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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的掠奪。誰也不會想到衝進麵店里搶一碗熱騰騰的面拿出去賣，賣得的錢塞進自己的口袋裡;但是為什麼雜誌會轉載作者文章，向讀者收取雜誌訂費，卻不給作者報酬?為什麼出版“大系”或“精選”的出版者會收入許多作者的文章，賣書所得卻又不與作者分享?搶了面拿去賣的行為我們稱之為搶劫或欺詐，搶了文章拿去賣的行為，唉，叫什麼呢?我的文章在大陸刊物上轉載了有十年了，不曾提出過異議。原因呢?一方面多年來兩岸溝通不易，而且編者轉載文章用意也在文化的推廣，多半不在謀利。另一方面——容不容許我誠實地說呢?多年來心裡總覺得似乎應給尚未上軌道的“第三世界”某種不遵守規則的“特權”，無庸計較。近兩年來和大陸接觸多了，就發覺了自己的輕浮。客觀上，大陸沿海地區的經濟成長和整體出版業的發展早巳不是“第三世界”。文史書籍涵蓋壯闊，尤其令台港學人趨之若騖。主觀上，基於對大陸文化人的感情和敬重，我也必須糾正自己的態度，對大陸出版界提出和外面同樣嚴謹的要求：轉載文章，請先取得作者同意。
請註明文章出處，以示對原編者尊重。
請勿更動文字或標點符號，除非事先取得作者同意。
請付轉載費，以示對作者知識財產的尊重;多少不拘。
在我個人的例子中，因為稿費郵匯海外不便，請將所有轉載費以作者名義匯入上海希望工程辦公室，並請將副本寄我保存。
讀書人造不出房子也砌不起牆，但是他能畫出藍圖，藍圖看起來只是一張薄薄的紙。一個懂得藍圖重要的社會才懂得如何去愛護它的讀書人，也才知道，藍圖上每一條線、每一個字，都是有代價的。版權所有，請尊重。
(原載1997 年5 月13 日《文匯報·筆會》)
第7 節 論公共空間之必要
一腳踩進去，大吃一驚，馬上想回頭就走，但是諾大的黃土高原上，到哪兒再去找一個廁所?於是猶豫不決地就站在那兒打量。
沒門的廁所不是沒見過，但是眼前這個結構嘛，非但沒門，在坑與坑之間只有一堵矮牆，也就是說，蹲著的人一偏頭就可以看過去一排人頭，當然都屬於別的正蹲著的人。若是不偏頭直視前方，就得準備隨時和那進進出出的人打個照面當然是人家站著你蹲著，人家穿著衣服你半裸著，人家從高處俯看正在用力的你。哎，越想越是全身起雞皮疙瘩。怎麼辦呢?只好面對著牆壁，低下頭來。至少在三面牆的環護之下，有被掩蔽的錯覺;而且也避免和別人四眼相對。我像一隻縮頭縮尾的病鴕鳥蹲在那兒。然後就聽見有人走進來;是新加坡來的作家。她叫了一聲“哎呀!”就停在那兒不動。
過了一會兒，發現了我，遂也走了過來，默默地作了我的鄰居。
在我們離開時，看見另外兩個坑上也已有了人;兩位來自河北的作家，
正蹲著聊天。那兩個人是把背對著牆壁，臉向外蹲著的。這時候我們才知道，我們兩個海外人蹲錯了方向!
“可是，為什麼臉朝外呢?”我們邊走邊研究，那坑的結構極簡單，沒有什麼非要人朝外的科學理由;那麼，“難道我們的鴕鳥心理這兒的人沒有嗎?”恰好一個上海朋友走過來，我們問他，他露出聽天方夜譚不可思議的表情說，“那當然臉朝外啦!否則豈不是把光光的後面給別人看嗎?”新加坡人反駁得也快：“沒道理呀!依照這個邏輯，那麼臉朝外，豈不是把光光的前面給人看了嗎?”出來遊山玩水的作家們亂鬨鬨笑一陣，這個不怎麼適合紳士淑女的笑話也就過去了。
但是對我這個喜歡對文化現象胡思亂想的人卻沒有過去;在笑話的裡層一定有一個文化的合理解釋，一定有的。
離開西安，回到我寧靜的書房裡，終於可以把一路上朋友的贈書好好讀讀了。首先就要看西安的作家怎麼寫西安。賈平凹的《西安這座城》寫得深情款款，突然有幾句話揪住了我的眼睛：“你不敢輕視了靜坐於酒館一角獨飲的老翁或巷頭雞皮鶴首的老媼，他們說不定就是身懷絕技的奇才異人。
清晨的菜市場上，你會見到手托著豆腐，三個兩個地立在那裡談論著國內的新聞，去公共廁所蹲坑，你也會聽到最及時的關於聯合國的一次會議的內容”有意思了!他把酒館，巷頭，菜市場與公共廁所並列起來，顯然表示公共廁所是一個現代的所謂“公共空間”和今天的酒吧，廣場，演講廳;從前的水井邊，大廟口，澡堂和茶樓一樣，是市民交換意見、形成輿論的場所。在西方，一般家家戶戶都有自用的衛生設備;馬路邊的公共廁所不為居民所設，使用者是真正內急的過路人。過路人互不相識，解完手繼續上路，沒有在廁所里說三道四的欲望和必要。廁所只有機械功能而不具社交功能。在這種情況下，各人關起門來辦各人的事兒最簡單便捷，誰也不打擾誰。
門，是必要的。
可是當公共廁所是相屬某一個社區的設施時，它不可避免地就擔負起交流的任務。都是街坊鄰居，在廁所里碰面能不聊幾句嗎?若是和暖的春天，人們可以在村子裡頭大樹下邊抽菸邊談話;若是螢火蟲猖狂的夏夜，人們可以抱著自己的凳子到廟前廣場上邊趕蚊子邊論天下;到了寒氣侵人的冬日裡，反正不能下去，難道公共廁所不是個頗為溫暖的去處?至少那兒遮風擋雨，那兒瀰漫著人的氣味，那兒肯定有人即使是寂寥的半夜三更。去那兒的人在排完胸中塊壘之後通常神清氣爽，無所鬱結，容易挺直了背脊暢所欲言。再說，廁所里一目了然，不會有密探埋伏，竟也是個說話有豁免權的自由天地。
老農蹲在大樹底下聊天時，肯定個個把背對著樹幹，臉朝外。臉朝外，才好左顧右盼，呼朋引友。在這種地方若有一個傢伙臉朝著樹幹，把背給別人看，顯然是憤世嫉俗的，古怪的。公共廁所既然和大樹一樣是個互通氣息、發表意見的公共空間，哎，我當然蹲錯了方向!
而既然是公共空間，有門不如沒門吧?我們能否想像將咖啡館的座位一一間隔起來用門掩上?那就不再是有沙龍性質的咖啡館了。我們能否想像將一個城市的大廣場切成小塊用一扇又一扇的門關閉?當然能的;從前的君主們為了不讓市民聚集論政，曾經在廣場上建築起七七八八的設施，用以抵消廣場的公共空間作用。但是市民“街談巷議”的欲望是堵不住的;人們遂流向公園，流向老廟，流向公共廁所。倫敦有海德公園，台北有龍山老
寺;而“文革”期間，多少人在交代不出來的時候脫口而出：“是廁所里聽來的”?如果是個有高牆厚門、誰也聽不見誰望不見誰的廁所，賈平凹又怎可能在蹲廁時“聽到最及時的關於聯合國的一次會議內容”?而且，我也絕不會聽到這麼精闢的民族自我分析：北京人多禮多話。上公共廁所時，一個說：“真巧啊，您老也上廁所呀!天這麼冷，幸好這廁所離得近。您先請先請”那另一個就說：“你也來啦!身體好嗎?老爺好嗎?大嫂幾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