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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的選舉熱熱鬧鬧開展時,我常在鄉下看見同鄉會和宗親會的拉票活動,不能不想起波普的話。民主的形式我們是贏得了,但是它與我們什麼樣的文化傳統結合而實踐呢?布袋鄉的人選布袋鄉的,姓李的選姓李的,歪嘴的選歪嘴的。哇,傳統文化果然決定民主的實質內容!在這種結合下,十年中所選舉出來的民意代表有殺人不眨眼的黑道,有偷雞摸狗的竊賊,有偷窺女人內褲、口說髒話的下流痞子和財大氣粗、目中無人的土霸王;自由選舉出來的總統費盡心思打擊異己,擴充自己的權力。你和我,覺得驚訝嗎?

  在十年實驗中,我對"民意"這個東西也有了新的認識。在威權統治下,民意受到壓迫和扭曲。依照"凡受壓迫的都是崇高的"這個定律,民意也戴著道德的光環,成為民主時代最受歡迎的英雄。政治人物以民意為武器打擊對手,社運人士以民意為後盾推銷理念,報紙老闆以民意為理由廢掉副刊。在民意的統治下,不同意見的聲音自動消音;這是個民主時代,民意至上的時代。

  太奇妙了。在強人政權下,反對蔣家王朝、推動閩南語、鼓吹女權運動、贊成同性戀等等都是被壓抑的聲音。民主之後,這些被長期壓抑的聲音一一躍為主調,很好,可是在同時,不合乎主調的聲音卻變成了新的被壓抑者。民意張開一張"政治正確"的大傘,沒有多少人敢大聲地讚美蔣家父子,敢大聲地支持兩岸統一,敢大聲地批判閩南文化的新沙文主義之可能,敢大聲地批評女權運動或大聲地宣布自己不喜歡同性戀。讓我暫用"自由"和"保守"這兩個並不精確的字眼。如果說十年前是保守派當道的日子,自由派受到打壓,那麼十年後便是自由派掌權,而保守的言論受到抑制。我們從"什麼都不可以"的時代走進"什麼都可以"的時代,而反對"什麼都可以"的卻不可以。

  換了一批人,換了一套思想作為主流,可是壓抑異議的機制依舊。只是這一回,壓力不來自一個強權政府,而來自一個強權的"民意"。不,這不是我在80年代所想像的公平開放、理性辯論的民主環境。

  而民意的強權並不比政府的強權不危險。首先是民意本身的可疑及不可信賴。很大一部分的所謂民意由媒體形成。威權政府曾經是媒體的共同敵人,這個敵人沒有了,媒體在自由中很弔詭地成為自己的敵人:報紙老闆以一己的政治立場控制言論,政治人物利用媒體操縱輿論,電視唯利是圖不設下限地自我庸俗化,媒體記者因素質不夠而提供半真半假的信息,因判斷力不足而做出誇大或偏頗的評論。民意的形成過程中有太多太多操縱做假的空間,此其一。

  而民意即使是真實的,卻絕對未必是對的,此其二。歷史上的例子不勝枚舉。希特勒是靠著民意上台的,美國南方當年歧視黑人的法令是基於民意而寫成的,義和團殘殺外國教士時,旁觀的常有喝彩的鄉民。民意如果不接受批判又沒有自我反省的節制,可以形成可怕的暴力,帶來全體的災難。

  對民意的批判從哪裡來?如果民意指的是大多數人的意見,那麼批判當然得來自少數人。民主的基本原則固然是"服從多數",可是有一個不可或缺的下半句:"尊重少數"。在迷信民意、民粹主義越來越盛行的十年中,"服從多數"成為信條,"尊重少數"卻被輕易遺忘。威權政府和暴力是明顯而易見的,"多數"的暴力卻往往隱於無形,因為可能批判它的人,本身或許就屬於那多數而不察覺自己的霸道和粗暴;但是多數如果踐踏"尊重少數"的原則,它就是另一個形式的暴力集團,徹底違背了民主的基本精神。此其三。

  我可從來沒有想到,在80年代鼓吹民意至上的人到了90年代竟會談起民意的危險來;時代真的變了,問題也換了一套。如果反對者從前的責任是挑戰強權,熱辣辣地批判,他現在的責任可能是做那客觀而理性的"少數",不譁眾取寵,不被主流收編,對盲從性極高的"大多數"提供一個冷冷的聲音。我的同代人不知以為然否?

  和許許多多改革者、革命家一樣,我曾經天真地以為專制政權被摧毀之後,自由就有了保障。十年回首,才知道那不過是個謙卑的開始。當人民自己掌握了權力而他對權力的相對責任了解不夠時,他對自由的威脅和專制政權一樣大。但是如果十年民主後的台灣顯得混亂,我們的結論不該是民主制度不好,而是我們的民主體質不夠成熟,不夠健全。太著急,大概也不必吧?想想,法國大革命發生在兩百年前,而我們,畢竟也才只是十年罷了。但是一步一個腳印,不愧對歷史。

  1997年1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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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十年代這樣走過

  八十年代這樣走過

  ——屢見閣下大作針砭目前紊亂之社會現象,每次閱畢皆熱淚盈眶,未能自己。

  ——我把報紙文章給孩子看,他說要影印起來,想貼到班上去又說不敢,怕訓導處,我們一直活在怕怕中。

  ——不瞞您說,我也想離開台灣。我敢預言中國將是被淘汰的民族,不是亡於他人,而是死於自己手中的繩子,真的,真的。

  ——"紅色恐懼症"是我們國民心理上的不治沉疴,也像黑死病一樣,人人怕傳染。

  ——目前您知名度夠,"有關方面"不敢輕舉妄動。但是,千萬要小心:開車,走路,上街,都得注意,留心提防凶神惡煞殺出來。我想您是明白我的心意的。

  ——你的書及中國時報在我們單位算是被禁掉了。雖然我們不贊同這個作法,但軍隊之所以構成,就是必須懂得服從命令。中國時報被禁是因為野火集的文章。這是一份政戰部門所下的文,屬於"密件"。

  ——你可知道在邦交斷絕、外貌瘦弱、地小人多、工商不發達的台灣,升斗小民是怎麼求生的?你可知道政府只管收稅,不管失業救濟,勞動法令殘缺,勞工受傷,勞工被解僱,找不到工作,是如何解決每日開門七件事的?你可知道礦災工人死亡,成為植物人,政府及勞保給付如杯水車薪,民間捐款被台北縣政府留下一半,礦工子女是如何過活的?

  ——你是民族的叛徒!

  1985年,只是昨天

  1985年12月,是個冷得不尋常的冬天。我在台北醫院待產,從病床望出窗外,天空有一種特別清澈乾淨的深藍。

  《野火集》出現在書店和路邊書攤上。二十一天內印了二十四刷。放到我手中的書,因為壓的時間不夠,封面還向上翹起。四個月之後,十萬本已經賣出。

  國民黨的報刊開始了幾乎每日一篇的攻擊。

  沒有了國民黨領導的政府,誰也活不下去。就連想"鬧事"的野火,到時也只有噤若寒蟬,否則就逃不過被斗被宰的結局!

  我們必須嚴正召告世人,今日生活在台灣以台北為主導的中國人,政治制度、社會結構、國風民俗或有缺失,但絕對健康,絕對無梅毒惡瘡,能愛也能被愛,只有龍應台這類××××,我們有權也有責任,公開唾棄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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