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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火集》，1985 年二十年後，麻省理工學院的土木博士賴世聲成為台北市“捷運局長”。媒體說他是受益於父蔭才得到高職，我知道他不是;他從十八歲就開始為國家鍛鍊自己。“捷運”沉疴難起，賴世聲黯然下台。
媒體說他涉嫌貪瀆，在瑞士有巨款。打死我也不相信。孔子說，觀人要觀他的眸子，我想，看人要看他的少年時。我們騎車經過大學路、勝利路，駛過合歡和風凰木的影子，心裡的念頭像迎面的清風一樣乾淨。主持私人書院的王鎮華如此，編輯《天下》雜誌的殷允芃如此，研究賴和的林瑞明亦如是。
成功大學的孤立，使它保守內向，但也由於它的孤立，它的素樸本質就不受流行時尚的影響，有點“相忘於江湖”的純粹。
自己和台北人有所不同，我還是慢慢發覺的。
大一那年第一次上台北。哥哥的同學一個叫錢寶的說是要讓我認識台北文化，把我帶到一個黑漆漆的咖啡館裡，裡頭全是見不到人的高椅背。我昏天黑地地摸索進去，只覺得不停地踩到錯縱的人腿，差點絆倒。我怎麼表現不記得了，只記得出了咖啡館又站在陽光下時，即將全家移民美國的錢寶用一種既是同情又是惋惜的眼光看著我，說：“唉，你們台南的女孩子怎麼那麼——”他沒把話說完，但我模糊地意識到台北的女孩子大概是不一樣的;至少不會在黑咖啡館裡絆人家的腿。
暑期到台北參加一個什麼研習會，和一個台北人同寢室。早上起床後，我在十五分鐘之內漱洗完畢，她卻在鏡前足足坐上一個小時。保養品化妝品的瓶瓶罐罐擺滿小桌，她一道一道手續進行護膚，一會兒是水，一會兒是霜，一會兒是膏。然後要卷睫毛、畫眼線、塗眼膏我看傻了。台南一定也有注重修飾的女孩子，台北一定也有漱洗只要十五分鐘的女孩子，但那是我第一次看見這樣的人，而且是個台北人。當她將一張畫好的臉孔轉向我時，我幾乎以為我們是兩個國家的人。
在晚上的舞會裡，我的室友穿著緊身的套頭衫、窄小的迷你裙，配上高筒的靴子;舞動時中分的直發飛揚起來，哎，真是漂亮極了。我坐在角落裡，心想，在她的眼中，我該是怎麼落後的南部人啊。
我當然也穿牛仔褲的，但與名牌無關。我們三兩個好朋友總是騎車到民族路與西門路的交口圓環去找“老闆娘”為我們裁衣服。老闆娘是個瘦小的寡婦，帶著一個五歲大小的孩子，位在一間陰暗狹窄的房間裡。房間的一半是抬高的木板，被褥和衣物整齊地疊在角落;另一半則是水泥地面，擺著縫衣機和布料。我們帶來自己的布料，翻看老闆娘的幾本日本時裝雜誌，告訴她我們要的樣式。
不管什麼時候去，老闆娘一定在，低頭縫著裙邊或釘上扣子。一點點陽光從門口射進來，照著她看起來發育不全的柔弱的身體。五歲的孩子倚在她腳邊玩一個她縫製的破布球。
牆上一幀男人的照片，顏色已黃。
我穿著老闆娘手縫的洋裝，去和礦冶系的男朋友約會。約會做什麼?
也不過牽著手到東寧路安靜的巷子裡來回地散步，散步到夜深。黑暗的巷子裡如果有梔子花的香氣飄來，就使人覺得夠幸福了。
分手之後，我有了一個台大物理系的朋友，一個不曾離開過台北、不曾看過活豬走路的台北人。他來台南看我，覺得台南有一種令人著迷的“特殊的氣質”，和我一樣。我們一天一信地熱烈之後，輪到我去台北看他。一到台北，奇怪，什麼都走樣了。為什麼我不留中分的長長的直發?為什麼我不穿緊身的套頭衫?為什麼我不懂BobDylan?南北文化震撼使我們的戀愛只維持了三個月。
我沒熟悉過搖滾樂，倒是老往勝利路上的“樂友”小店跑。成大古典音樂社的成員自己經營一個唱片行，專賣西洋古典音樂，也在大榕樹下辦過幾次古典音樂欣賞。靜極思動的時候，我就和登山社去爬山：大武山、南湖大山、秀姑巒、大霸尖、玉山。山的感覺太好，它和流行時髦扯不上任何關係，只是一派混沌自然。我愛山的實在和單純。
實在和單純，不見得都好。我的單純使我對國家霸權毫無懷疑。1972年，成大學生由於組織了讀書會研究馬克思著作而被逮捕，許多學生被判二十年以上的徒刑。我們什麼都不知道，繼續單純地讀書，單純地戀愛，單純地以為有朝一日我們有為青年要報效國家，而國家只有一個定義，就是國民黨。我們的單純其實是掌權者經營製造的無知。
走在世紀末的軌跡上，我已經失去為理想搖旗吶喊，為主義流血流淚的能力;我恐懼梟雄因此也戒慎英雄。對人的社會，我只剩下一個最低的要求：平庸的政治經理沒什麼不好，只要他遵守並且維護自由的遊戲規則。
——《看世紀末向你走來》，1994 年1991 台南領獎。
放下電話，我恍惚起來。台南，那是我少年啟蒙的地方，那是我初戀的地方，那是我人格定型使我之所以為我的地方，久違了。可是，我有一筆未了的債：我當年的無知對那些飽受迫害的人而言是多麼不可原諒的罪責。
《新新聞》不久前才報導，還有一個礦冶系的許武華從1972 年被囚禁到現在。我拿起電話，請求《新新聞》的朋友再次查清許武華是否仍在獄中，同時給成大校長去信：只要仍有一個學生在獄，我就無法接受這份榮譽。
回音來了，最後一名讀書會受刑人亦已自由，台灣的政治犯已成歷史。
我回到台南，向林瑞明借了輛單車，迎著風去找那叢“紅杏枝頭春意鬧”的九重葛。九重葛沒有了。“深知身在情長在，悵望江頭江水聲”;唉，六朝金粉都可以煙消雲散，何況一株九重葛!即使九重葛仍在，我又何從追索那逝去的年華?我回頭往榕園駛去，至少那幾株老樹還在，還在。
共同記憶的拼圖台北人和世界各國的都會人一樣患有自戀症和自大狂。用台北人的眼光來畫一幅台灣地圖，恐怕有百分之九十的範圍都是台北市，剩下的快掉進海里的一點點尾巴就統統稱為“南部”，好像新竹和嘉義是一回事，好像台東和台南是同一塊。
在文化上，台北人的聲音最大，地盤最廣，發言權最多。說是讓我們一起來玩湊“共同記憶”這個拼圖吧，怎麼台北那一塊越拼越大，布袋、雲林、台東、屏東，都快不見了。再這麼拼下去，21 世紀的人會以為台北就是台灣呢。
去年在瑞典認識了專門研究台北的台北人舒國治。他向我發表幾天相處下來對我的觀感：“你怎麼那麼——那麼——”他抓抓頭，顯然在尋找一個不太傷人的字眼，“怎麼那麼——天真?”我不懂他的意思，只好不動聲色;但是當我把“烏來”說成“烏山頭”時，楊澤毫不掩飾地哈哈大笑：“你這個南部來的!”他在嘉義長大，知道烏山頭在哪裡。
我突然就明白了：“天真”這兩個字，大概就是二十五年前錢寶在黑咖啡館外想說未說的兩個宇。是素樸，是孤獨，是不合流俗，也有點愚笨和遲鈍。我只是沒有想到，在浪跡天涯二十年之後，我竟然仍是一個“南部來的女孩”。鹹鹹的海風所給予我的，留在我頭髮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