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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最深刻了解上海男人的還是上海的女人。她們是她們男人們的一種背景、一擎支柱以及一灣避風港。她們在生活細碎上所表現出的“昂首闊步”只是她們間接順從的一種變奏,她們才是上海男人最佳的精神與事業拍檔。在上海,懼內不會被人真正地笑話(上海人的一句口頭禪是:“怕老婆發財格呀!——”),而相反,欺妻與虐妻倒被公認為一種恥辱,一種外燙內寒的懦夫行為。上海夫妻的恩愛秘訣是心照不宣的感情互動以及精神體貼——諸如那段替老婆洗內褲的細節,不論龍女士添此一筆的色香味的內定搭配究竟意欲何在,倒恰好凸現了上海男人對於愛情以及兩性相處藝術上的某個特殊視角與思維,因為愛,有時是需要帶點兒“肉麻”的。

  當然,我們是不能對龍女士提出如此高的理解要求的,因為正如她自己所說,她是個台灣女人,且還在美歐俄菲什麼的生活了多年。待到她發現了這個形如“彎豆芽”的“可愛”的上海男人一族時,她已是兩個孩子的母親啦。於是,對於那個“彎”字之中所可能蘊藏著一股怎麼樣的韌性與張力,她便也永久失去了可以在共同生活之中加以全面觀察深刻體會的機緣。那天,已經很晚了,我太太突然接到了一隻她的一位旅港的福建女友打來的電話:“告訴你一個好消息,我妹妹她出嫁了!——”“恭喜!恭喜!她嫁的也是你們那同一種人”“什麼?——同什麼一種人?”“我說的是,她也嫁了個上海男人!”其口吻之興奮猶若撿到了一件意外的寶藏一般。電話掛斷之後,妻子如實地告訴了我她們通話的內容,她的神情平靜且充滿了理解。“我們送她一份厚禮吧。”我點點頭,並不太有要將話頭說出口的意圖,因為此刻我正在心中嘀咕著:所以,不是我說,能嫁個如意的上海郎君,也是當今女人的一種福分呢,真的。

  捧不起的“上海男人”——沈善增有朋友來電,說龍旋風颳上門來,一篇《啊,上海男人!》把滬上的鬚眉一筆橫掃。於是我去找那篇文章來看。

  原以為是篇火辣辣的檄文呢,不料卻讀到了一篇很纏綿徘側的祭文。龍女士祭的是她心目中理想的男子形象,從那深自失落又強顏調侃的語調,我推測,這甚至可以說就是她的整個人生理想。因為從理論上說,“20 世紀追求解放的新女性所夢寐以求的,不就是這種從英雄的迷思中解放出來的、既溫柔又坦蕩的男人嗎?原來他們在上海。”然而在感情上,她又不能不覺得這樣的男人“不夠男子氣”。魚與熊掌不可得兼,於是她“只是帶著一大團困惑離開這迷人的城市”。所以她其實無意開罪上海男人,她與之過不去的是那個長久盤踞在她心頭理想男人的偶像。

  文章的後面提出了一連串的困惑,很有點像祭文里此岸的人向彼岸的靈魂發出無望的呼喚。

  譬如她有意無意地將男人下廚(大陸叫“圍裙丈夫”)與懼內(她叫做

  “男子被虐”)混為一談。

  男子下廚,是中國大陸特有的經濟生活條件(女子普遍就業,男女同工同酬)及生活習慣(以飲食為生活主要節目,以烹任為生活主要藝術)造成的有中國特色的家務分工形式,與女子是否占有家庭及至社會的話語權,或從男子方面說是否“懼內”是兩回事。下廚的男人不一定懼內,懼內的男人不一定下廚。下廚是主動盡責,懼內是被動受壓這一點,龍女士一上來是分得清楚的。她認定上海男人“是一個世界稀有的品種”,就因為她覺得上海男人不僅下廚而且懼內。但說著說著,她又把這兩件事扯到一起了。這也是可以理解的,因為她太需要證明上海男人的甘心被虐了。

  男人懼內,是個歷史悠久的話題,比男人下廚不知要古老多少年,比20世紀的“女權主義”運動也不知要古老多少年。“河東獅吼”一語典出北宋,不說世界,至少中國士大夫懼內是有優秀傳統的。如果說“20 世紀追求解放的新女性”忙乎了半天,炮製的女性話語權等種種理論,不如乾脆嫁到中國來,即使在中國女人纏小腳的時代,還不乏懼內的大老爺們。所以龍女士驚訝地發現夢寐以求的男人原來在上海,這實在是她的一廂情願的錯愛。難怪聰明的她後來又要追問:“上海的男女真平等嗎?”真正懼內的男子,一般都未能修煉到超然物外、不以其為恥的水平;而在人前宣傳誇耀自己懼內的,他的懼內就很可懷疑。有的是從反面來顯示自己的紳士風度,因為他覺得追求解放的新女性欣賞懼內的男人,故而投其所好,表演一番,難說沒有些“肉麻當有趣”的成分。有的則可能是在為另覓新歡製造輿論,甚至可能是有針對性地下誘餌。龍女士遊歷過世界,見多識廣,按理不應該被這些從古到今男人慣用的小花招所迷惑,因此我要說她是情願受騙。

  總而言之,下廚的上海男人像中國大陸其他地方的男人一樣較為普遍,懼內的上海男人也像中國乃至世界(如瑞典)其他地方的男人一樣不是沒有,但自成一格被尊為“世界稀有品種”的上海男人則是龍女士有意無意的虛構。

  虛構這樣的“上海男人”,是為了向她自己證明些什麼;但因為內心的矛盾,導致邏輯的混亂,結果非但證明不了什麼,反倒多了一大團困惑。

  真正的上海男人到底如何呢?我是生於斯,長於斯;入芝蘭之室,久而不聞其香;入鮑魚之肆,久而不聞其臭。借龍女士的眼光旁觀一下,我覺得上海男人在適時求變,不受傳統的乃至陳腐的觀念束縛方面,自有其優越之處。上海男人不會脫離現實環境,去追求幾千年一貫制的“大丈夫”價值,死要面子活受罪,弄得自己很痛苦。上海男人也不會因為20 世紀末的新新女性又轉而欣賞“大男人氣概”,立刻急吼吼地去向“黑猩猩一樣砰砰捶打自己的胸膛,展露自己的毛髮”的男人看齊。上海男人是比較務實的,不為傳統觀念而硬撐,不為討好女人而強扭。認準黑格爾老頭說的至理名言:“凡現實的都是合理的,凡現存的都是會改變的。”以一顆平常心處世居家過日子,所以多數上海男人活得心安理得,一點也沒察覺到自己已變成世界稀有品種,奇貨可居。龍女士在文章最後對上海男人殷切期望:“騎著單車、拎著帶魚回家的可愛的上海男人,是不是也正想著這個問題(男女平等、互敬互愛的前景——筆者注),心裡有點兒憂鬱?”一般來說,那期許是要落空的。在大多數上海男人看來,這個問題並不成其為問題,他們則實在太忙,沒工夫去操這份閒心思。

  啊,上海男人,你們真是捧不起的劉阿斗啊!

  說“橫掃”——關於“上海男人”的是非——馮世則在《筆會》上先

  後拜讀龍、沈兩位關於“上海男人”的文章,放下手中活計來插上幾句話。

  恕我直白:兩位的文章恐怕都犯了一個忌諱——以偏概全。沈先生筆下尤其多一點兒情緒。這恐怕是不必要的吧?我猜想龍女士手中並無統計資料,那又何以認為上海男人——至少是近半數乃至過半數?——都下廚房呢?而且,人人吃飯,男人也吃。既要吃,為什麼就不作興下廚房或也下廚房呢?沈先生解釋男人下廚的原因,其一是女子普遍就業、男女同工同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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