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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議達成以後，黃杰率著國軍官兵走在隘店的街上，一步步往國境關卡走去，他一再地回頭遠望隘店這邊的山——十萬大山，多少官兵死在山溝里，殘破的屍體還掛在猙獰的樹杈上，指揮官的心情，揉雜著慚愧、不舍，更有孤軍深不見底的悲憤。
出了關卡，部隊五百人一組，進入越南國境。這些士兵已經經歷過的，很難跟別人說明白。連續五個月的肉搏前線，一路上的生死交關，搶灘過江、越嶺翻山，在身邊犧牲的弟兄沒法埋葬，在遠方思念的家人無能慰藉。斷了補給，他們滿面風霜、一身煙塵。他們已經極度疲憊，但是為了國家體面，還是努力挺胸，維持行列的整齊。
三萬個部隊後頭，還有很長一列斷了手、截了腿、削了臉、滿頭包著白紗布的傷兵、抱著嬰兒無奶可餵的年輕眷屬、步履不穩的難民。當然，還有驚嚇不已的中學孩子們。
從南陽出發的五千個孩子，一年後抵達越南邊境的，剩下不到三百人。
沒有想到的是，交出武器之後，這三萬多人被法國人直接送進了鐵絲網圍著的集中營，一關，就是三年半。
集中營在越北蒙陽一個大煤礦區的空地上，沒有一個遮雨的草棚。三、四萬人，包括老人和小孩，被丟棄在那裡，從盤古開天開始，上山砍柴、鑽木取火。蒙陽對面的山坡，不到半年時間，已經出現大片亂葬崗，營養不良、疾病流傳，一病就死，每天抬出去十幾個屍體，天氣很快就開始熱起來，屍體的臭味一陣一陣傳來，令人暈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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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流有聲，斷岸千尺
有時候，在最悲壯的事情發生時，你六十年後最記得的，反而是——聽起來如芝麻蒜皮的小事。
退休以前在榮民工程處負責數據的陳麾東，跟著部隊進入越南時，才十一歲。這十一歲的小男孩，注意到，法國人沿著中越邊境滿插法國國旗來標示國界。三萬國軍過關卡時，法國軍官指揮著國軍，身上的武器全部卸下，步槍一堆，輕機關槍一堆，手榴彈另外一堆。
在這個時候，突然輪到一整個軍樂隊要過卡了;他們身上背的、抱的、拿的，是大鼓小鼓、大小喇叭、大號小號??這軍樂隊也在戰場上跑了一千公里，翻過十萬大山。
一個樂手正要卸下他巨大的法國號，只是不知他的法國號應該屬於步槍、機關槍，還是手榴彈的那一堆，正在猶豫，那個一直在旁監督繳械的法國軍官一步踏上前來，指著樂器，說，﹁這不是武器，可以帶走。﹂一個完整的軍樂隊，帶著他們所有的鼓、號、喇叭，就穿過了關卡，進了越南。此後的三年半里，集中營內國歌照唱、進行曲照奏、激勵士氣的歌聲不斷，這個軍樂隊在亂世中維持禮樂。
小小的陳麾東後來雖然受苦受難，但是他不怨恨法國人。
禮讓軍樂隊進入越南的那個片刻的決定和動作，在他心中留下了無法忘懷的一種價值意識：那是文明，那是教養。從戰爭的地獄中走出來，一個法國號，像是天使手中最溫柔的武器。
以後在鐵絲網圈裡生活的三年半，國軍胼手胝足建起了房舍，技術一成熟，就用木頭和茅草在金蘭灣營區建築了一個﹁宏偉﹂的﹁中山堂﹂，各種戲曲的表演，在裡頭﹁盛大公演﹂。
你絕對不會想到，在每天靠配糧、四面站衛兵的收容營里，還有人會認認真真地成立劇團。河南出來的豫劇演員跟著國軍流離到越南，在富國島暫時安頓下來，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創設﹁中洲豫劇團﹂，用最克難的方法，表演給患難同胞看。一九五三年三萬國軍被送回台灣，中洲豫劇團繼續發展，培養了王海玲這樣一代又一代的藝人，就是今天台灣豫劇團的薪火傳遞者。
還記得那本︽古文觀止︾嗎?十七歲的馬淑玲在湖南津市留給趙連發同學的書，被趙連發一路帶到永州柳子廟，一路帶進十萬大山，一路帶進越南集中營。三百個師生和從前五千個師生一樣，坐下來就讀書。在沒水沒電的越南煤礦區空地上開學，這本從河南南陽帶出來的︽古文觀止︾，成為唯一的教材。
校長張子靜要全校學生分頁相互抄寫，人手一份，然後嚴格要求：每個人背下三十篇。
有一次，夜裡營房失火，一團驚慌中，學生們看見校長從草屋裡急急奔出來，懷裡只抱著一個東西，就是那個海外孤本︽古文觀止︾——他還穿著睡衣，赤著腳。
這些河南的孩子們，在永州柳子廟時，讀的是書里柳宗元文章，現在在異國異鄉的寂寞蠻荒里，雖然晚上睡覺的稻草墊一翻開就有潮濕的蛆在蠕動，白天，他們卻坐在地上跟著老師朗誦：
??雲山蒼蒼，江水泱泱。先生之風，山高水長。
??江流有聲，斷岸千尺;山高月小，水落石出。曾日月之幾何，而江山不可復識矣!
從烏坵採訪反共救國軍飛回台北的航程上，和陸軍司令楊天嘯比鄰而坐。
我已經習慣要問人祖宗三代的出處了，於是探詢他的出生地，他謙抑微笑答道：﹁越南，富國島。﹂我吃了一驚：這位上將，是富國島鐵絲網裡頭出生的小孩?
我很快找到楊上將的父親，追問細節。
楊景龍，是當年九十七軍的一位營長;九十七軍的二四六團，就是在金城江車站慨然允諾帶著豫衡聯中的孩子們繼續南逃的部隊。從長沙出發時，九十七軍有完整的六萬人，邊戰邊走到了中越邊境時，楊營長身邊只剩下一百多人。妻子懷著身孕，還帶著兩個孩子，已經失散。一家人的偶然團聚，是在越南的集中營里。
鐵絲網裡頭的孤軍，三年半的屈辱和艱苦，在這樣風雨動盪中出生的一個嬰兒，六十年後，變成中華民國國軍的陸軍最高統帥——這個民族和個人的劇本，究竟怎麼寫的啊?
一九五三年六月十日，中、法、美的國際交涉終於有了結果，因內戰而孤懸海外三年半的國軍、難民、學生，在海防港搭上了軍艦，八天以後，在高雄港上了岸。
兩百零八個豫衡聯中的學生，其中還包括後來寫了︽野鴿子的黃昏︾的王尚義，在高雄港落地，然後被送到員林實驗中學入學。
在台灣員林，河南南陽的孩子們，和山東各地的孩子們，跨過大江大海驚濤駭浪，終於走到一起來了。陸陸續續地，更多的少年們來到這裡：香港的、澳門的、緬甸的、舟山群島的、大陳島的??內戰中被機器﹁絞﹂出來的多股殘軍、孤軍和整批撤出或零散逃出的難民，以及他們的孩子們，如涓涓細流，慢慢都匯入了員林實驗中學。
我偶然看見新聞，國防部長陳肇敏去了豫衡中學六十周年的同學會，心想，慢點，陳肇敏不是個地道的南台灣孩子嗎?怎麼會是那個學校的學生?從香港打電話問他，他笑說，是的，因為家住得近，他就去上了那個學校，所以是在那樣一個多難興邦、帶點﹁孤臣孽子﹂的濃厚歷史情感中長大的沒錯。
﹁否則，﹂他說，﹁我一個草地小孩怎會去投考空軍官校呢?﹂有些軌跡，不知怎麼最後會自己﹁圓﹂起來。三十年後，從火災中抱著︽古文觀止︾赤腳往外跑的張子靜校長，在台灣將書親手奉還當年的少年學生趙連發，說，﹁將來兩岸開放後，你回老家時，把書帶回去給馬淑玲，告訴她，校長代表全校師生向她表示謝意。﹂校長流下了眼淚。21六十年後，趙連發真的回到了河南，找到了馬淑玲，一本︽古文觀止︾，雙手奉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