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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不幸，我們的一個同伴阿特・基爾凱在下山的時候受了傷，而在我們把基爾凱抬下山的過程中，穿越一片非常危險的地帶時，其他幾位登山者——後來被查理稱為“繩索上的兄弟”——把基爾凱裹在睡袋裡，然後牢牢拴在一道陡峭的斜坡上。可是，要麼是因為我們誰都沒有聽見的雪崩，要麼是基爾凱本人(出於未知的原因)從我們拴系他的堅固錨固點滑了下來，反正他最後摔死了。
以前我就說過，從高山上這樣摔下來絕不會一滴血都不流，摔下來的人幾乎總是會留下一道道血痕，血肉模糊，衣服被扯破，四肢扯斷，腦漿迸裂，等等。在我們下山的那幾個小時裡，查理一路上看到的都是他好友的血和支離破碎的肢體，而且這以後他不曾從這次的經歷中真正恢復過來。多年以後，查理患上了嚴重的抑鬱症和幻覺症，總認為他汽車前面的高速公路上都是鮮血。在很久很久以後，也就是1992年，他的這種病被醫生稱為“創傷後精神緊張症”。
在第二次K2探險和阿特・基爾凱死後，我就和喜馬拉雅山脈永別了。
不過我忽略了在那幾十年裡最重要的一件事。我就是這個命了，只能寫寫尾聲了。
1948年，我去了柏林，執行戰略情報局盤問納粹軍官的任務，有一次我看德國報紙——戰爭期間我學會了德語——偶然注意到了一篇文章，讀過之後，我不禁放下啤酒，出神了好幾分鐘。
四位德國一流登山者在冬季嘗試攀登艾格爾峰，他們選擇的是與海因里希・哈勒第一次成功攀登艾格石壁時的相同路線，也就是攀登異常危險且堪稱登山者奪命地的艾格爾峰北壁，北壁上有一個地方被命名為“蜘蛛”，在這個地方的最上方，他們發現了一具孤身登山者的冰凍屍體，這個地方的下面是那片白色網狀垂直致命雪地，上面就是冰裂出口，過了冰裂出口，就是這座海拔13，022英尺奪命高山的最後頂峰山脊了。
這位登山者的年紀在五十五至六十歲之間，似乎對於攀登艾格爾峰而言過老了。很顯然這個人碰到了橫掃北壁的可怕暴風雪，因此沒能登上最後幾道斜坡。他獨自一人在一道6英寸寬的岩架上露營時，被暴風雪困住了，天氣惡劣，他上下不得，最後被凍死。這人身上沒有任何身份證件、錢包或者其他可以證實他身份的東西，附近的村莊或艾格爾峰北壁腳下山谷里的克萊納謝德格旅店裡都沒有人記得此人從他們那裡路過。那篇文章還說，那幾位德國登山者稱，在這位被凍死的中年登山者臉上，有一抹淡淡的笑容。
1948年的冬天，理查・迪肯五十九歲，在這樣的年紀嘗試攀登任何危險山壁都是瘋狂之舉，更不要說是孤身一人去登山，更更不要說攀登的對象是艾格爾峰了。雖然屍體的身份永遠也不能得到證實(而且不可能再見到那具屍體，因為在1948年夏末第二次嘗試登頂的登山者到達那個高度之前，屍體就已經被雪崩捲走了)，而且那幾位德國登山者發現屍體時身上也沒帶照相機，我卻可以清清楚楚地想像到理查的臉。我甚至可以想像得到，暴風雪令他止步於與頂峰如此接近的地方，低體溫症開始出現，那時候他是怎麼想的。他必定不會責怪那座山。
他經常說，他命中注定要死在艾格爾峰北壁。
理查的那次孤身登頂嘗試——如果那人真是理查的話(沒有證據支撐這一點，我只是在心裡肯定是理查無疑)——是不是在雷吉死後或返回印度後他才出發，又或者是不是她一直在等著他從那座山上返回尼泊爾，我無法肯定。我無法想像她會允許他在冬天一個人去嘗試攀登艾格爾峰，而且是在歐洲的那場戰爭剛剛結束後不久，不過我同樣無法想像，在理查打定主意之後，會有任何人與事能夠阻止他。據那幾個德國人稱，那個人頭髮斑白，不過他那具冰凍的屍體看上去則是頂尖的運動員體形，那可以說是一具優秀登山者的屍體。
我最後要說的是，自從我和帕桑醫生在1925年分開之後，幾十年來我們一直保持聯絡，並且我兩次去印度看他，一次是在1931年，另一次是在1948年的夏天。我第二次去見他主要是為了給他看那年冬天死在艾格爾峰上那名孤身登山者的報導。
帕桑是全印度平民中最富有的人之一，而且他很好地利用了他的財富。布羅姆利夫人於1935年去世，所以來自前布羅姆利大吉嶺種茶場的財富就都歸帕桑和他的家人所有了。他有七個子女，而且長大成人後都很成功，包括一名女兒在內的三個孩子都在印度議會裡任職。帕桑把他的大部分財富都用於幫助印度百姓，把錢捐給醫院、救濟院、診所和獎學金基金會，並且資助懷揣醫生夢的年輕印度學子。布羅姆利-蒙特福特夫人研究醫院至今依舊享有盛名，長盛不衰。
帕桑於1973年去世。他的名字和他的遺贈不僅在大吉嶺而且在全印度都受人尊敬。
幾十年來我們之間的通信時斷時續，卻充滿了回憶和感情，而且我已經留言把我們之間的通信隨著那些筆記本和那個柯達袖珍相機一併寄給你了，丹。
啊，是的，那架相機。喬治・馬洛里的相機。從1925年的珠峰之旅中，我帶回了兩件重要的東西，一個是理查的韋伯利左輪手槍，二戰期間我在希臘群島和其他地方都用過，另一個就是馬洛里的小柯達袖珍相機。1925年5月的那一天，在珠峰27，000多英尺的地方，我們在桑迪・歐文的屍體上找到了那架相機。
我始終沒有把相機里的膠捲沖洗出來，事實上我從來都沒有把膠捲從相機中取出來。不過幾年前，我想應該是1975年，一位柯達公司的研究人員和我在科羅拉多州阿斯彭進行簡單的攀登，這時候我和他聊了聊，問他如果有這樣一架被遺落在喜馬拉雅山脈的相機(我只告訴他相機遺落的位置“海拔非常高”，此外沒有透露更多的信息)，那裡面的膠捲是不是還能夠沖印出來……膠捲上是不是還有影像。
“當然可以，”那位專家說，“特別是，相機在喜馬拉雅山脈的大部分時間裡都處於寒冷乾燥的空氣中，這就更加沒問題了。”然後他神神秘秘地眯起眼睛看著我，說：“我敢打賭，你說的準是喬治・馬洛里失蹤時帶的那架從來都沒有人找到過的柯達袖珍相機，對不對?雖然你沒說起過，不過我知道你曾經去過喜馬拉雅山，你攀登過K2，對不對?你想知道如果那架相機能找得到，我們是不是可以恢復馬洛里和歐文在頂峰上的照片……來呀，傑克，承認吧。你想的就是那架相機，不是嗎?”
我不好意思地承認了我的確如此。我並沒有說起那架相機就在我在阿斯彭的小公寓裡，距離我們當時登山的地方只有一兩英里遠。
現在我把喬治・馬洛里的柯達袖珍相機交給你，丹・西蒙斯，並且我很遺憾沒有讓它一直留在28，000英尺、零度以下這種對於膠捲而言更為適宜的環境中。我承認我很好奇沖洗出來的照片會有什麼樣的影像，不過我又沒有特別好奇，所以在我有生之年並沒有把它們沖印出來。對於馬洛里和歐文是否登頂，我有著自己的看法，正如對於理查和布羅姆利-蒙特福特夫人在馬洛里和歐文嘗試登頂的一年後是否登頂，我也有自己的看法一樣。我一直不喜歡把純粹的猜想和不爭的事實相混淆。
以前我就說過，從高山上這樣摔下來絕不會一滴血都不流，摔下來的人幾乎總是會留下一道道血痕，血肉模糊，衣服被扯破，四肢扯斷，腦漿迸裂，等等。在我們下山的那幾個小時裡，查理一路上看到的都是他好友的血和支離破碎的肢體，而且這以後他不曾從這次的經歷中真正恢復過來。多年以後，查理患上了嚴重的抑鬱症和幻覺症，總認為他汽車前面的高速公路上都是鮮血。在很久很久以後，也就是1992年，他的這種病被醫生稱為“創傷後精神緊張症”。
在第二次K2探險和阿特・基爾凱死後，我就和喜馬拉雅山脈永別了。
不過我忽略了在那幾十年裡最重要的一件事。我就是這個命了，只能寫寫尾聲了。
1948年，我去了柏林，執行戰略情報局盤問納粹軍官的任務，有一次我看德國報紙——戰爭期間我學會了德語——偶然注意到了一篇文章，讀過之後，我不禁放下啤酒，出神了好幾分鐘。
四位德國一流登山者在冬季嘗試攀登艾格爾峰，他們選擇的是與海因里希・哈勒第一次成功攀登艾格石壁時的相同路線，也就是攀登異常危險且堪稱登山者奪命地的艾格爾峰北壁，北壁上有一個地方被命名為“蜘蛛”，在這個地方的最上方，他們發現了一具孤身登山者的冰凍屍體，這個地方的下面是那片白色網狀垂直致命雪地，上面就是冰裂出口，過了冰裂出口，就是這座海拔13，022英尺奪命高山的最後頂峰山脊了。
這位登山者的年紀在五十五至六十歲之間，似乎對於攀登艾格爾峰而言過老了。很顯然這個人碰到了橫掃北壁的可怕暴風雪，因此沒能登上最後幾道斜坡。他獨自一人在一道6英寸寬的岩架上露營時，被暴風雪困住了，天氣惡劣，他上下不得，最後被凍死。這人身上沒有任何身份證件、錢包或者其他可以證實他身份的東西，附近的村莊或艾格爾峰北壁腳下山谷里的克萊納謝德格旅店裡都沒有人記得此人從他們那裡路過。那篇文章還說，那幾位德國登山者稱，在這位被凍死的中年登山者臉上，有一抹淡淡的笑容。
1948年的冬天，理查・迪肯五十九歲，在這樣的年紀嘗試攀登任何危險山壁都是瘋狂之舉，更不要說是孤身一人去登山，更更不要說攀登的對象是艾格爾峰了。雖然屍體的身份永遠也不能得到證實(而且不可能再見到那具屍體，因為在1948年夏末第二次嘗試登頂的登山者到達那個高度之前，屍體就已經被雪崩捲走了)，而且那幾位德國登山者發現屍體時身上也沒帶照相機，我卻可以清清楚楚地想像到理查的臉。我甚至可以想像得到，暴風雪令他止步於與頂峰如此接近的地方，低體溫症開始出現，那時候他是怎麼想的。他必定不會責怪那座山。
他經常說，他命中注定要死在艾格爾峰北壁。
理查的那次孤身登頂嘗試——如果那人真是理查的話(沒有證據支撐這一點，我只是在心裡肯定是理查無疑)——是不是在雷吉死後或返回印度後他才出發，又或者是不是她一直在等著他從那座山上返回尼泊爾，我無法肯定。我無法想像她會允許他在冬天一個人去嘗試攀登艾格爾峰，而且是在歐洲的那場戰爭剛剛結束後不久，不過我同樣無法想像，在理查打定主意之後，會有任何人與事能夠阻止他。據那幾個德國人稱，那個人頭髮斑白，不過他那具冰凍的屍體看上去則是頂尖的運動員體形，那可以說是一具優秀登山者的屍體。
我最後要說的是，自從我和帕桑醫生在1925年分開之後，幾十年來我們一直保持聯絡，並且我兩次去印度看他，一次是在1931年，另一次是在1948年的夏天。我第二次去見他主要是為了給他看那年冬天死在艾格爾峰上那名孤身登山者的報導。
帕桑是全印度平民中最富有的人之一，而且他很好地利用了他的財富。布羅姆利夫人於1935年去世，所以來自前布羅姆利大吉嶺種茶場的財富就都歸帕桑和他的家人所有了。他有七個子女，而且長大成人後都很成功，包括一名女兒在內的三個孩子都在印度議會裡任職。帕桑把他的大部分財富都用於幫助印度百姓，把錢捐給醫院、救濟院、診所和獎學金基金會，並且資助懷揣醫生夢的年輕印度學子。布羅姆利-蒙特福特夫人研究醫院至今依舊享有盛名，長盛不衰。
帕桑於1973年去世。他的名字和他的遺贈不僅在大吉嶺而且在全印度都受人尊敬。
幾十年來我們之間的通信時斷時續，卻充滿了回憶和感情，而且我已經留言把我們之間的通信隨著那些筆記本和那個柯達袖珍相機一併寄給你了，丹。
啊，是的，那架相機。喬治・馬洛里的相機。從1925年的珠峰之旅中，我帶回了兩件重要的東西，一個是理查的韋伯利左輪手槍，二戰期間我在希臘群島和其他地方都用過，另一個就是馬洛里的小柯達袖珍相機。1925年5月的那一天，在珠峰27，000多英尺的地方，我們在桑迪・歐文的屍體上找到了那架相機。
我始終沒有把相機里的膠捲沖洗出來，事實上我從來都沒有把膠捲從相機中取出來。不過幾年前，我想應該是1975年，一位柯達公司的研究人員和我在科羅拉多州阿斯彭進行簡單的攀登，這時候我和他聊了聊，問他如果有這樣一架被遺落在喜馬拉雅山脈的相機(我只告訴他相機遺落的位置“海拔非常高”，此外沒有透露更多的信息)，那裡面的膠捲是不是還能夠沖印出來……膠捲上是不是還有影像。
“當然可以，”那位專家說，“特別是，相機在喜馬拉雅山脈的大部分時間裡都處於寒冷乾燥的空氣中，這就更加沒問題了。”然後他神神秘秘地眯起眼睛看著我，說：“我敢打賭，你說的準是喬治・馬洛里失蹤時帶的那架從來都沒有人找到過的柯達袖珍相機，對不對?雖然你沒說起過，不過我知道你曾經去過喜馬拉雅山，你攀登過K2，對不對?你想知道如果那架相機能找得到，我們是不是可以恢復馬洛里和歐文在頂峰上的照片……來呀，傑克，承認吧。你想的就是那架相機，不是嗎?”
我不好意思地承認了我的確如此。我並沒有說起那架相機就在我在阿斯彭的小公寓裡，距離我們當時登山的地方只有一兩英里遠。
現在我把喬治・馬洛里的柯達袖珍相機交給你，丹・西蒙斯，並且我很遺憾沒有讓它一直留在28，000英尺、零度以下這種對於膠捲而言更為適宜的環境中。我承認我很好奇沖洗出來的照片會有什麼樣的影像，不過我又沒有特別好奇，所以在我有生之年並沒有把它們沖印出來。對於馬洛里和歐文是否登頂，我有著自己的看法，正如對於理查和布羅姆利-蒙特福特夫人在馬洛里和歐文嘗試登頂的一年後是否登頂，我也有自己的看法一樣。我一直不喜歡把純粹的猜想和不爭的事實相混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