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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個半小時之後，我終於也認識了一個輪廓：我的大陸讀者，是十七歲到七十歲之間的人，高中大學程度以上，大中學生居半數，但社會中的老師、工程師、幹部、圖書館員，各行各業都有。白髮蒼蒼的老先生不少，老太太卻幾乎不見。
和台灣不同的是，讀者中有好些個所謂“藍領階級”：工廠工人、廚師、司機。最奇特的是，男性多於女性。
為什麼?我求教於上海朋友，為什麼在這裡男讀者遠超過女讀者?上海朋友半詼諧半正經地說：“大概因為台灣還是一個文化比較傳統的社會，男人是主導的、強悍的，而大陸的男人已經沒有那種優勢，比較柔弱。你的文字，對不起，是比較陽剛的，所以比較吸引男性讀者吧?”我很懷疑他的分析，但是，誰能給我更好的答案?在華燈初上的外灘，我看見情侶在江岸上相依而坐，臉上有恬然遺世的神情。擁擠的公共汽車在南京路上停停走走，我看見被生活折舊了的臉孔貼在玻璃窗上，疲倦而木然。和平飯店前有西裝革履的男人，福佑路市場裡有捧著大碗吃飯的女人。城隍廟前有人依著畫廊雕柱對鏡頭做出粲然笑臉。
我還是不認識我的讀者。他們經過了什麼又看見了什麼?他們害怕著什麼又追求著什麼?他們有什麼樣的幻滅又有什麼樣的夢想?不曾和他們一起成長，我無從想像他們生活里的點點滴滴，可是在那長長的隊伍前端，我們曾經深深地對望;回想那對望的一刻，或許我們竟是熟識的。寫作者在孤獨中寫作，讀書人在孤獨中閱讀，那孤獨其實是種種情懷的交會。文字之所以有力量將不同世界的人牽引在一起，是因為不管他們經過了什麼看見了什麼，在心的最深處，他們有一樣的害怕與追求、相似的幻滅與夢想，午夜低回時有一樣的嘆息。
我們畢竟在同一條歷史的長廊里，或前或後;鮮花釋出清香，像絲帶潦繞。
(原載1996 年6 月19 日《文匯報·筆會》)讀者來信(一)龍應台女士：您好!
我是個五十七、將近六十歲的老太了。從前天的《文匯報》上看到您說您還沒有發現老太喜歡看您的文章。今天我要給您一個驚喜：有，我就是一個，而且非常之喜歡看您的文章。
自從您在報上發表專欄以來，我幾乎每期都看，我覺得您的文章很適合我的口味。尤其是知道您是湖南人後，我更加喜歡，因為我也是湖南人。
我覺得我們湖南出了一位真正了不起的女作家了。我為之高興和自豪。
對於您的文章內容我都記不太清楚了，可能是年齡及每天的家務太忙的關係，現在看什麼都容易忘。只覺得您很有個性，很倔強。敢想敢說。看問題很敏銳。筆頭鋒芒四射。我就喜歡看這種文章。
至於我為什麼沒有去排隊買您的書呢?說實在話，我不怕您見怪，我
從小就喜歡看書，卻從來沒有自己買過書看過。小時候家裡很窮，想看書時只是去新華書店櫃檯邊看，或去圖書館借來看。從沒有想過自己去買書看。
以後有了工作結了婚，應該說條件有所改善，但我仍覺得買書不划算。
一是要花去很多錢，二是要收檢和有地方存放。我們房子這么小，連住人都住不下，哪有它放的位置!
我先生是個很喜歡買書的人，常去書店買書，但他是不大考慮錢和收檢的問題，因此經常為這事吵吵鬧鬧。當然吵歸吵，看我還是要看的。
現在雖然年紀大了，也退了休，但比上班時更忙，更累，因為有了第三代，要幫他們做，一天到晚做不完的家務。
因此像我們這種人，怎麼可能去排隊買書看呢?有時一年到頭都不去一趟上海市里。儘管還有些這方面的靈感，也就只好免了。
今天和您寫這封信，只是想讓您知道，您的文章在大陸人們心中有何等的影響，更加增強您的自信，寫出更多更好的文章。
在這裡同時我還要告訴您，我的女兒也很喜歡您的文章。
祝您永遠前進寶冶讀者1996.6 讀者來信(二)應台先生：您好!
拜讀19 日刊於《文匯報》您的《給上海讀者》，為您的一片至誠所感，冒昧奉函，談一點感想。
本人是五十多歲的男性讀者，一個以繪畫為主業的文化工作者，“文革”前畢業於上海戲劇學院，繪畫、讀書、記日記於吾如吃飯、喝水一樣重要。
讀先生的文章也僅從今年《文匯報》改版後的《筆會》上《龍應台專欄》開始，很驚喜，看到就讀。
您是我中國當代一位難得的睜眼看祖邦看世界的女作家;您寫的東西讓人覺得實在，文中有一股浩然之氣，有一種中國古代大文人和外國大作家所共有的大氣;特別可驚喜之處，這樣的文筆又是出自我們民族近現代“又有害怕又有追求的長廊中”走出來的一位娉婷女才子之手。
大陸的男讀者憋悶得慌。掃視大陸文壇，數十年來，少有能挺著脊樑、亮著喉嚨、坦然說話的，總是不得已說些吞吞吐吐、轉彎抹角的不知所云的話。我們很少讀到直言、坦言、放言、真言的好文章，怎不悶得慌!除了數年前的戴厚英先生的文章，大陸女作家中大氣的作品似也少見。一個女子走出學校，走出家庭，面向社會大聲說話，慷慨陳詞，怎麼能過多推崇“小女人的文章”呢?
第2 節 啊，上海男人!
我是一個台灣女人，在美國和歐洲生活了二十年。從俄羅斯到南非，從以色列到菲律賓，全走遍了;以為這世界上能讓我真正驚訝的事情大概已經沒有了，直到我認識了上海男人。
在十年前開始閱讀大陸文學的時候，印象最深刻的不是民族苦難、十年浩劫什麼的，而是：咦，怎么小說里下廚燒飯洗碗的以男人居多?瞄一眼我的書架，隨便抽出一本翻翻：你看，夫妻倆要請客了，“13 日一早，周敏起了床就在廚房忙活。”這周敏可是個男人。
“因為臨時居住，灶具不全，特意去近處旅館租借了三個碗、十個盤子、
五個小碟、一副蒸籠、一口砂鍋。”周敏緊接著開始剖魚，他的女人就試穿上一套又一套的漂亮衣服，化妝打扮。這樣的情節在台灣的小說里可難找到，台灣作者要編都編不出來。
社會主義教出來的男人還真解放，我記得自己暗暗驚嘆。
在海外見到的大陸女人，說得誇張些，個個抬頭挺胸、驍勇善辯，沒有人認為應該犧牲自己去成全丈夫的事業。資本主義社會裡的諺語，“每個成功的男人背後有個溫柔的女人”，不能用在大陸女人身上;她們昂首闊步地走在前頭，不在男人的陰影中。相形之下，台灣女人處處流露出傳統“美德”的痕跡：溫良恭儉讓，樣樣具備。儀態舉止上仍講究“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的羞怯。自己的事業一不小心太順利時，還覺得對男人不起，太“僭越”了。
瑞士的女人不久前還沒有投票權。德國的女人，婚前也許雄心勃勃，一旦有了孩子就發現幼兒園、小學、中學都只上半天課，下午她就得留守家中做保姆、清潔婦、廚師、司機兼園丁，而這些工作又全是無給職，她變成一個伸手向男人要生活費的配偶。德國女人是歐洲有名的賢妻良母，為丈夫子女犧牲自己的事業不僅不被當作美德，簡直就是女人應盡的義務。走過德國的小村鎮，你可以看見一戶一戶的女人在曬棉被，擦窗玻璃，擦呀擦呀擦得一塵不染，等著男人回家來誇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