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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來果敢的美君，看看孩子哭得發漲的紅臉，看看火車裡大難臨頭的擁擠，這時猶疑了。她把手伸出去，又縮了回來，縮了回來，又伸出去。
哨聲響起，火車要動了，千鈞之重，都在一瞬間。
美君鬆開了手。
她對佛生說，﹁那，我們上車吧。﹂
然後轉身拉起奶奶的手，說，﹁我們——很快就回來。﹂佛生把她，像貨物一樣，從車窗塞進去。
龍家院的族人一會兒重新挑起扁擔幹活去了，我和應揚走在田埂上，邊吃橘子邊談天，我問應揚，﹁後來，你對媽媽有任何記憶嗎?﹂應揚一下子就紅了眼眶，六十歲的人了，一說到衡山火車站，還要哽咽。
﹁只有一個印象留下來，就是——媽媽在火車裡，頭髮卷卷的。後來，長大一點，看到別人都有媽媽，只有我沒有，很難過。開始的時候，奶奶還騙我說，我就是你的媽媽，後來當然騙不住了。﹂
應揚的眼睛深凹，特別明亮。一九八五年第一次找到他的時候，我從美國特地飛到廣州去﹁認﹂這個失落的哥哥。在滿滿的人群中，第一眼看到他，我就知道：﹁是他，這就是他。﹂應揚皮膚黝黑，穿著農民的粗布，帶著底層人民的謙抑神情，過了一輩子挑扁擔、耕土地的生活，但是他臉上有美君的一雙深凹、明亮的眼睛，在洪水般涌動的人潮中，我一眼就認得。
應揚抑制著情緒，停了一下，然後繼續說，﹁小時候，每次在外面受了委屈，譬如講，老師跟同學指著你的鼻子說，﹃你爸是國民黨!﹄那就像拿刀砍你一樣，我總是想，如果媽媽在，多好，隨時可以回家對媽媽痛哭一場，可是一想到這裡，就更難過。每次火車從衡山站里開出來，經過龍家院速度都還很慢，我老遠就從屋子裡衝出去，拚命往鐵軌那邊跑，往火車跑過去，我去追火車，一路追一路喊媽媽媽媽媽媽??我看到任何一個短頭髮燙得卷卷的女人，都以為那是我媽——可是我媽永遠在一輛開動的火車裡，我永遠追不上??﹂9最普通的一年
和應揚走在田埂上，幾株桃樹，枯枝椏上冒出了一粒粒嫩色的苞，襯著後面灰色的天空和黛色的山巒起伏，像一個超大的美麗畫布，前景還有一隻水牛坐在空地里，悠悠晃著尾巴趕果蠅，一派恬靜悠閒的農村風光。槐生，一個中國農村的孩子，非常具體的，就在現在我踩著田埂的龍家院的土地上長大。
一個出生在一九一九年的湖南小孩，他的這片土地，是怎樣的一片土地呢?
我翻開︽衡山縣誌︾。4
槐生出生的前一年，民國七年，等著他到來的世界是這樣的：﹁四月，北洋軍閥吳佩孚部隊與南軍在湘江、水沿岸混戰，奸淫擄掠。青壯男女進山躲兵，成片稻田荒蕪。七月，苦雨、兵災、水災交加，農民苦不堪言，拖兒帶女，外出逃難﹂。
槐生兩歲那一年，衡山﹁五十多天不雨，田土俱涸﹂，﹁饑民成群外出乞食，或以野草充飢﹂。
五歲那年，大水滾滾從天上來，﹁湘江、河沿岸民房未倒塌者寥寥無幾，災民露宿兩三個月之久﹂。
十二歲那年，﹁大雨兼旬，山洪驟發﹂。
十五歲那年，﹁久晴不雨，大旱成災??饑民采野草、剝樹皮、挖觀音土充飢。秋，旱災慘重，近百所小學停辦﹂。
十七歲那年，山洪爆發，﹁農民外出成群乞討﹂。
十八歲那年，絲蟲病流行，湘江、水暴漲，衡山重災。
一九四五年抗日戰爭勝利那一年，大旱，加上兵燹，大部分田土失收。秋天，瘧疾流行，衡山死亡兩千多人。國共戰爭全面爆發、烽火焦土的一九四六年，縣誌是這麼寫的：
衡東境內發生嚴重饑荒??饑民覓食草根、樹皮、觀音土，霞流鄉餓死一百八十九人，沿粵漢鐵路一線有數以萬計的人外出逃荒。
六月，天花、霍亂流行。秋，患病率達百分之二十四，死亡率逾百分之五，邊遠、偏僻山區缺醫少藥，情況更為嚴重。莫井鄉八三五五人，患瘧疾的達四二一一人。
唉，我再往前翻翻，看看比槐生早生十幾年的湖南孩子怎麼長大，縣誌說的簡直就一模一樣：
民國三年，軍閥作戰，衡山境內初等小學由一百六十所減至十八所。
宣統元年︵一九○九︶，水旱蟲災交加，農民靠樹皮、野草充飢，成群結隊出外乞討，賣兒鬻女，死於溝壑者比比皆是。
光緒三十二年︵一九○六︶，連降暴雨，湘江、水橫流，發生﹁光緒丙五﹂大水災。
光緒二十一年︵一八九五︶，大旱災。災情慘重。
沈從文這個湖南孩子就比槐生大十七歲，一九○二年出生在湘西鳳凰鎮。
九歲那一年，也就是一九一一辛亥革命的時候，野孩子沈從文看見的家鄉是﹁一大堆骯髒血污的人頭，還有衙門口鹿角上，轅門上，也無處不是人頭﹂。5
革命失敗了，官府到處殺造反的人。刑場就挑在沈從文常逃學玩水的河灘上。每天殺一百個人左右，看熱鬧的大概有三十個。抓來殺頭的，基本上都是無辜農民，後來殺的實在太多了，就把犯人趕到天王廟大殿前，擲筊。順筊開釋，陰筊殺頭。該死的農民，自動走向左邊去排隊，該活的，走向右邊。沒有人抱怨。
調皮的孩子每天到河灘上去看砍頭，一二三四屈指數屍體，要不然就興高采烈地跟著犯人到廟前看擲筊。6人頭砍下之後，地上一灘血，那看熱鬧的大人們，欣賞殺頭之後，品頭論足一番，還要前去用腳踢踢那屍體，踹踹他肚子，最後覺得玩夠了，無聊了，便散開去。
一九一八年，十六歲的沈從文已經從軍，跟著地方部隊去﹁清鄉﹂。﹁清鄉﹂就是去鄉下搜索所謂的各路﹁土匪﹂。一到，成群的農民就被繩子捆了來，先打一頓皮開肉綻的板子，再加一頓呻吟慘叫的夾棍;酷刑之下，超過半數的人畫了供，第二天利落地推出去砍頭。
沈從文在一年多一點的時間裡，看了七百個人頭噴血落地。前兩年，地方道尹已經殺了兩千多人，一九一七年的黔軍司令，又殺了三千人。現在輪到沈從文的衛隊，﹁前後不過殺一千人罷了﹂!7
水災、旱災、大饑荒，加上連年的兵災，人民成群外出逃難。中國廣闊的大地上，路在山與山間迴轉，路上，全是移動的難民，倒在路旁的屍體，綿延數里。
這回來衡山之前，我以為，一九四九年是如何慘烈、如何特殊的年代，翻開縣誌，燈下夜讀，每一個字都在呼喊，我才知道，啊，一九四九年，多麼普通的一年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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扛著鋤頭聽演講
來到湘江畔一個寂寥的渡口。
剛好是黃昏，江面上開始起霧，薄薄的陽光融進霧氣，一種朦朧的溫柔色調使對岸的民居映在水色天色里，一片空靈。
一千年前，大學者朱熹和張栻就是在這條大江的一個渡口上岸，﹁朱張會講﹂的消息轟動士林，使得湘江畔﹁一時輿馬之眾，飲池水立涸﹂。
也是在這條大江的一個渡口，二十三歲的長沙師範學生毛澤東，在一九一六年的夏天，和好友蕭瑜用一把雨傘挑著一個小包袱，故意不帶錢，用﹁叫化子﹂的方式步行千里去認識自己的土地，去鍛鍊自己。想想，這不就是民國初年版的﹁嘻皮﹂ hitchhiking 走天下嗎?兩人又哄騙又耍賴地讓船夫渡他們過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