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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夠活，所以又來種地，當然是國家的地，他偷偷來種，還用鐵絲圍了起來，誰也不知道是"竊居國有地"。他種了豆子，有了收成就拿到市場去賣。
"國家欠我的，"人們覺得，所以從公家工廠里偷一盒煙出來賣或者挖一塊地來種，都是臨機應變的正當行為。揩公家的油來彌補自己困窘還有一個特別名詞，叫"左轉"。要懂得"左轉"，在這"非常時期"才過得下日子。
走過哈瓦那的老城區是驚心動魄的。三百年來，靠蔗糖和菸草而富裕的西班牙後裔住在這裡，用最昂貴的大理石做階梯，用最精美的鏤刻鐵欄做陽台。深藍色的馬賽克洋溢著地中海的風味，細緻的門雕襯托出閒適的生活情調。上海外灘也許有23棟華麗的歐洲建築，哈瓦那卻有23000棟，一個美麗的建築博物館。
可是，是如何殘破不堪的博物館啊!1959年卡斯楚革命成功之後，就蓄意讓代表殖民文化的老區衰敗，轉而致力於農村建設。共產黨執政之後，資產階級大量外移，老區的深宅大院一棟一棟空下來。無產階級搬進去，深宅大院變成大雜院。40年下來，牆壁倒了，露出裡頭的泥土。窗子破了，沒有補上的玻璃。大理石裂了，東一塊西一塊。鏤花鐵欄鏽了斷了，危險地向人刺來。雕樑畫棟垮下來，散出腐朽的濕氣。壁紙翻下來，露出骯髒斑駁的里牆。人，像老鼠一樣寄居在這黑影幢幢斷垣殘壁之中。
"觀光客初看我們的老城都會嚇一跳，"我的翻譯說，"他們都問：你們打過什麼戰爭?我只好笑。我們沒打過仗，只是自然地爛掉!"
在"非常時期"，老城連自來水都沒有了。運水車停在街頭，居民用桶子來接水，然後回到自己往的危樓前，不知是第幾層的樓上有人垂下繩索，打個結，把一桶水慢慢吊上去。
不屬於老城的市中心，殘破得沒有老城那麼觸目驚心，卻也窘態畢露。國家買不起汽油了，公車班數減少了，路上有長長的隊伍等著班車回郊區的家，等到天黑。許多人早上要等三個小時來上班，下了班要等三小時車才回得了家。
等車的隊伍旁有堆積起來又散了一地的垃圾。沒有汽油，垃圾車也沒辦法來收垃圾。家家戶戶的垃圾堆起來，堆得太高了就垮下來。一個老頭，穿得整整齊齊的老頭，看見垃圾雄里有三個空塑膠袋。他拾起來翻來覆去地看。一定是破了的塑膠袋才有人丟掉，這三個都是破的。他咒罵一聲，仍舊撿起來，帶走了。
街上因為貧窮而帶來的髒，不會使人想到人們的家裡如何乾淨。古巴人對人毫無防禦，每個人都敞開著家門歡迎你進去看，沒有掩飾，沒有秘密，沒有扭捏不安。你可以進人每一家的廚房、臥房、廁所。不管是看哪一家，你發現他們的地板都拖得乾乾淨淨，好像可以在地上揉面。他們的鍋子，由於用得太久了，都顯得有點薄，但是刷得潔白光亮，沒有一點油污。他們的床，不管是中午還是下午，都整得乾乾淨淨，而且一定罩著乾淨的床單。他們的冰箱大致空空如也，可是擦洗得清清爽爽，不帶一點氣味。老媽媽坐在廚房裡，手上一把白米。她戴著老花眼鏡，把白米裡頭的小石子一顆一顆挑出來。
在古巴，連最勤奮苦幹、最會致富的華人都窮得像"教堂里的老鼠"，這個社會實在"均貧"得夠徹底。在1959年革命解放之前，這白人殖民的貧富不均的社會，1959年之後變成一個自主的但是均貧的社會。這究竟是進步還是退步呢?
有些進步是眾口皆碑的。卡斯楚在1961年展開消滅文盲運動，動員了27萬人深入窮鄉僻壤教了100萬人識字。今天第三世界小國古巴的文盲率比超強美國低0.3%。
在如此貧窮的國家裡，每600個人有一個醫生，嬰兒死亡率只有15‰，可以與先進國家相提並論。人民的平均壽命高達73歲。卡斯楚的社會主義有不可抹煞的成就。
然而，和許多其他國家的領袖一樣，卡斯楚也是一個墮落的英雄，從理想走向理想反面，從反獨裁變成獨裁。1953年，27歲的青年律師卡斯楚率領著學生攻進軍營，與獨裁者巴提斯塔誓不兩立，他是如何的意氣風發，代表著正義，代表著真理，代表著人民的力量。當巴提斯塔的軍事法庭審判他時，他面帶微笑，口若懸河，說"歷史將判我無罪"，又是如何的勇敢自信，使全世界為他風靡。
一旦他自己掌握了權力，他就變成了壓迫別人的獨裁者。成千上萬的古巴人往外逃亡，異議分子不是被關就是被放逐。古巴的作家告訴我，"每五個古巴人就有一個是秘密警察。"翻譯告訴我，他也有朋友在接觸了地下人權組織之後就"失蹤"了，
已經失蹤3年。當我問木匠阿曼對卡斯楚的看法時，他眼睛一睜，"你是秘密警察嗎?"聲音立即小了下來。表面上人人都在為生計奔走;在看不見的地方，有白色的恐怖。
生活是困苦的，政治是恐怖的，但是古巴人是熱帶民族。來古巴之前，我已經覺得有點難以想像共產主義的古巴。說西班牙語的民族，發明了"倫巴"、"曼波"、"恰恰恰"的民族，愛喝酒唱歌縱情享受的民族——怎麼和共產主義結合呢?認識了古巴之後，發覺這樣想的不只我一個。
幾個長頭髮的年輕人坐著喝啤酒。一個說："共產主義是蘇聯人搞的東西。他們是冰天雪地里的動物，什麼都是硬梆梆的、悲壯嚴肅的。卡斯楚出了一個大紕漏：他忘了我們是拉美人。"
另一個說："我們的共產主義是逗笑的。"
另一個摸摸肚皮說："不是逗笑，是飢餓的。"
於是我說："你們很快就會成為世界唯一的共產黨國家，也許應該把現狀保留起來，作為共產主義博物館?!"
3個人同時轉過臉來面對著我，異口同聲說："這個玩笑開不得!"
畢竟還是椰子樹下愛跳舞愛音樂的民族。每天照例停電數小時，人們會湧向街上，無所事事地坐在門廊階梯大聲地笑談。孩子們打著赤腳在廢墟上玩起棒球。球，是個軟木頭塞;棒，是廢銅爛鐵堆里撿來的木柴。叫"全壘打"的歡呼響遍街頭。老頭們湊上4個就在街心擺上一張小方桌，
坐在缺了腿的木椅或運貨的木盒上，打起牌來。4個老頭坐著打，肯定有8個老頭坐著看。海灘上，不要付錢的清風吹著，明月亮著，情侶一對一對依傍著散步。一個樂隊組合了起來，就在一棟破舊似鬼屋的房子前頭，面對著大海，乒桌球乓敲打起來。路過的人全扭著身體邊舞邊走……
1997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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曼努爾的獨白
曼努爾的獨白
坐在藍色加勒比海畔，聽一個古巴人談生活;海鷗不時從頭上掠過。
我是印刷廠的會計，38歲，離過婚，有一個5歲的女兒，跟她媽住在城外。
我們用的機器，你看見的，都是一百年的老機器了。在國外聽說只有在博物館裡看得見，我們還每天用著。要是壞了，也沒有零件，我們得自己想辦法。古巴人每天都在"想辦法"。你看我們的"瓜瓜"公車，車頭是卡車，車身是巴士。那是因為，卡車的車身壞了，不能修;巴士的引擎壞了，也不能修。那怎麼辦?把卡車頭加上巴士身，就變成新的公車了。也不是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