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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天，有好幾場新書發布會，來自各地的作家與讀者見面。這一天，上海有兩百場演講在進行，從繡花到烹飪，從莊子的和諧觀到韋伯的基督教倫理，從同性戀文學到死亡學的探討，不同的題目吸引不同的觀眾。同時，幾十家劇場在演戲：地方戲曲、現代話劇、實驗新劇、日本能劇、希臘悲劇這一天，大大小小的沙龍里擠滿了人;文藝青年在朗誦他半生不熟但絕對前衛的詩，半裸的觀念藝術家在宣傳他警世駭俗的構想，即將成名的哲學家在高談闊論尼采“一切價值的重估”。這一天，好幾個創新的雜誌正在排版，兩個對抗的先鋒藝術宣言正要落稿，一本即將震驚文壇的詩集正在簽約，一篇科學論文馬上要改變世界。
這一天，一場公開舉行的政治辯論使教育會堂附近的交通完全堵塞。
這一天，某個報紙的社論抨擊時事尖銳兇猛，編輯室電話響到半夜。
這一天，有幾個作家得了獎，他們的《得獎感言》刊在報紙上。他們很高興，雖然知道那頁報紙馬上會被拿去包油條或鞋子。
這一天，我從里弄出來，在巷口“永和豆漿”買了個粢飯糰——包了肉鬆榨菜的，邊走邊吃。晃到福州路，走進一家七層樓的書店，那書店門楣上有個木牌，上面刻著漂亮的草書：“我思，故我在。”我嘛，就在那牌子下等著。
(原載1998 年2 月26 日《文匯報·筆會》)
第1 節 吵架
一個月的假期，我可以去西班牙的海濱，可以去瑞士的阿爾卑斯山，可以去非洲的沙漠和草原，也可以去印尼的叢林，更可以和往年一樣，回家
——回台灣那個家。
但是我決定去北京;我想用一個月的時間粗淺地體驗一下那既是祖國又是外國的地方。
我只需要借一輛單車，行囊里塞著一本《萬曆十五年》，就可以親近北京。
在走之前，我這個因“生氣”而出了名的中國人就一再給自己作心理教育：到了北京不要生氣;第一，你一個人帶著兩個稚齡的孩子，沒有那個力氣。第二，那是別人的地方，你沒有充分的發言權。第三，如果你尋找的是乾淨、秩序、效率、禮貌和諧，那你就該留在歐洲——到北京，你顯然有別的需求，不是嗎?是的，我不生氣。
到了北京機場，孩子和我夾在涌動的人潮里——因為是德航班機，乘客多半是德國人。
人潮擠過檢疫口，坐在關口的公務人員，一個穿著制服的中年婦女，馬上就在一群白人中挑出我：“你!”她用凌厲的聲音高亢地說，“就是你!”
手指穿過人群指著我：“過來過來，你給我過來!”我乖乖地擠過去，牽著孩子的手，心想：才踏上北京的土地就來了。她說話的這種聲調、這種氣勢，好像一條抽得出血的鞭子。
我沒注意到，一旁七歲多的安安，臉都白了。
“證件!”女人不多浪費一個宇。
遞上證件，女人立即像泄了氣的球，鬆緩下來，她沒想到我是個“台灣同胞”，不是個她可以頤指氣使的自己人。
我們對看一眼。一言不發地，我拉著孩子繼續往前走。檢查護照的關口列著一條一條的隊伍，我們開始排隊等待。飛了十多個小時，三歲半的飛飛倦怠地倚著母親的腿。安安扯扯母親的手臂，我這才注意到他憂愁的臉龐。
“怎麼啦安安?”他垂著眼瞼，看著自己的腳尖：“媽媽，剛剛那個女人為什麼那樣對你說話?我好怕。”哦——我覺得事態有點兒嚴重。這個在德國成長但是和我講中文的孩子，一輩子還沒聽過那樣凌厲如刀片的中文。
“安安，”我把孩子摟過來，儘量放輕鬆地說，“她並沒有什麼惡意，可能因為人太多，她緊張了，所以那樣說話。”“在德國沒有人那樣說話，對不對，媽媽?”安安抬起頭來，“就是工作緊張也沒有人那樣對人說話，對不對?”隨著隊伍挪動，我說：“不對，安安，這不是中國人和德國人的不同。
你記得嗎?以前還有東德的時候，東德邊境上的警察也是那樣凶的”“可是西德人沒有那樣的，”孩子邊思考邊說，“台灣人也沒有那樣的。”哦!孩子，你碰觸到了一個什麼樣的問題!
快要輪到我們的時候，安安眼睛望著高台後坐著的警察，更靠近我，怯怯地說：“媽媽，那麼我們為什麼一定要來北京呢?”我想了想，親了一下他的頭髮：“因為北京也是媽媽的一種家吧。”到停車場，得穿過馬路，一輛大型麵包車和行人搶路，“吱”的一聲緊急煞車，差點撞著孩子的手臂。
來接機的德國朋友怒氣沖沖地對司機——一個戴著墨鏡、穿著時髦的年輕女郎——大喊：“有小孩你沒看見嗎?”時髦女郎眉毛一挑，滿臉不屑，也大聲地回答：“沒看見。”走吧走吧，不要生氣!你的車子停在哪裡?行李非常沉，朋友艱難地推著，我緊緊牽著孩子的手，然後就聽到那如刀片的聲音——“餵——你——過來過來——”又是我嗎?“就是你——怎麼不聽呢?過來過來你給我過來!”真是衝著我來的!又是一個年輕的女人。
“推車不能過去!回來回來!”孩子緊緊地抓著我的手。
“為什麼不能?”“不能就是不能，你給我回來!”“您要我帶著兩個孩子，用手拎著三隻大皮箱走過去?”我開始火了。
“那不是我的問題!”女人乾脆地說。
“我會把車再推回來——”“誰相信哪!”她打斷我，“誰都這麼說!”“你為什麼對人這麼不信任——”我提高了聲音，朋友來拉我，走吧走吧，不要生氣!
把推車還她。
好，不怪她!許多機場都不讓推車進入停車場的、而且我的難題確實不是她的問題，走吧走吧!
我們連推帶拉、舉步維艱地終於把行李和孩子帶到了車邊。
第二天一早，迫不及待地到了菜市場，走著逛著，看攤子擺出來的蔬菜水果，聽北京人清脆麻利的語音。上海來的表姐指著一樣蔬菜：“同志，這叫什麼菜呀?”同志，是個穿著汗衫的年輕男人，頭也不抬地瞄我們一眼，冷冷地說：“哪兒來的?這個菜都不認識!”“我們上海沒這個菜呀!”表姐微笑著。
同志抬頭，冷笑著：“上海人就不是中國人啦?”我再仔細看著這個年輕的男人——他為什麼一肚子氣?日壇市場可熱鬧了。孩子們忙著看玩具，我忙著看衣服、看俄國倒爺、看北京的臉譜。
“同志，這個多少錢?”表姐的聲音。
“稱呼誰呀?誰是同志呀?”一個著汗衫的年輕胖子挑釁地問。
這表姐，就因為她有上海口音就得老被欺負嗎?“那該怎麼稱呼呢?”
表姐細聲細氣地。
“學了再來!”胖子說，“學會了再開口!”我放開孩子的手，走到胖子面前，說：“請您現在就告訴我，該怎麼稱呼您?”胖子有點兒吃驚，逞強地說：“學了再來。”“我現在就跟您學習，您請說。”我固執地站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