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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多年之後，當人們終於不再懷疑納粹確實屠殺了數百萬猶太人的時候，印格瑪還固執地說那是反納粹的惡毒宣傳。等到證據堆積如山，多到他啞口無言的時候，他就陷入一種絕境：他開始懷疑所有曾經信仰過的東西，而且對他自己，充滿了蔑視。
——2——印格瑪出生在一個牧師的家庭里。牧師將他宗教信仰中人臣服於神的關係直接運用到家庭中，形成子臣服於父的關係。犯錯、處罰、懺悔、贖罪，是印格瑪的烙印。
若是濕了褲子，小小印格瑪得整天穿著一條小紅裙作為一種羞辱。犯了錯，家法是一支扑打地毯灰塵的藤條。孩子脫下褲子，趴在地上一個墊子上，被按住頭和手腳，然後由父親施刑。藤條過處，皮開肉綻，再去上藥。
較輕一點的懲罰有多種形式：不讓吃飯、打手、撕頭髮、禁聲禁足。
或者，被關進一個漆黑的壁櫥里。傭人告訴孩子，櫥里藏著一種專門吃孩子腳趾的動物。印格瑪恐懼得全身發抖，死命地攀著頭上的衣架，蜷起
雙腳;小小的人就吊在半空中，在黑暗裡。
印格瑪的哥哥個性倔強，做父親的遂以最堅強的毅力粉碎兒子的抵抗。
孩子幼小時毫無自衛能力，常被打得頭破血流;長大時，就試圖以自殺逃避壓力。印格瑪的妹妹深受溺愛，這種溺愛又使得妹妹完全放棄自己的意志，以之博取父母歡心。
印格瑪自己?“我的應付辦法是把自己變成一個騙子。我外表是一個人，內在是另一個人，兩者之間沒有一點關聯。”為了應付父母的極權統治，印格瑪製造出一個替身，讓這個替身去說謊、欺騙，使印格瑪的內在自我得以躲在一個較安全的角落裡。
大約在這個時候，印格瑪發現了電影這個東西。從完全的虛幻中，光影交錯可以織出真實的人物和動作。幻想與現實、替身與真身之間的分野更模糊了。還沒有人知道，這個老把幻想當真、真當幻想的孩子，印格瑪·柏格曼，日後要成為20 世紀最重要的舞台劇和電影導演之一。
——3——我在思索為什麼柏格曼的自傳如此令我震動。他所呈現的人生美麗得令我發熱而真實得令我發冷。真實，是把骨頭敲碎了讓你看裡頭骨髓的紋路。美麗，你不能不承認在那樣深刻的真實里美是自然迸發的存在。
七十歲的柏格曼回看自己的眼光像個錄影機，不帶一絲感情。跟著鏡頭走，仿佛在看一個法醫解剖一個路死者的屍身，喏，這兒是血管，那邊是腿骨。
能夠這樣美麗而又冷酷地觀看自己的人，我渾身發涼地想，必定是一個對自己毫無好感的人吧。
蔑視，對自己的蔑視，記得嗎?當替身印格瑪在說謊的時候，真身柏格曼在一旁冷笑：你，在說謊。當柏格曼拋棄一個生病的妻子時，他對自己說：你本來就是個不懂愛和責任的壞胚子。“我不信任何人，不愛任何人，不缺任何人。”作為孩子的印格瑪不曾經驗過胸襟開敞、流動自然如春風的愛，我不奇怪他成長之後缺乏愛的能力;他非但不能愛別人，他甚至無法愛自己。那麼，啊，我明白了。
——4——和愛一樣，自由也是一種胸襟敞開、自然流動如春風的東西吧?許多年許多年後，柏格曼突然想通了為什麼他和他的家人會那樣擁戴希特勒。“我們從來沒聽過自由這個詞，從來沒嘗過自由的滋味。在一個權威體系里，所有的門，都是關著的。”柏格曼推開門，走了出去。有一次，他的父親在盛怒之下要打他，他說：“別打，你打的話我也要揍你了。”他的父親一拳揮過來，做兒子的三拳兩腳就將父親打倒在地，從此離家。
在封閉的空間裡，以暴制暴似乎是彼此逃不掉的互動原則。走了出去。
嘗到自由滋味的柏格曼再也不回到門裡去。
帶著輕蔑的眼神，他終生不談政治。
——5——不會消失的。年輕時發生在我們身上使我們一夜之間突然長大的那些事情——在群眾里流下的眼淚、被堵死的令人心口發痛的渴望、壁櫥里看不見的齧齒動物的蠢動——在發生的那一刻即已成為我們自己的一部分，不管我們願不願意、自不自覺。
單向思維或逆向思維、怨恨或深愛或漠然，都有它深埋的脈絡，在我們懵懂的時候。
(原載1997 年4 月9 日《文匯報·筆會》)
第5 節 金錢，使人腐敗?
在上海見到一個“下了海”的文化人。幾個還在崗位上的文化人坐在他所經營的飯店裡，享受他所提供的精美菜餚，大談文化的失落。最失落的，竟是老闆。他苦著臉，指責自己越陷越深，離原有的文化理想越來越遠;金錢，使人腐敗。
他的憂鬱與自責使我想起大陸傳媒上對商品經濟所帶來的貪婪風氣的種種批判。文人從商，以“下海”稱之，就像從前人說良家婦女“下海”伴酒一樣，是斯文掃地，是自甘墮落。
我向來理解權力使人腐敗，金錢，卻是一個可以化腐朽為神奇的東西。
一個人有了錢，他就可以放手去求取知識，可以在國內國外遊走，可以使家人豐衣足食。因為他有錢，他可以不斤斤計較，可以不鑽營奉承，可以不小頭銳面。資源的充分，使他比較容易成為一個教養良好、寬容大度、體恤弱者的人。當他行有餘力，他可能在鄉裡間鋪橋修路、救濟貧苦;當他飛黃騰達，他可能在社會上成立各種基金——殘疾基金幫助照顧殘疾，文化基金鼓勵藝術創作;他也可能在學校里設置獎學金，策勵學子，為國育才。
一個國家有了錢，它就比較容易做到“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鰥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老人福利、失業救濟、幼兒培育、殘障孤兒的照顧，都需要金錢的促成。有了財富的基礎，一個社會比較可以達到“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故外戶而不閉”的境界。
現在對經濟狂潮大加鞭撻的憂國之士不妨看看歐洲的心路歷程。我們現在看到的歐洲，是一個環境優美舒敞、人文氣質高尚的地方。公園池塘里的天鵝優遊自在，無人打擾。路邊野生的紅艷蘋果自開自落，無人擷取。搭地鐵公車進進出出全憑個人誠實購票，不需檢查。
生了病去看醫生，只要留下地址就可以接受治療，帳單以後寄來。張賢亮和朋友在歐洲餐館吃飯，忘了付錢。走出餐館了，侍者才追來提醒，態度婉轉客氣，毫無猜疑的神情。
這樣的雍容大度，對不起，不是天生的民族性，它其實是經濟的塑造。
如果張賢亮在50 小孩在大街上搶美國大兵從吉普車上丟灑下來的巧克力糖，滿臉胡頾的潦倒男人在馬路上彎身撿拾菸蒂，年輕的女人千方百計接近英美大兵以換取絲襪和口紅。
馬歇爾經援計劃實施之後，德國經濟開始復甦。錢，使人們活動起來。
經濟發展所帶來第一個狂潮是“吃潮”。人們拼命買吃的東西，談吃的話題，作吃的計劃。文化批評家們在報章雜誌上也就拼命批判國人的貪吃醜態，“斯文掃地”。但是當然，評者自評，吃者自吃。“吃潮”稍退，在50 年代初，緊接著湧起“冰箱潮”。那白白方方的一大件，裝得下好幾天的吃食而且保持不壞，舉國為之瘋狂。男人女人努力工作、積極向上，不為救國救民卻為了掙夠錢去買個大冰箱。文化人或農人工人，聚在一起，不談靈魂上的事情，卻和左鄰右舍比較冰箱的品脾。報紙上則充滿義正言辭的道德指控：精神污染、文化失落、道德淪喪，德國知識分子們沉痛地問：西方文化往哪裡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