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徒步到了益陽，家鄉的農民情狀，蕭瑜記錄下來：
毛澤東和我上了船，但覺河水暴漲高與天齊。整個景色全然改觀，無數房屋、樹木給淹沒了，在洶湧的洪水中僅能見到樹梢和屋頂。船上擠滿了人，哭聲震天，母親呼叫兒女，兒女哭叫父母。8毛澤東對農民的苦難，是不陌生的。
步行千里之後，兩人的衣服和草鞋都破爛不堪了，分手時，毛澤東急著回家，因為父母﹁給我做了兩雙鞋子，他們一定在等著我哩。﹂9三十二歲那一年，一九二五年，毛澤東對著湘江的煙波浩渺，一揮而寫﹁沁園春。長沙﹂：
獨立寒秋，湘江北去，橘子洲頭。看萬山紅遍，層林盡染;漫江碧透，百舸爭流。鷹擊長空，魚翔淺底，萬類霜天競自由。悵寥廓，問蒼茫大地，誰主沉浮?
一九二六年二月，國民黨領袖汪精衛支持毛澤東出任新成立的國民黨農民運動委員會的委員，還兼任廣州農民運動講習所的所長;在毛的主導下，講習所開始到各個鄉村去鼓動農民，成立﹁農民協會﹂，教導窮人起來鬥爭地主和富人，隨著國民黨的北伐軍占領湖南，湖南的農民運動如野火騰空，一下燃燒開來。
長沙的孩子在巷子裡玩的時候，稚嫩的童音唱的歌是﹁打倒列強，打倒列強，除軍閥，除軍閥??﹂這首歌，六十年後的孩子也會哼，只是歌詞不同，他們唱的是﹁兩隻老虎，兩隻老虎，跑得快，跑得快??﹂我和應揚坐在湘江的一葉小船上，老船夫把篙放下來，讓船在湘江的水上自由漫盪。
﹁爸爸的自傳說，﹂我問應揚，﹁他七、八歲的時候，常常跟著他媽到處跑，去聽演講、參加群眾聚會什麼的，還說，他媽到過上海紗廠做工。﹂脫下鞋襪，把腳伸進湘江水中，涼涼的，我想跟應揚求證的事很多。﹁祖母那麼一個湖南的農村婦女，又不識字，怎麼會去聽演講?怎麼有能力在一九二七年從衡山這種鄉下跑到上海紗廠去做工呢?﹂應揚回說，﹁因為奶奶參加了農民協會，她是共產黨員啊。﹂我嚇一跳，﹁奶奶在二○年代就加入了共產黨?﹂﹁對，﹂應揚很稀鬆平常的樣子，﹁她跟我說過，她去聽毛澤東演講，還帶著七、八歲的爸爸。﹂
﹁啊?﹂我聽呆了。
﹁毛澤東到衡山來對農民演講，鼓動革命。祖母扛著鋤頭去聽演講，而且加入農民協會，跟群眾闖進地主家裡，打地主，她都做了。後來鬧得太兇了，人家地主回頭要來抓這些農民，黨才協助祖母這些貧農逃亡到上海。﹂我明白了。
一九二七年初，毛澤東到衡山一帶實地考察了三十二天，結束以後提出了經典之作﹁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對湖南農民的打砸殺燒所作所為，是這麼描述的：
將地主打翻在地，再踏上一隻腳。﹁把你入另冊!﹂向土豪劣紳罰款捐款，打轎子??土豪劣紳的家裡，一群人湧進去，殺豬出谷。土豪劣紳的小姐少奶奶的牙床上，也可以踏上去滾一滾。動不動捉人戴高帽子游鄉??10
然後毛澤東斬釘截鐵地說，這些農民做的，﹁好得很﹂，因為，﹁革命不是請客吃飯，不是做文章，不是繪畫繡花，不能那樣雅致，那樣從容不迫﹑文質彬彬，那樣溫良恭儉讓??每個農村都必須造成一個短時期的恐怖現象，非如此絕不能鎮壓農村反革命派的活動。﹂
扛著鋤頭的農村婦女，帶著身邊六、七歲的孩子，到廣場上聽毛澤東演講。槐生，原來你也在那裡。
但是沒多久，七歲的槐生，開始上學了。他沒鞋子穿，打著赤腳走山路，只有在下雪的時候，媽媽給他納好的粗布鞋，穿在腳上保暖。他每天要走好幾個小時的山路，到湘江支流河畔的城南小學去上學。
槐生開始識字，沒多久就和一班極度貧窮但是天真爛漫的孩子們，一同讀︽古文觀止︾，清朗的幼童讀書聲，款款的湘楚之音，當農民荷鋤走過河畔時，遠遠都能聽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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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葉小學
家裡常常沒飯吃，正在發育的槐生，有時餓得暈眩，但是他不敢說——他知道在家裡等著他的母親，比他還餓。貧窮的孩子奇Qīsūu.сom書，太早學會體恤。
後來，他常跟我們說，有一次，他放學回家，下大雪，冷得手發紫、腳抽筋，餓得發昏，跑了幾里的結冰的山路回到家，一踏進門——我們，槐生在海島長大的兒女們，就用混聲合唱，充滿嘲諷，回說——﹁你媽就拿出一碗熱騰騰的白米飯??﹂
我們的意思是，天哪，這故事你已經講一萬遍了，跟你求饒吧!
但是槐生渾然不覺兒女的嘲諷，繼續說，而且還站起來，用身體和動作來具體化當天的情景：
﹁我進門，媽媽站在那裡，高興地看著我，手裡拿著那碗白飯，我心裡想，平常連稀飯都不見得吃得到，今天怎麼竟然有白米乾飯。我就伸手去接，可是，因為眼睛被白雪刺花了，才接過來要放桌上就掉在地上了，嘩一聲打碎在地上??﹂
我們像希臘悲劇合唱團一樣插入旁白，﹁然後你媽就哭啦——﹂槐生沉浸在他緊密的記憶隧道里，接著說，﹁對啊，她誤會我了，以為我生氣，因為只有白飯沒有菜，而且她自己一天都沒吃，就為我省這一碗飯??﹂我們還要繼續混聲合唱，槐生已經淚流滿面。他從西裝褲袋裡拿出他那一輩人會用的手帕——迭成四方塊，印著格子的棉手帕。見父親泣不成聲，我們才住手，不吭聲。反正，也不是第一次看他哭。
他每次從抽屜里拿出那雙布鞋底來的時候，也哭。槐生這個獨子，十五歲離家。那是一九三四年，正是︽衡山縣誌︾上說﹁饑民采野草、剝樹皮、挖觀音土充飢。秋，旱災慘重，近百所小學停辦﹂的那一年。一根扁擔挑著兩個竹簍到市場去買菜，槐生看到火車站前面憲兵在招﹁學生隊﹂，這半大不小、發育不良的十五歲的少年，不知道心裡怎麼想的，把扁擔和菜簍交給龍家院同來的少年叫﹁冬秀﹂的，就兩手空空地跟著憲兵走了。冬秀回來說，槐生冒充十八歲。六十年後，當我讀到前輩作家王鼎鈞的自傳︽關山奪路︾時，我才能想像，喔，那一天，在衡山火車站，槐生大概看見了聽見了什麼。
一九四五年，那時槐生已經是憲兵排長了，十九歲的中學生王鼎鈞也聆聽了一個憲兵連長的﹁招生﹂演講。連長說，﹁憲兵是﹃法治之兵種﹄，地位崇高，見官大一級。憲兵服役三年以後，由司令部保送去讀大學。︵連長︶很懂群眾心裡和演講技巧，引得我們一次又一次熱烈鼓掌。﹂11入伍之後，才知道，完全不是這麼回事。王鼎鈞說，這是﹁以國家之名行騙﹂;以後的幾十年中，他都無法原諒這場龐大﹁騙局﹂的製造者——國家。
槐生脫離了民不聊生的家鄉，沒想到，在憲兵隊裡卻同樣吃不飽。每天餓著肚子上課、出操、打野外，地位﹁崇高﹂的國家﹁法治之兵種﹂滿地找花生地瓜、偷野菜來充飢。有一次打野外回來，一半的人口吐白沫，暈倒在地上。
槐生最後一次看見自己的母親，就是一九四九年，乘著一輛火車，路過衡山，匆匆要母親來車站一會。十五歲離家的兒子，這時已經是憲兵連長，帶著整個憲兵隊，經過衡山但無法下車回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