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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開在我眼前的,是一幅滾動條,淳安古城的﹁清明上河圖﹂,我第一次,看見屬於美君的新安江畫像。

  面對著這張不可思議的圖,我問,﹁您知道美君的家在哪裡嗎?﹂﹁知道,﹂餘年春說,﹁上直街九十六號。﹂

  他彎腰,把上直街九十六號指給我看;真的,如美君所說,就在新安江畔。

  ﹁不會錯吧?﹂我問。

  ﹁絕不會錯,﹂老人十分篤定地說,﹁你看,美君的父親叫﹃應芳苟﹄,這圖上寫著嘍。﹂

  彎下腰細看,上直街九十六號的那一格,果真寫著﹁應芳苟﹂三個字。

  ﹁那麼,﹂我沉思著,﹁美君在一九四九年離開的城門,有兩個石獅子守著的那座城門,走向杭州,然後從此回不了頭的,會是哪一個城門呢?﹂﹁在這裡。﹂老人用手指在畫上標出城門的位置。

  三米長的滾動條,張開在一張狹窄的木床上,窗外的光,因為窗子老舊,也只能透進來一點點。在這侷促而簡陋的房間裡,連一張書桌都沒有,他顯然得跪在地上作畫。餘年春一筆、一筆,畫出了全世界沒有人在乎,只有他和美君這一代人魂縈夢系的水底故鄉。

  回到千島湖畔的飯店,我開始看那水底淳安的錄像帶。

  當地政府為了觀光的需要,派了攝影隊潛入幾十公尺深的湖底,在古城沉沒四十年之後,去看看水草中閉著歷史的眼、沉睡的淳安。

  湖底深處,一片地心的漆黑;攝影隊的燈,在無邊無際的幽暗中,像一隻太小的手電筒,只能照亮小小一圈。鬱郁的水藻微顫,一座老屋的一角隱約浮現,精琢的雕花,厚重的實木——這,會是美君當年天涯漂泊、如今至死不渝的雕樑畫棟嗎?

  緩慢的光,沒照到城門口那對石頭獅子,但是我總算知道了:他們仍在原來的位置,美君一九四九年冬天回頭一瞥的地方。

  6追火車的女人

  美君緊緊抱著嬰兒離開淳安,在杭州上車時,火車站已經人山人海;車頂上綁著人、車門邊懸著人、車窗里塞著人、座位底下趴著人、走道上貼著人。

  火車往廣州走,但是在中途哪一個荒涼的小鎮,煤燒光了,火車不動了。於是有軍官出來當場跟乘客募款,搜集買煤的錢。

  火車又動了,然後沒多久又會停,因為前面的一截鐵軌被撬起來了,要等。等的時候,美君說,旁邊有個媽媽跟一路抱在懷裡的四、五歲大的孩子說,﹁寶寶,你等一下哦,不要動。﹂

  女人爬過眾人的身體,下了車,就在離鐵軌幾步之遙的灌木後頭蹲下來小解,起身要走回來時,車子突然開了。

  ﹁我們就眼睜睜看著那個女人在追火車,一路追一路喊一路哭一路跌倒,她的孩子在車廂裡頭也大哭,找媽媽,但是誰都沒辦法讓火車停下??﹂﹁你記得她的臉嗎?﹂我問。

  ﹁我記得她追火車的時候披頭散髮的樣子??﹂美君半? 不說話,然後說,﹁我常在想:那孩子後來怎麼了?﹂火車到了湖南衡山站,美君跟兩個傳令兵抱著孩子擠下了車。

  想到那個追火車的女人,她決定把懷裡的嬰兒交給衡山鄉下的奶奶。這樣的兵荒馬亂,孩子恐怕擠也會被擠死,更別說在密不通風的車廂里得傳染病而暴斃。一路上,死了好幾個孩子和老人。

  應揚,讓奶奶抱著,在衡山火車站,看著美君的火車開走。他太小,連揮手都還不會。

  美君繼續南下,到了廣州。丈夫,帶著憲兵隊,駐守著廣州天河機場。

  7不能不遇見你

  我到了廣州。

  問廣州人,﹁聽過天河機場嗎?﹂

  搖頭。沒有人知道。

  問到最後,有個人說,﹁沒聽過天河機場,但是有個天河體育中心。﹂到了天河體育中心。龐大的體育館,四邊的道路車水馬龍,哪裡還有一點點軍用機場的影子?可是一轉身,大馬路對面有一片孤伶伶的老牆,旁邊是個空曠的巴士轉運站,而這堵老牆上寫的字,讓我吃了一驚。﹁空軍後勤廣州辦事處﹂,好端端寫在那裡,竟然是一九四九年之後不再使用的正體字。

  好了,那真的是這裡了。

  美君的丈夫龍槐生,帶著他的憲兵隊嚴密防守天河機場。不多久,他認為是自己一生最光榮的任務來了:﹁一九四九年五月,先總統搭中美一號蒞天河機場,時有副總統李宗仁、行政院長閻錫山等高級首長在機場相迎,在此期間夜以繼日督促所屬提高警覺,以防不測。﹂

  我翻著槐生手寫的自傳,心想,爸爸,一九四九年五月,蔣介石已經下野,不是總統了,而且,五月的時間你也記錯了吧?那時首都南京已經易幟,上海即將失守,蔣介石搭著太康艦和靜江輪來回於浙江沿海和台灣各島之間,到處考察形勢,思索將來反攻的據點要如何布置,五月他沒去廣州啊。你看,一九四九年五月十八日,蔣的日記寫的是他對澎湖的考察:

  昨晡在賓館附近沿海濱遊覽,瞭望對岸之漁翁島,面積雖大但其標高不過五十公尺,亦一沙灘樹木極少,植物難產。聞動物除印牛種較壯大外,余亦不易飼畜,以其地咸質甚大,無論動植皆不易生長,而且颱風甚多。惟其地位重要,實為台灣、福州、廈門、汕頭之中心點,不惟台灣之屏障而已。初到忽熱甚悶,入浴晚課,聽取夏功權廈門情形報告,後十時就寢。3

  三十歲的憲兵連長龍槐生在認真駐守天河機場的時候,自然不會知道,那巨大的歷史棋盤,已經定局,他也是一個過了河的卒子。但是他看到人潮,逃難的人潮,流過天河機場前面的大馬路,往黃埔碼頭涌過去。他並不知道,在他眼前涌過去的人潮里,有來自山東的五千個中學生,流亡了幾千里,他們的校長們正在和國軍的將領協商,孩子們要怎樣才能搭上前往台灣的船。那個﹁其地咸質甚大,無論動植皆不易生長,而且颱風甚多﹂的澎湖島,正張口等著他們到來。

  這年,香港科技大學的校長、創下高溫超導世界新紀錄而著名的物理學家朱經武,才七歲,喜歡玩泥巴、抓泥鰍、把破銅爛鐵亂湊在一起發熱發電。他跟著父母兄弟姊妹一家八口,加上一個老祖母,從武漢坐船搭車,一路南下,臨出門前還把一隻小黃狗抱在身上,帶著走天涯。沒想到狗一上火車,從窗口一躍而出,不見蹤影,小小經武差點哭了出來。

  朱爸爸是美國華僑,上波特蘭的航空學校,學習飛機駕駛。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變爆發,二十六歲意氣風發的朱甘亭熱血奔騰、日夜難安,於是決定人生大急轉:他把自己心愛的哈雷重型機車送給一個好友——好友被他的﹁壯士斷腕﹂嚇了一跳;朱甘亭轉身就離開了舊金山,飛到南京,報名加入了中國空軍。

  一九四九年五月的這個時候,朱家到了廣州;朱甘亭上尉讓家人先到黃埔碼頭,直接在船上等候,因為他負責剩餘物資的處理,必須押一箱空軍後勤的黃金上船。他說,我隨後就趕到,船上相會。

  ﹁可是,﹂經武說,﹁我們在船上一直等一直等,等到半夜,爸爸一直不來。碼頭上滿滿是上不了船、露宿的難民,而船馬上要開了,爸爸還不見。我媽又急又怕,祖母也滿臉憂愁。到最後,清晨兩點,爸爸終於出現了,氣急敗壞的,趕得滿頭大汗。原來,爸爸的吉普車,經過天河機場時,不知怎麼裝黃金的箱子掉了下來,散了一地,被駐守天河機場的憲兵隊給攔住,不管怎樣就是不讓他帶走,他交涉到半夜,還是不放行,最後只好空手趕了過來。﹂﹁什麼?﹂我問,﹁你是說,天河機場的憲兵隊?﹂﹁對啊,﹂經武答說,﹁那一箱黃金就被憲兵隊拿走了。他自己也差點脫不了身。他如果沒趕上船,我們大概從此就拆散了,一家人以後的命運——包括我自己,很可能就兩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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