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頁
我好比籠中鳥，有翅難展;我好比虎離山，受了孤單;我好比淺水龍，困在了沙灘??
他根本五音不全，而且滿口湖南腔，跟京劇的發音實在相去太遠，但是他嘴裡認真唱著，手認真地打著拍子，連過門的鑼鼓聲，他都可以﹁空鏘空鏘﹂跟著哼。
遙遠的十世紀，宋朝漢人和遼國胡人在荒涼的戰場上連年交戰。楊四郎家人一個一個陣亡，自己也在戰役中被敵人俘虜，後來卻在異域娶了敵人的公主，苟活十五年。鐵鏡公主聰慧而善良，兒女在異鄉成長，異鄉其實是第二代的故鄉，但四郎對母親的思念無法遏止。有一天，四郎深夜潛回宋營探望十五年不見的母親。
卡在﹁漢賊不兩立﹂的政治鬥爭之間，在愛情和親情無法兩全之間，在個人處境和國家利益嚴重衝突之間，已是中年的四郎乍然看見母親，跪倒在地，崩潰失聲，脫口而出的第一句話就是，
千拜萬拜，贖不過兒的罪來??
我突然覺得身邊的槐生有點異樣，側頭看他，發現他已老淚縱橫，哽咽出聲。
是想起十五歲那年，一根扁擔兩個竹簍不告而別的那一刻嗎?是想起大雪紛飛，打碎了一碗飯的那一天嗎?是想起那雙顏色愈來愈模糊的手納的布鞋底嗎?是想到，槐生自己，和一千年前的四郎一樣，在戰爭的炮火聲中輾轉流離，在敵我的對峙中倉皇度日，七十年歲月如江水漂月，一生再也見不到那來不及道別的母親?
一整齣戲，他的眼淚一直流，一直流。我也只能緊握著他的手，不斷地遞過紙巾。
然後我意識到，流淚的不只他。斜出去前一兩排一位理著平頭、鬚髮皆白的老人也在拭淚，他身旁的中年兒子遞過手帕後，用一隻手從後面輕拍他的肩膀。
謝幕的掌聲中，人們紛紛從座位上站起來，我才發現，啊，四周多得是中年兒女陪伴而來的老人，有的拄著拐杖，有的坐著輪椅，有的被人攙扶。他們不說話，因為眼裡還噙著淚。
中年的兒女們彼此不識，但在眼光接觸的時候，沉默中彷佛交換了一組密碼。散場的時候，人們往出口走去，但是走得特別慢，特別慢。
第 二 部
江流有聲，斷岸千尺
14
夏天等我回來
那天，在香港機場送你回歐洲，飛力普，你說，嘿，你知不知道，香港機場是全世界最大的什麼?
最大的什麼?機場面積?載客運量?每分鐘起降頻率?香港機場是我最喜歡的機場，但是，它是最大的什麼?
﹁它是全世界最大的一張屋頂。﹂你說。
真的喔?沒這樣想過。於是我馬上停下腳來，仰臉往天花板看，還真想乾脆在那乾淨明亮的地板上躺下來看，就像晚上躺在籃球場的平地上看星星一樣。
我的兒時記憶中，也有一個大屋頂。那是一個直通通的大倉庫，在我七歲小女孩的眼光里，就是全世界最大的屋頂了。
裡面住著數不清的人家，每一家用薄薄的木板分隔，有的，甚至只是一條骯髒的白被單掛在一條繩子上，就是隔間。兩排房間，中間是長長的通道，男人穿著磨得快要破的汗衫，手裡抱著一個印著大朵紅花的搪瓷臉盆，趿著木屐，叭搭叭搭走向倉庫後面空地上的公用水龍頭。女人在你一低頭就看得見的床鋪上奶孩子，床鋪下面塞滿了亂七八糟的東西。大一點的孩子一旁打架、互相扭成一團，小一點的在地上爬。
下雨的時候，整個倉庫噪聲大作，雨水打在一定是全世界最大張的鐵皮上，如千軍萬馬狂殺過來;屋子裡頭，到處是碗、盆、鍋、桶、瓮，接著從屋頂各處滴下來的水，於是上面雨聲奔騰，下面漏水叮咚，嬰兒的哭聲、女人的罵聲、老人的咳嗽聲，還有南腔北調的地方戲曲，嗯嗯唉唉婉約而纏綿，像夏夜的蚊子一樣，繚繞在鐵皮頂和隔間裡的蚊帳之間。
一個頭髮全白、黑衫黑褲的老婆婆，坐在小隔間門口一張矮凳子上，一動也不動。經過她前面，才發現她眼睛看著很遙遠的一個點，不知在看哪裡，你感覺她整個人，不在那兒。
那是高雄碼頭，一九五九年。
我知道他們是﹁外省人﹂，和我家一樣，但是，我都已經上一年級了，我們已經住在一個房子裡了，雖然只是個破舊的公家宿舍，而且動不動就得搬走，但總是個房子，四周還有竹籬笆圍出一個院子來，院子裡還有一株童話書裡頭才會有的圓圓滿滿大榕樹。
這些用臉盆到處接漏雨的人，他們是哪裡來的呢?為什麼這麼多人、這麼多家，會擠到一個碼頭上、一下雨就到處漏水的大屋頂下面?他們原來一定有家——原來的家，怎麼了?
然後我們又搬家了，從高雄的三號碼頭搬到一個海邊的偏僻漁村。我們住在村子的中心，但是村子邊緣有個﹁新村﹂，一片低矮的水泥房子，裡頭的人，更﹁怪﹂了。他們說的話，沒人聽得懂;他們穿的衣服，和當地人不一樣;他們吃的東西，看起來很奇怪;他們好像初來乍到，馬上要走，但是他們一年一年住了下來，就在那最荒涼、最偏遠的海灘邊。他們叫做﹁大陳義胞﹂。
到了德國之後，你知道嗎，我有個發現。常常在我問一個德國人他來自哪裡時，他就說出一個波蘭、捷克、蘇聯的地名。問他來到德國的時間，他們說的，多半在一九四五到五○年之間，喔，我想，原來德國有這麼多從遠方遷徙過來的人，而且，他們大移動的時間，不正是中國人大流離、大遷徙的同時嗎?
你對這問題，並不那麼陌生。記得我的好朋友英格麗特嗎?
就像華人會分散在新加坡、印度尼西亞、美國或拉丁美洲一樣，德人幾世紀來也分散在蘇聯、波蘭、匈牙利、羅馬尼亞??一九四五年一個冰冷的冬天，十歲的英格麗特，看著爸媽把珠寶縫進腰袋內側、把地契藏在小提琴肚子裡，用棉衣裹著幾個祖傳的瓷器，一個大銅鍋用棉被包著，裝滿了一輛馬車，一家七口上路，離開了世代居住的波蘭。沿著一條泥土路，車隊和扶老攜幼徒步的人流，遠看像一列蜿蜒的蟻群。
快出村子時，看到熟悉的老教堂了，英格麗特說，包著黑色頭巾的祖母無論如何要下車，而且固執得不得了，不准人陪。祖母很胖，全家人看著她下車，蹣跚推開教堂花園的籬笆門，走進旁邊的墓園，艱難地在爺爺的墳前跪了下來。
祖母怎麼就知道，出了村子就是永別呢?英格麗特說，我們都以為，暫時離開一陣子，很快就回來——那塊土地和森林，我們住了三百年啊。就在我爸催促著大家出門的時候，我找到了一張卡片，寫了幾個字，然後從後門死命地跑到米夏的家——到他家要穿過一片布滿沼澤和小溪的草原，把卡片塞進他家門縫裡，再沖回來，跑得我上氣不接下氣，我爸看到我直罵。
我給米夏寫的就幾個字，說，﹁夏天等我回來﹂。
事後回想，好像只有祖母一個人知道：這世界上所有的暫別，如果碰到亂世，就是永別。
戰勝者懲罰戰敗的德國，方式之一就是驅逐德人。一九四五年，總共有兩千萬德人在政治局勢的逼迫下收拾了家當，抱起了孩子、哄著死也不肯走的老人，關了家門，永遠地離開了他們一輩子以為是﹁故鄉﹂和﹁祖國﹂的地方，很多人死在跋涉的半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