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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自黨外陣營的批判則有另外一個基調：
龍應台責備讀者"你們為什麼不生氣?不行動?"她不知道(或是故意忽略)……是什麼體制使他們變成那種"令人生氣"的樣子?龍應台叫人們向絕大多數終生不改選的立委施"民意"壓力，這不是笑話嗎?
……任何個人主義的反抗原本就是無效的……龍應台顯然沒有認識到這一點。她繼續秉持個人主義等美式自由，終於也不得不碰到最後的關卡：封閉、壓制、迫害個人自由最深的，不是別的，正是政治……終於她開始攻擊這政治力量，而且，就像以往的例子一樣，遭到封殺。
……然而為什麼50年代有"自由中國"，60年代有"文星"，70年代有"大學雜誌"，而80年代卻只有一個龍應台呢?這是否意味著自由主義的沒落呢?
對國民黨所發動的謾罵恐怖，我不曾回應過一個字，因為不屑。對黨外的批評，也不曾有過一句的辯解，因為投鼠忌器：我不能讓等著消滅我的人知道我的寫作策略。
十三年過去了。台灣社會在十三年中脫胎換骨了，只是換出來的體質面貌和十三年前竟仍然如此相似，令人詫異不已。
1985年3月何懷碩寫道：
最近"江南"案與"十信"案，如狂風惡雨，幾乎使社會一切停擺……一位對此一連串事件亦曾參與決策的官員沉痛地指出："什麼叫做落後國家?差不多就是像我們這個樣子。"交通混亂、空氣污染、生態破壞、奸商欺詐，治安不寧、貪污腐化……。
1997年8月20日《中國時報》社論寫道：
馬祖空難、溫妮風災、街道巷戰，一個又一個觸目驚心的畫面，一條又一條無辜性命的喪失……災難和治安已達到了超越常理的地步，真正反映的是整個國家機器陷入了半癱瘓狀態。
於是當我想為80年代的"野火現象"寫下一點小小的歷史見證的時候，一點兒也不覺得是白頭宮女在話天寶遺事，恍如隔世;倒覺得80年代就是太近的昨天。
我這樣走過
曾經用過一個老式瓦斯烤箱。瓦斯漏氣，氣體瀰漫箱內。我在不知道的情況下，點燃了一隻火柴，彎身打開箱門。
"嘭"一聲;不，沒有爆炸。只是一團火氣向我臉上撲來，一陣炙熱，我眉發已焦。
1984年的台灣是一個"悶"的瓦斯烤箱，"中國人你為什麼不生氣"是一隻無心的火柴。我的社會教育開始了。激動的讀者來信對我攤開了台灣社會長久遮掩的不愈傷口。一貫不公的體制壓著人民，能夠長久地壓著因為它有一個人生哲學的托持：逆來順受、明哲保身的人生哲學。看穿了體制不公的人知道事不可為而轉向冷漠;不曾看穿的人則早被教育了忍耐是美德、忍受是義務。但是悶啊，這是一個有冤無處伸的社會。
江南的政治謀殺、十信的金錢詐欺、玉米的食品污染都是動搖"國本"的嚴重事件，但是在看不見的地方，小市民的個人悲劇和委曲在自生自滅。
1984年，學校老師可以在課堂上被"有關單位"帶走問話。台北市美術館的展出作品可以因為"密告"有紅色嫌疑而被塗改。在軍中服役的預備軍官可以被打、被殺、失蹤，而遭到消息封鎖。機車騎士可以掉進政府施工單位所挖的坑，死亡而得不到賠償。
1984年，國際人權組織說，台灣有187次取締言論事件。
不敢發出的聲音、無處傾吐的痛苦，大量地湧向一個看起來代表正義的作家案頭。黨外刊物在地下流竄，在邊緣遊走，在少數人中傳閱。大多數的小市民不看，不敢看或不願看或看不到。黨外刊物的鬥爭意識使習慣安定、害怕動盪的小市民心存疑懼。"野火"的系列文章是許多人生平第一次在主流媒體上看見不轉彎抹角的批判文字。文字雖然注滿感染力與煽動性，但是它超越黨派、不涉權力的性格又使人"放心"。感性文字中蘊藏著最直接的批判，人心為之沸騰。
不只是悶著的小市民，還有那已經悶"壞"了的小市民。我收到非常多精神病患者的來信。通常信寫得特別長，來信頻率特別高，三兩天就一封，而且楔而不舍。所有的患者都有一個共同的症狀：政治迫害妄想。歪歪扭扭的文字敘述被國民黨跟蹤、竊聽、盜郵陷害、茶中下毒、飯中下藥的過程。有一個人長期給我寫信談國家大事(他也長期給里根總統和教皇寫信)。有一天在報上讀到他的名字;他因為在街頭散發"反政府言論"被逮捕。患者多半是大學生。他們的病不見得是極權統治所引起，但是國民黨的極權統治深深控制著他們僅有的思維，使他們動彈不得。
在"中國人你為什麼不生氣"里，許多人看見希望;冷漠的人被感動了，忍受的人被激勵了。而我，卻不再天真浪漫。眉發焦赤的同時，我已經發現這個烤箱不是單純的泄氣，它有根本的結構問題。
我開始了策略性的寫作，從"難局"一文出發。
心底有一個最重要的目標：如何能推到言論鉗制最危險的邊緣，卻又留在影響最大的主流媒體中?多少前輩都是從最大的《中國時報》寫到較小的《自立晚報》再寫到黨外刊物，然後就徹底消失。我清楚我要留在主流中做最大的"顛覆"，做最紅的蘋果核心裡的一條蛀蟲。
副刊主編金恆煉說："你放手寫，心裡不要有任何警總。尺度的問題我們來處理。"
可是，我怎麼可能心中沒有警總?江南才剛被殺，屍骨未寒呢。我的父親為了我老做惡夢;告訴我他當年如何看見人在半夜被國民黨特務用麻袋罩住沉下大海，失蹤的人不計其數。我的命運使他憂慮;他知道我沒有外國護照。
於是在生活上，(一方面也因不屑於做大眾文化鬧哄哄寵出來的英雄)，我不接受採訪、不上電視、不演講、不公開露面。當然，更不能與反對人士來往。極長的一段時間裡，讀者不知道"野火"作者是個女人。一篇篇文章，在孤獨的沉思中寫成。
在寫作上，我知道我不能直接攻擊體制，如此起彼落的黨外刊物所為。能夠討論和批判的是環境、治安、教育種種社會問題。然而在那個極權體制下，任何能思考的人都會發現：所有的社會問題最後都無可逃避地植因於政治。這，卻是我不能寫出的。
其實亦不必寫出。如果一個人有獨立思考的能力，他會自己看出問題的最後癥結，找到自己的答案。我也確信那個不公的體製得以存在，是因為個人允許它存在;比體制更根本的問題，在於個人。
所以"野火"的每一篇文章，不管是"幼稚園大學"或"台灣是誰的家"，都將最終責任指向個人，也就是小市民自己。
黨外刊物因此指責我"只打蒼蠅，不打老虎"，或者看不見問題的要害。我無法說明：是策略，所以不直接打"老虎";是信念，因為確實認為"蒼蠅"責任重大。比"老虎"還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