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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理學者彼普的故事被安排在"壞分子"的11公里中。1987年，波普妻子裊麗可無意中對女朋友透露了自己對婚姻的厭倦感，這個女朋友馬上到公安部去交了份報告：裊麗可有意離婚。
負責波普這一章的作者——公安部第22處處長，立刻開始布局，寫下了波普故事的大綱：
第一階段：促使裊麗可申請進修以加強她與其夫分手意向……同時進行，避免波普本人在其工作單位及社交生活有任何升遷或改善可能。完成日期：1987年3月。
第二階段：擴大波普婚姻危機，加強女方離婚意願，應設法使裊麗可與第三者(線民哈洛得)發生親密關係。完成日期：1987年6月。
第三階段：給波普工作單位主管寫匿名信，使波普成為問題人物。完成日期：與前同。
第四階段：在《青年》報上發表波普和前妻(克莉)所生女兒一篇文章，讚美其"堅定的社會主義信仰"，以之為榜樣來警告壞分子。完成日期：1987年5月。
第五階段：促使波普女兒就讀學校加強對該女政治信仰教育。該女兒最得波普寵愛，影響其女兒應可加深波普無力感及家庭分裂。完成日期：1987年3月。
第六階段：在波普朋友圈中散布不利於他的謠言。完成日期：持續進行。
大綱訂好了，人物的發展卻不十分順利。裊麗可現在記得，1987年中有個法官朋友曾經邀請她去看戲，原來那就是奉命引誘她的線民。親密關係不曾發生，婚姻還沒有破裂;圍牆，先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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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鴻的故事只是不起眼的一小節，因為他是個小人物，他的遭遇也太尋常。
24歲那年，尤鴻想逃離圍城，運氣不好，被逮到，判3年徒刑。不算什麼，在東德圍城統治的28年之中，有23000人因逃亡罪而被判徒刑，平均起來，每兩天就有一個人逃亡、被逮、坐牢。許多單身母親攜帶幼兒逃亡，被捕之後，母親下獄服刑，幼兒，就被共產黨送給黨性堅強的家庭去收養，從此不知生身父母。
尤鴻被關了3年;出獄前，他信口說，西德的制度比東德好。獄友轉身打了小報告，於是尤鴻又被判了一年四個月的徒刑。這是1965年，罪名是"危害國家安全"。不算什麼，在28年的圍城中，有78000人以同樣的罪名下獄，也就是說，將近30年來，每天有8個人因為"危害國家安全"而坐牢。尤鴻的命運不值一提。
16個月徒刑的前5個月，尤鴻被關在精神病院裡，強迫用藥。終於出獄之後，也在一個餐館工作，時間很短，因為，不知怎麼回事，他隨口罵了句"共產黨豬玀!"報應來得很快，尤鴻又被抓進了精神病院，醫師說：你再犯一次錯，我們就不得不用藥劑來改造你了。
尤鴻又被釋放，認識了一個在公安部上班的女郎，他告訴這個女郎公安部不是個好地方，勸她洗手不於。結果有點反高潮——他又進了監獄。
1984年，尤鴻終於又得到了自由，可是失去了身體健康，失去了20年青春歲月，失去了這一回合的整個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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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100公里長、30噸重的"大河文學"里自成一個世界，一個繁複的底片世界，黑白分明：凡是懷疑社會主義的都是黑的，凡是和共產黨合作的都是白的。現在這部記載一個民族生活的巨作經過沖洗，拿到陽光下一看，世界顛倒過來，黑的全變白，白的全變黑了。
那85000個秘密警察，失了業，噤聲的潛入社會各個角落裡，另謀生活。有辦法的，自然搖身一變，從公安部小主管變成了什麼合資企業小經理。人們也不十分注意。真正成為過街老鼠，人人追打的，倒是那數不清的、躲在底片世界中的、為共產黨作"走狗"的"線民"。
東德的末代總理戴麥哲爾——記得他和西方列強簽訂和平條約時那悲劇英雄的姿態嗎?統一沒多久，末代總理就灰頭土臉的下台，人們說，他是"大河文學"里有代號的一個線民。東柏林洪堡大學一向是東德學府重鎮，大學校長芬可，灰頭土臉的被解聘了，人們說，在底片世界裡他是一個依附政權的密切合作者。作家，一個接著一個被揪出來，誰是誰的告密者，"狗屁精"，弄他個水落石出。
像尤鴻那樣遭受迫害的人，現在熱切的尋求"天理報應"。不要把一切罪行怪在制度頭上，他們說，制度，是人做出來的，而且往往是某些特定的個人;追究責任是法治的根本。
那被揪出來的人，坐在破碎的世界裡，既不知如何詮釋過去，也不知怎麼面對未來。曾經和政權合作給牧師"藥物治療"的精神醫師，把背對著媒體的鏡頭;他從此不能再開業行醫，更無法再面對社會——"給我安靜吧!"他哽咽地說。
更多的人，曾經只是跟著大夥跑跑龍套，沒害過人，卻也沒救過人。而今價值觀念突然翻轉過來，他連自己是清白還是有罪也迷惑了。於是，一個東德部長提出一個實際的自我檢討的辦法：不必問太抽象的問題，他說，問問自己幾個最具體的問題就可以決定自己究竟是否昧了良知，譬如說——人們為了自由而被射殺在柏林圍牆下的時候，你的立場在哪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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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朋友，還有太多的人活在那底片的世界裡。希望他們有一天能見到陽光，在陽光下看那沖洗出來的世界。
199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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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過底片的世界
歷史的傷口繃開
昂納克回來了。
昂納克是誰?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國"時代，他的身份證字號是A0000001，東德的"頭頭"。在1989年，他和蘇聯來的貴賓戈巴契夫在東柏林盛大地慶祝建國40周年;和他親面、擁抱、握手的戈巴契夫說："應變太遲的人會有惡報。"
昂納克是太遲了。戈巴契夫的預言語音未落，憤怒的人潮已經踢破了昂納克辛苦建成的柏林圍牆。統治東德18年之久的昂納克開始了他的逃亡生涯——先潛入東柏林的蘇聯軍醫院，然後逃往莫斯科，設想到蘇聯的政變更劇烈，他只好躲進智利駐莫斯科的大使館。
29日下午，昂納克又出現在世界舞台上。在踏進即將領他入獄的汽車之前，他對著攝影機握起拳頭——共產黨信徒的敬禮。回到不久前還是他的領土的柏林，群眾等侯著他。有的喊著"釋放昂納克!"有的喊著"兇手昂納克!"在公安警察重重的保護之下，昂納克的轎車從機場駛往莫阿比監獄——監獄門口，兩個年輕人撐著一條幾尺長的白布："昂納克，死人會找你復仇!"這兩個人曾經在這裡坐過三年牢，罪名：逃亡。
等侯著昂納克的牢房，有一張木床，一張木椅，一個洗手台。在他進去之前，他必須交出所有私人用品，除了10張照片和一隻結婚戒指。這個牢房，昂納克並不陌生：1935年，23歲的地下共產黨員昂納克被納粹政府以"叛國"的罪名逮捕，在這個監牢里他度過10年青春的歲月。
經過半個世紀，昂納克再度成為囚犯，同一個人，在同一個地點;歷史的舞台劇充滿了顛覆和反諷的伏筆，8月25日將是他80歲的生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