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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迫這樣的披露自己，使我覺得尷尬而愚蠢。你知道這是什麼時代了嗎，懷碩?你談的還是“擁抱苦難的人民”、“使命感與犧牲奉獻”、“改造社會”這完全是中國知識精英的語言，從古時的士大夫到五四運動到80年代中期的台灣。這種語言所反映的是知識精英高高在上的特殊自覺與身分：人民是苦難而無能的，而掌有知識權力的精英必須去“擁抱”、“犧牲奉獻”、“改造”人民。但是90 年代的台灣社會已經發展出前所未有的富裕和知識權力的普遍享有;人民不再苦難無能，知識精英也不再高高在上。究竟誰需要誰的“擁抱”?恐怕是那不甘寂寞的精英自己渴求人民的擁抱吧!
一個民主寬裕的社會不需要它的知識精英去扮演英雄救國救民。知識精英和社會階層各行各業一樣，踏實地做好自己的專業，就是奉獻，自然的正常的奉獻，不是熱血奔騰、歇斯底里的犧牲。台灣的發展已經超越了那個等待英雄拯救與擁抱的階段。
你還認為，“在本國土地上與本國人民一起努力”，才是唯一正當的報國方式。對不起，懷碩，一個民主寬裕的社會應該無所不容;即使是一個對報國毫無興趣的人也有他立足之地，而有心報國的人更有無限的可能。托瑪斯·曼對德語文化的付出超過千百個他的同儕;但是托瑪斯·曼入了美國籍，他正是你所指責的“外國人”!
至於微小的我，在這篇文章刊出時，正在飛往台灣的半路上，我不屑於告訴你這是什麼“共赴國難”;我不是個愛國紅衛兵。我為私人的理由去國，也為私人的理由歸國。我的歸國，如果僅僅只是為了想念黑巷裡的茉莉花香和清晨街頭的油條燒餅，也不見得比什麼“擁抱苦難的人民”來得不崇高。任何崇高的、慷慨激昂的理想，在我的理解，最後都無非要為卑微而平凡的個人服務。
誰說回饋社會只有一個模式?一個健康而自信的社會應該可以告訴它的人民：“海闊天空，發展去吧!”回饋來得自然，無需強求。只有極度貧乏而自卑的社會才會在自己周圍建起圍牆，劃清我族異類，以為只有這樣才能保住自己的利益。
在我看來，中國人只要爭氣就可以，不必非得守在那假想的圍牆內。
已經開闊了胸襟的台灣人，更沒有自卑的理由。
你說呢，好朋友?應台(1996 年)龍應台，幹嗎生氣?——何懷碩十年前，龍應台《野火集》特大暢銷。因為裡面選了我一篇小文，自感與有榮焉。後來又承邀寫了一篇表達肯定的文章收入她的《野火集外集》中。為她喝彩，手拍痛了。
十年後，我對她《談放逐中的寫作》有點議論批評，龍應台立刻聞過則怒說：你沒長進。我有點錯愕。如果要“有長進”，大概只有鼓掌不斷。
不過，一直拍已痛了的手掌，又怎能算“長進”呢?什麼叫“人身攻擊”?
龍應台當然不會不懂。自己犯了人身攻擊卻反指別人如此，這算什麼?拙文談“僑選立委”及華裔外國人介入台灣選舉或不當的政治表態，說那“不啻外國人干政”，不對嗎?其人既不與本土人民共禍福，又不納稅，憑什麼伸手涉足?憑什麼支持這，反對那?至於並無政治野心、純粹做文化與社會批評者，只要有根據，說得中肯，即使是當年批評有人情味而沒公德心的那位真正的外國人我們還不是讚賞感激?《野火集》不是大為暢銷嗎?有誰說過“外國人”就不准批評?何況龍應台到現在仍是中國人。
“擁抱苦難的人民”，如索忍尼辛;“使命感與犧牲奉獻”，如史懷哲;“改造社會”，如胡適、梁漱溟等等。也許他們都自以為是，但我們沒有責難人人非如此不可。我說過，人若厭倦現實，而志不在改造社會，自覓桃源，只為自我完善，也有可敬嗎?龍應台怎麼把“改造社會”說成“改造人民”
呢?假如要好好回應龍應台《中國人，你為什麼自卑?》一文，恐怕要寫好幾千字。該文太情緒了，而且扭曲拙文，我實在沒耐心逐句來反駁。我想龍應台以及有心的讀者，若肯比對從《乾杯吧，托馬斯·曼!》到《自卑》三篇文字，當會曉得，龍應台的態度實在不大公道。
事實上，拙文重點在真“放逐”與不算“放逐”兩者的分辨。龍應台不滿拙文所言，為什麼不告訴我們那些不曾受迫害，完全是個人意願與選擇而居外國的人也可稱“放逐”?《自卑》一文避開我所討論的“放逐”與“非放逐”，豈非另一個不公道?媒體英雄以其本事名利雙收，並無不對不妥。
回到掌聲所在地來做點公關，也無可非議。但若說這隻為台北的燒餅油條而回來那樣單純痴情，便太矯情。至於說自己若想入美國或德國籍，是易如反掌;之所以未入，“只是因為我懶得去填表蓋章排隊。如此而已。”這樣的大話，實在更不應該說。
龍應台得天獨厚，聰明慧敏。她過去十年的寫作，不論社會批評或文化批評，其感性之筆，時有振聾發聵之功，非常可佩。她對台灣的關心與愛心，絕不是只為“卑微的個人服務”;“使命感”、“奉獻”不正是你使我們拍痛了手的原因嗎?你說呢，龍應台?
第18 節 詩人剛走，馬上回來
我生活在一個傳統無所不在的國家。在這裡，兩百年前的人栩栩如生，好像只是出門到巷口買個報紙，馬上回來;他桌上的茶還熱著呢。
1997 萊》詩被舒柏特譜成歌曲，連中國的孩子都會唱。1997 年，德國人用一整年的時間在紀念詩人兩百歲的冥誕：海涅朗誦節、海涅學術研討會、海涅音樂會。
1997 上，在書店的玻璃櫥窗里。舒柏特的傳記被製成書籍、錄音帶、CD、
廣播劇、電影。整個德語世界從城市到鄉村的音樂廳里，響著舒柏特的小夜曲，交響樂，民歌。1997 年是舒柏特兩百歲的冥涎。
1998 是這位劇作家一百歲的冥誕。他的劇本在大大小小的劇場巡迴演出，他的作品在一場又一場的研討會中讓專家們爭來辯去，他的生平軼事占據一版又一版的文化副刊。與布萊希特有關的書甚至被搬到台北的國際書展中去占一個特別尊貴的位子;中文讀者對他當然不陌生，布萊希特的《四川來的好人》在世界文學裡太有名了。
1999 日，比慶祝海涅、舒伯特、布萊希特都要認真而隆重：明年是歌德兩百五十歲冥誕。法蘭克福，歌德的出生地，將是張燈結彩的大舞台。
市政府已經撥下約一百萬美金預算，覺得還不夠，轉向企業界募款。
德意志銀行馬上捐出六十萬美金，商業銀行也貢獻了十幾萬。別的捐款源源而來。明春4 月，“歌德的散步”開始慶典的序幕;人們從歌德的老房子出發，沿著萊菌河，踩著歌德當年的腳印，走到他愛去的“磨坊”酒館。古意盎然的酒館就在河邊，有老樹垂柳圍繞，幾乎一石一木仍是舊時顏色——好像歌德離開他桌上喝了一半的啤酒，只是去買份報紙罷了。散步途經的延綿數公里，會有一路的戶外雕塑展和畫展，還有歌德詩歌的即興朗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