嬰式的大學教育剛好吻合心理學家Levy早在1943年給所謂"過度保護"(Overprotection)所作的詮釋：第一，給予過多的接觸——"有任何問題，隨時來找我";第二，禁止他獨立自主——"你不許……";第三，將他"嬰兒化"——"乖，早睡早起";第四，把自己的價值取向加諸其身——"你聽我的……"。在這種過度呵護的幼稚教育下成長的大學生，遇事時，除了"淚眼汪汪"之外又能做什麼呢?
教育者或許會說：這些學生如果進大學以前，就已經學好自治自律的話，我就不必要如此提之攜之，餵之哺之;就是因為基礎教育沒教好，所以我辦大學的人不得不教。雖然是亡羊補牢，總比不教好。
聽起來有理，其實是個因噎廢食的邏輯。這個學生之所以在小、中學十二年間沒有學會自治自律，就是因為他們一直接受餵哺式的輔導，那麼大學來繼續進行"育嬰"，這豈不是一個沒完沒了的惡性循環?把學生口裡的奶嘴拿掉，我們總要有個起點;大學不做，更待何時?再說，我們對大學教育的期許是什麼?教出一個言聽計從、中規中矩、不穿拖鞋短褲的學生，和教出一個自己會看情況、作決定、下判斷的學生——究竟哪一個比較重要?為了塑造出"聽話"、"規矩"的青年，而犧牲了他自主自決、自治自律的能力——這是我們大學教育的目的嗎?
在生活上，教育者採取懷裡"抱著走"的方式;在課業上，許多教書的人就有用鞭子"趕著走"的態度。
就上課點名這件小事來說。以學生出席與否作為評分標準的老師很多，他們的論點是：學生都有惰性，今天我逼你讀書，日後你會感謝我。
這個說法也很動人，卻毫不合理。首先，我們不應該忘記，開一門課程最根本、最重要的目的在傳授知識，而不在鈴響與鈴響之間清數"少了幾頭牛"。照邏輯來說，如果一個學生不聽課就已經具有那門課所要傳授的知識，並且能夠以考試或其他方式證明他的程度，那麼他就沒有必要為了一個人頭點名的成規而來報到。歸根究底，這個"成規"當初之所以存在，只是為了幫助學生獲取這一門知識——讓我們在同一時刻同一地點去聽同一個人有系統的講——但是，一個學生，不論原因為何，已經擁有那個知識，那麼要他來作充數的形式就是捨本逐末，也是為師者見林不見樹的錯誤。
反過來說，一個學生沒有那門知識卻一再缺課，教授當然要淘汰他，但淘汰的理由應該是：你沒有得到知識;而不是：你點名未到。上課出席率與知識吸取量並沒有因果或正比的關係。
為師者"嚴"，我絕對贊同;愈嚴愈好。但是那份"嚴"與"逼"必須在實質的知識上，不在僵化的形式上。換句話說，教授可以用比較深奧的教材，出比較靈活的考題，指定比較繁重的作業，來逼使學生努力。但他如果尊重學生是一個有自主判斷能力的成人，他就沒有理由拿著鞭子把學生抓到教室里來;充其量，作老師的只能嚴肅地說：上不上課在你，努力不努力也在你;你要學會如何為自己的行為擔負後果。
從小學到高中，我們的學生已經在"鞭策"之下被動了十二年，如果最後的大學四年他們也在鞭下長大——他們會長大嗎?畢了業之後又由誰來執鞭呢?
這種"趕著走"的鞭策教育貽害極深。學生之所以不能"舉一隅而以三隅反"，固然是因為在"抱著走"、"趕著走"的過程中從來沒有學過如何去思考，有一個實質上的困難使他即使想開始也不可能。
信仰鞭策教育的人不相信學生有自動好學的可能。於是設置了七七八八的課目，塞滿學生的時間。大一的學生，譬如說，一星期就有三十多個小時的課。大四的課少了，有些系就強迫學生修額外的學分，作為防範怠惰的措施。
可是我面臨一個巨大的難題。
文學是思想;每一小時的課，學生除了必須作兩小時的課前預讀之外，還得加上三小時課後的咀嚼與消化，否則，我付出的那一小時等於零。文學，也不是象牙塔里的白日夢;學生必須將那一小時中所聽到的觀念帶到教室外面、校園外面，與廣大的宇宙和紛擾的現實世界銜接起來。否則，這個新的觀念也等於零。
這些，都需要時間與空間，可是學生辦不到。他們的課程安排得滿滿的，像媒婆趕喜酒一樣，一場接一場。他們的腦子像一幅潑了大紅大紫、沒有一寸留白的畫。
如果怕學生怠情，我們應該增加學分時數強迫學生把"身體"放在教室里呢，還是應該加深加重課程的內涵使學生不得不把整個"心"都投入?這是不是又牽涉到一個本末的問題?
我們如果不給學生時間與空間去思考，我們又怎麼能教他們如何思考呢?
在國外教書的那許多年，我踏出教室時常有生機盎然的感覺，因為在與學生激烈的反應與挑戰中，我也得到新的成長。在這裡，走出教室我常有被掏空的感覺，被針刺破了的氣球一般。學生像個無底的撲滿，把錢投進去、投進去，卻沒有什麼驚奇會跳出來，使我覺得富有。
說學生缺乏自治自律的精神，說他們沒有獨立思考的能力，我其實還沒有碰觸一個更基本的先決問題：我們的教育政策究竟希不希望教出獨立自主的學生來?答案若是否定的，這篇文章便毫無意義，可以燒掉。我是在假定我們的社會有意造就獨立自主的下一代的大前提之下寫這篇檢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