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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有個小偷在偷東西，剛好碰上地震，摔了下來，被逮個正著。小偷偷不到東西是“歹運”象徵，所以他手裡還抓著一條女人的內褲。
4. 天氣冷，人們洗熱水澡，七個人被一氧化碳毒死了。鏡頭：屍體被抬出來。
5. 賓館裡發現兩具屍體。
6. 一輛汽車衝進菜市場，撞傷了十來個人。
7. 一個四歲的小女孩被她的祖母放在豬圈裡養了兩年。
8. 一個立法委員結婚，幾個政治人物去吃飯，他們坐在哪一個位置，有沒有和彼此講話。
9. 街上有遊行示威，反對中共制訂“反分裂法”。鏡頭：老人暈倒，小孩啼哭，綁了蝴蝶結的可愛小狗兒們撲來撲去。
10. 媒體採訪北京的兩會，記者們跑步進入會場，摔倒了。
11. 燈節的燈熄了。
好了，這就是二零零五年三月六日台灣的新聞內容。北京的兩會氣氛究竟怎麼樣?香港的特首下台、政制改變的事有何發展?國際上究竟發生了什麼事?我一件也沒聽見。只好上網，然後才知道：
敘利亞提議要逐步從黎巴嫩撤兵，伊朗聲言要繼續發展核武，好不容易被搶救釋放卻又被美軍槍擊的義大利女記者認為美軍是蓄意射殺，聯合國發表新的報告，估計二零二五年非洲可能有八千九百萬愛滋病患者，北剛果的部落屠殺進行中，莫爾多瓦今天國會大選，但是反對派指控現任總統壟斷媒體，做“置入性行銷”，而且用警察對付反對黨，是最獨裁的民主……
有一個消息，使我眼睛一亮：南美洲的烏拉圭新總統華茲奎茲宣誓就職。
這有什麼稀奇，你說?
左眼看世界
是蠻稀奇的，安德烈。這個新總統是個社會主義者。在烏拉圭的歷史上，這是第一次左派當政。而主持宣誓的國會議長，穆吉卡，在六十年代竟是Tupamaro游擊隊反抗運動的創始人。為了消滅他的游擊隊，一九七二年烏拉圭開始讓軍人掌政，固然消滅了游擊隊，也為烏拉圭帶來十三年的軍事獨裁，被殺害被凌虐或失蹤的人不計其數。穆吉卡也是曾在監獄裡被凌虐的反叛份子。
我讀到這類的消息，感觸是比較深的，安德烈。你是否看見兩個現象：在烏拉圭，恐怖的軍事獨裁結束二十年後，革命家和叛亂者變成了執政者。在本來屬於蘇聯集團的莫爾多瓦，一黨專政走向了民主選舉。時代，似乎真是進步了，不是嗎?
可是你發現，莫爾多瓦的掌權者事實上仍是共產黨，只不過，這個共產黨是透過民主的選舉形式產生出來的。在形式的後面，有媒體的操弄、權力的恐嚇、資源的獨占壟斷，一切以民主合法的“形式”進行。至於烏拉圭，革命家、改革家、理想主義者一旦掌權，會變出什麼面目?從台灣的經驗來說，我沒有信心。在台灣看到太多墮落的英雄、虛假的民主鬥士、輕易讓權力腐蝕人格破產的改革者和革命家。中共的歷史就更不堪了。
華茲奎茲是個左派──你說“左”是什麼意思?
法國對人類社會的貢獻實在不小。法國大革命不只給了歐洲革命的營養，也給了我們“左”和“右”的概念。你們初中課程里就有政治學，一定知道這“左”和“右”的語詞來源。法國在大革命期間的國會裡，支持王權和貴族的人坐在右邊，主張改革的坐在左邊。調皮的法國人隨便坐坐，就影響了全世界到今天。好玩的是，當初坐在左邊的法國人，事實上大多是資產階級，反對的是王權和貴族，支持的是資本主義和自由貿易，正是今天的某些“左”派所視為毒蛇猛獸的東西。
柏林有個新的左派雜誌在今年二月出版了，雜誌就叫“反柏林”──我剛把網頁傳給華飛看。我想像，如果在北京出個雜誌叫“反北京”或“反中國”?可能有人要被逮捕。那麼在台北出個雜誌叫“反台灣”?在香港出版“反香港”?可能都要吃不了兜著走。“反柏林”雜誌和許多左派刊物一樣，對許多議題進行大批判，號召讀者各地串連，參與示威：三月十九日，請大家到布魯塞爾聚集示威遊行，歐盟高峰會議在那裡舉行;五月八日是歐戰結束六十周年，請大家到柏林聚集，反制右派份子的遊行;七月，請大家趕到蘇格蘭，八個工業國高峰會議將在那裡舉行……
左派號召群眾在五月八日到柏林去紀念歐戰結束六十年，有幾條蠻動人的標語：
蘇聯抵抗納粹的戰線有兩千公里長，犧牲了兩千萬人的生命──我們感謝蘇聯紅軍的英勇。
我們感謝所有的地下抵抗者。
我們哀悼所有法西斯和戰爭的被害者。
我們要求所有被納粹強徵的勞工得到賠償。
這其實不再是“左派”理念，它已經成為德國的主流觀點。在日本，對比就很尖銳了。也是“終戰”六十周年，曾經被日本侵略的亞洲國家，連一個道歉都還沒得到。日本明顯地缺乏一隻看世界的“左眼”。
可是在今天的中國，你知道嗎?我們說的“左”，在他們是“右”，他們說“右”，其實接近我們的“左”;應該是最“左”的共產主義，今天最“右”，比資本主義還資本主義。所以跟中國人說話，你要特別注意語彙的“魚目混珠”。
華飛看完了“反柏林”，長長的腿晃過來說，“哇，受不了!這麼左的雜誌。”我就問他，“那你是什麼?”他說，“中間。因為極左跟極右，像站在一個圓圈上，看起來像是往兩個相反方向走，事實上，最後會碰頭。一樣恐怖嘛。”
我很驚奇地看著這小鬼。
理想主義之不可靠
你對“安妮”的階級意識和菁英思維反感，大概有資格被歸到“左”的光譜里去。我隨便在辭典里找出一條對“左”的定義，就是：主張平等，強調社會公義，譬如工人權益或者工會權利;比較關切窮人和弱勢的處境，反對民族主義，反對階級和威權，與傳統文化保持距離，對特權和資產階級充滿懷疑。“左”派傾向用“進步”來描繪自己。
如果在一條直線上，你一定要我“選邊站”──站在中間“偏左”還是“偏右”的位置，我萬不得已會選擇“左”。說“萬不得已”是因為，老天，如果說我目睹和親身經歷的二十世紀教了我任何東西的話，那就是：不要無條件地相信理想主義者，除非他們已經經過了權力的測試。一個有了權力而不腐化的理想主義者，才是真正的理想主義者。不曾經過權力測試而自我信心滿滿、道德姿態高昂的理想主義者，都是不可靠的。從毛澤東到眼前台灣政壇上的得意混混，哎，太多了。
我曾經跟德國有名的女性主義作家愛麗斯.許華澤談到這個題目，我說，台灣那麼多“得意混混”，是因為我們的民主太年輕，還在幼稚階段。她大大不同意，說，德國的民主有五十年了，不算幼稚了，但是“混混”更多，包括現任總理施若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