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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啊，上海男人!》作者：龍應台【完結】
自序：我的第一本書
《啊，上海男人!》結集成書了，才發現，這竟是第一本我為大陸讀者所寫的書，收入文章多數在《文匯報》發表過。在此之前，所有的書都是“轉載”。這個不經意的發現使我怔了一下，想起前兩天德國編輯問我的話：“在你的寫作時間分配上，亞洲和歐洲所占比例如何?”還沒人這樣問過，沉吟了一會兒才能回答：“1995 年以前，百分之二十給歐洲，八十給中國台灣;1995 年以後，百分之二十給歐洲，百分之四十給中國台灣，四十給中國大陸。”面對三個讀者群，每一個讀者群的知識範圍和關心的題目非常不同，可是，我之所以能夠在三個文化圈之間“遊藝”，表示這些讀者群仍有一個共同的文學品位，因為一個我，即使用不同的語言，不可能有兩個表現風格。
1995 年在我的寫作歷程中是一個關鍵，因為這一年，《文匯報·筆會》副刊開始有我的專欄，像一扇窗子突然敞開——正值古老中國的20 世紀，生命躁動一如初始：我看見，我聆聽，我印證腦海中原已熟悉的概念，我汲取嶄新而陌生的印象;還沒回過神來，一半的我，已是一個大陸作家。
這本書里有三場論戰，分別發生在上海、新加坡、台北。《啊，上海男人!》刊出的當天，聽說《文匯報》編輯們就代我受罪，接到不少憤怒的上海男人的電話;可惜這些憤怒的聲音沒有文字呈現，否則一定是最鮮活生動的上海話!這裡所收的十來篇議論文章——來自大陸各省、台灣以及法國、加拿大、美國、日本，我相信肯定還有我沒機會看到的——並不曾解決任何問題，嚴重的各說各話使得討論失去焦點，等於沒有討論;但是各說各話在這裡反而成了更出色的主角，它很具體地突現了在不同文化氛圍里的人們對文化認知可以錯離到什麼程度。大陸人和台灣人也許使用一樣的詞彙：解放、女權、自主意識等等，但是每一個詞所蘊含的意義卻由於社會條件的不同而有著巨大的差異。這場關於上海男人的爭論顯得有點兒光怪陸離，我覺得，倒正是我們的時代特徵。
《還好我不是新加坡人》在新加坡的《聯合早報》發表之後，一位當地作家說，一夜之間“龍應台變成新加坡的人民公敵”。文字能使一個人成為“人民公敵”，還真是對文字的高度讚頌。新加坡人和中國大陸人、台灣人、香港人以及留美華人都加入了這場論戰，每一個人都因為見證過不同的歷史而對問題有截然不同的角度和信念。值得思索的是，如果處在相對閉鎖的社會裡，得不到充分的信息和知識，我們如何形成判斷?一個人若對自己毫不懷疑;他又如何能傾聽別人、與別人對話?可是認知不同豈止限於文化與文化之間?畫家何懷碩與我同屬一個社會，而且是朋友，卻也可以爆發一場小小的辯論。知識分子，在一個專制和一個民主體制里，占有非常不同的地位，發揮非常不同的作用。在前者，知識分子容易成為英雄;在後者，他覺得失落，使不上力。其間悖論在於，英雄時代的他本來就致力於社會由專制轉向民主，轉向成功之後，他卻悵悵然找不到自己!我們之間的爭執多多少少反映了我們所處的社會正在經驗的價值變遷。
沒有一場爭論是我事先設計、有意掀起的，但是每一場爭論對我個人都有一個震撼：如果沒有理性和知識作為基礎，任何討論都只是口沫橫飛的幼稚爭吵而已。一個社會的成熟程度，可以由它所表現出來的理性和知識程
度來衡量吧。有一個念頭總使我戰戰兢兢，如履薄冰，那就是：我，有沒有能力看見自己的盲目?任何城市都是寂寞荒涼的，除非你在裡頭恰好碰上幾個可愛的人。《文匯報》的《筆會》為我打開一片繁花似錦的世界——在一個寫作者的眼裡，醜陋也是美麗的——我為這樣的機緣覺得謙卑而感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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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 節 初識——給上海讀者
第一次面對面見到我的大陸讀者，是在一個北京派出所裡頭。湖南來的哥哥讓人騙走了錢，我到派出所去為他說明，發現警察正看著《野火集》。
一個面貌清秀的年輕警察問我：“自由太多了，社會不亂嗎?”第二次，是在從湘西駛往長沙的軟臥車廂里。文質彬彬的年輕乘客告訴我他們當年在大學裡傳閱《野火集》的情形。
我真是好奇極了，對我的大陸讀者。他們是誰?台灣讀者，我當然熟悉得很。一次新書發布會就可以告訴我：他們大約是十七歲到七十歲之間的人，高中大學程度以上，在學大學生居多數，但是社會中的老師、工程師、記者、法官，各行各業都有。女性多於男性，然而六十歲以上、白髮蒼蒼的老先生不少，老太太卻幾乎沒有。
我也可以大略解釋這個讀者群結構。讀者教育水準偏高，是因為書的知識性格。女性稍微多於男性，尤其是二十五至三十五歲之間已經就業的女讀者，稍超過相對的男讀者，大約是因為，在台灣的社會形態中，男性一旦離開學校就進入所謂事業的戰場，不再有看書的時間;女性的“戰場”意識較淡，即使就業，卻仍注重個人內在的發展。台灣的出版人也知道，買書的多是女性。
為什麼老先生讀者不少，老太太卻不見呢?我只能猜;老先生讀者常來信和我談國家大事，老太太或許因為是上一代的女性，讀書的習慣和興趣與我所關心的題目沒有交集。
但是我認識我的台灣讀者。他們在中學裡背誦過《青年守則》：助人為快樂之本，忠勇為愛國之本。他們在大學裡朗誦過《詩經》：“七月流火，九月授衣。春日載陽，有鳴倉庚春日遲遲，采蘩祁祁”他們早上在巷口買套燒餅油條當早點，晚上也許和朋友吃日本料理。他們對台北這個城市既厭惡又深愛不舍，他們對政治既樂觀又批評不已。他們在知識和觀念上走在世界的前端：女性主義、現代主義、後殖民主義、解構和後解構主義;在生活的實踐中，他們卻清楚地看見自己的腳步印在傳統的土壤上，一步一徘徊。
他們在茶館裡品茶;在酒吧里喝酒;在書店裡瀏覽;在小心翼翼地過馬路，牽著孩子的手;在計程車裡聽司機破口大罵政治人物;在機場，提著簡便的行李。是的，我認識他們，就像一起長大的街坊鄰居一樣。
但是我的大陸讀者是誰呢?上海文藝出版社給了我一個機會。5 月1 日的簽名會上，我終於見到了我想見的人。
隊伍太長，對每一個讀者我只能深深地看他一眼，把面貌和感覺攝進印象里，然後問他的職業。讀者顯然也知道我們見面之不易，有人從南京、無錫乘火車趕來，有人帶了禮物：一首詩、一副對聯，郵票、卡片、裝飾品。
一個年輕人說：“讀了你的《我不站著等》——”他停頓一下，繼續說：“覺得很慚愧，但是想告訴你，大陸人不都這樣的。”我說：“我知道。”他彎身去摸索一個塑膠袋子，取出一束鮮花，遞給我：“早上擠公共汽車，就怕把花給擠壞了”我接過花，輕嗅花的香氣。電視台的攝象記者正拍著別處，急急趕了過來，對年輕人說：“請你把花拿過來，再獻一次好嗎?”年輕人斷然拒絕：“這是我真的感情，不表演的，沒有第二次。”我仍舊捧著鮮花，看著他走開的背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