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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循規蹈矩，頭髮不敢長過耳垂。一個天生捲髮的女生被老師譏笑為“愛漂亮”，她第二天剃了個大光頭來上課。我沒有她的勇敢。我不偷偷抽菸，表示叛逆，因為我嫌煙味難聞。我不懂什麼叫搖滾樂，因為，嗯，四健會只教了我跳土風舞。我不嚼口香糖、不喝可口可樂、不穿有跟的鞋子緊身
的衣服，不認識一個去過美國的人或者一個在美國有朋友的人;我說話不夾帶剛剛學來的英語、不聳肩表示“無所謂”，不揚眉毛表示“不敢苟同”，不聽到音樂而搖擺身體當然，不怎麼會跳舞。
兒童少有玩具，即使有，多半是自己做的。譬如風箏極普遍，但我沒見過買的風箏：都是自己用舊報紙和細竹枝糊成的。我也不曾見女孩子玩娃娃，雖然我們美國孩子玩的娃娃都是台灣制的。以樹枝或細棍打腳是最常見的對孩子的懲罰。打臉或頭則是嚴重的。另一個懲罰方式是恐嚇要把孩子送給別人收養。自從我在村子裡出現之後，鮑始的父母罵小孩時會說：“把你送到美國去!”顯然是個非常可怕的懲罰，因為小孩反應很激烈。
———《鯤鯓》但是，我總會做什麼吧?是的，我和同學談方旗和余光中的現代詩、林懷民的小說、新潮文庫的翻譯書。我們讀羅素、卡夫卡、王尚義。我們編《南女青年》，在上面寫一些半生不熟的、假兮兮的談齊克果和存在主義的文章。下課時，我躺在校園裡的椰子樹下看天空裏白雲的浮動。放學後，我們到延平郡王祠去散步，看看鄭成功手植的那株老梅樹。真正要回家時，我就到中正路上去搭車。總要穿過孔子廟，總要從“全台首學”
的橫匾下經過，也總要對廟門內那幾株覆蓋亭亭的大樹看上幾眼。
在中正路的五福特產行門口等車。路的中線有欄杆擋著，不讓行人穿越馬路。我無意識地望著流過的車水馬龍，突然吃了一驚，趕忙將發現告訴身邊的朋友：“你看奇妙不奇妙，從我們眼前過去的車子全部都是一個方向。”我指向右邊。朋友看看車，看看我，半晌，說，“如果我們換到對面去站，所有那邊的車子也是一個方向。”她也伸出右手。
過了好一會兒，她實在忍不住，問道：“你，今天才發現?”在五福特產行里我平生第一次見到一個黑人。他坐在門邊端看一個中國布偶。引我注意的是他頭上的帽子，挺奇怪的帽子，由一圈一圈鬈曲如羊毛的黑絨線織成，緊緊箍著他的頭，我悄悄在他背後用手碰了下那頂帽子，嚇，那竟是黑人的頭髮!
回家的時間越來越晚，聯考的時間越來越近。我除了讀書之外，還是讀書;三民主義和地理歷史讀得我受不了的時候，就讀《卡拉馬佐夫兄弟們》
和赫塞的《流浪者之歌》。什麼書都讀不下去的時候，就寫日記。1968 年，當布拉格的年輕人被蘇聯的坦克車驅趕的時候，我趴在床上寫字：“這種蒼白的生活令我窒息。十七歲的日子不應該是這樣的吧?整個靈魂是空的，輕得教人難以承受”當然，我不清楚布拉格在哪裡，沒聽說過“布拉格的春天”，不知道有蘇聯坦克，更沒夢想過昆德拉。我只是披衣而起，從後門走到茄萣海灘，坐在黑暗的沙灘上抱著腿掉眼淚。
970 台南，明鄭時的首都，在20 世紀初逐漸失去其政治地位，但一直是成長型都市;包括近郊之漁村及農村，共有三十萬人口。沿海一帶因土質過咸，除番薯外無法耕植，故形成漁塘作業。台南氣候屬亞熱帶，冬季氣溫在華氏五十四至七十七度間，夏季平均溫度為華氏八十二度。夏季並不酷熱，因有海風、颱風及夏雨所致。
——《鯤鯓》1970 竟是成功大學的學生。聯考志願表上依序填的是台大、師大、政大和成大的外文系，所以成大是第四志願。我的英文考了九十多分，數學卻只有十分，第四志願也算公平吧。我離開了茄萣，在台南賃屋而居。
1970 國。1972 年，“中華民國”與日本斷交，台大哲學系事件、成大
讀書會事件發生，1973 年，越戰使美國越陷越深，已不可收拾。1974 年，“文化大革命”已近尾聲，但高層鬥爭更趨激烈。
我呢，騎著一輛單車，逛到光復校區去看花開正盛的一叢九重葛，揣摩“紅杏枝頭春意鬧”的滋味。逃課時，到榕園的老樹下躺著想心事。晚上趕到全美戲院看場老電影，戲散後沿著民族路的夜市場推著車回家。周末和工學院的男孩子們去虎頭碑、烏山頭、關子嶺郊遊，寒暑假參加救國團組織的各種育樂活動。國民黨滴水不漏地掌握著大學校園;它希望我知道的事情我就知道，它不希望我知道的事情我就什麼都不知道。成大是台南唯一的大學，我也就不可能從其他的校園聽到任何耳語。
在校內參加社團倒是被鼓勵的。我和土木系的賴世聲組織英語會話組，每星期請一些美軍太太來校園裡和學生以英語交談。我們騎車到老遠的大同路底去撳人家的門鈴。次數多了，我也厭了，便藉故不去。有一天，賴世聲就跑到育樂街住處板著臉孔教訓我：“你的責任感呢?這一點都承受不了，將來能為國家做什麼大事?”他稚氣卻認真的臉孔至今在我腦海中。那是台灣的70 年代;我們都是十八歲，我們都讀蔣夢麟的《西潮》、羅家倫的《新人生觀》、蔣廷黻的《青年的力量》、胡適之的《丁在君這個人》。
……青年們，你們的苦悶，豈不是因為你們感覺自己的力量不夠?你們的企圖很多，你們要為自己找光明的前途，同時你們要為民族國家打開一條向上的路我勸你們先從培養自己的力量下手。
——蔣廷黻《青年的力量》我們不知道除了蔣夢麟等人之外還有我們讀不到的陳獨秀、翟秋白、李大釗，甚至魯迅和沈從文，但是我們那麼深信不疑：今天在大學裡所有的知識累積和人格鍛鍊都是一種準備，讓我們有一天能頂天立地地為民族付出，為國家奉獻。
立在20 世紀末回顧70 年代的校園，才發現我們這一代如何深受“五四”青年的直接影響，而70 年代的理想主義又如何直接塑造了90 年代的台灣社會。這一個世紀的足跡竟然如此清晰地一脈相傳。
我勉為其難地又跨上單車，一步一步踩到大同路底。
台南美國新聞處招考十名英語特優的大學生，由處長親自指導讀書討論會。賴和我都考上了。上課第一天，世聲竟然以質問的口吻問處長：“你開這個討論會有什麼意圖?”美國人愣住了，我更是驚詫。台南美新處在半年前，1970 年1 月，被炸，謝聰敏、魏廷朝、李敖以涉嫌罪名被捕，我一無所知。美新處這個機構在國際政治上的意義，台灣與美國的關係，帝國主義與依賴理論，我毫無概念，當然無從理解賴對處長的敵意和疑慮。他畢竟是“中華民國”‘參謀總長”的兒子，他畢竟是台北人。
留學生為什麼一出國就“變”?因為在一個言論受到操縱控制的社會裡，選民的知識就像飼料管中灌輸下來的豬食，是強餵的，而且只有那麼一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