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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3年，我窩在希臘群山中的一個山洞裡，笑著流出了眼淚。我舉起裝有巴斯巴亞尼斯・普洛瑪莉・吾尊酒(一種茴香口味的酒，我時常感覺這酒難喝極了)的杯子，敬那三十位勇敢的夏爾巴人、年輕勇敢的奧地利猶太人科特・梅耶、珀西瓦爾・布羅姆利勳爵、凱薩琳・克里斯蒂娜・雷吉娜・布羅姆利-蒙特福特夫人、蘇沙恩特・拉賓德拉納特・帕桑醫生、理查・戴維斯・迪肯和讓-克洛德・克萊羅克斯。他們中的四個人是我此生最好的朋友。
尾 聲
1992年4月
致丹・西蒙斯先生：我想讀者肯定知道當高筒靴不再是男裝風尚的時候，尾聲(epilogue)”——特別是這個詞以非常少見地“ue”兩個字母為結尾——就已經很少出現在小說中。然而，我的確想要說一說與1925年開始的故事無關的幾件事情，與你分享一些很短的題外話。同時我還相信，你應該已經讀了我那厚厚一摞筆記本，如果你與別人分享我的故事了，並且發現這篇尾聲使人厭煩或毫無意義的話，你會把它排除在關注範圍之外。
1925年秋天，我回到了美國，這之後又過了幾年我才開始考慮是不是要繼續登山。當我終於再次登山的時候，我選擇留在科羅拉多落基山脈，在科羅拉多斯普林斯西部的山區里，我找了一份開荒的工作，一共幹了兩年，那裡幾座最高的山峰位於海拔14，000英尺的山脈之中。隨後我去了大特頓山，那裡的一座座尖銳山峰或許堪稱美國最美的山。我在傑克遜霍爾遇到了查理和他的妻子，要到很久以後，傑克遜霍爾才成了有錢人和名人的度假勝地。我們三個人都很喜歡滑雪。
20世紀20年代，我再次開始攀登美國以外的高山，於是我去了南美洲的安第斯山脈。那裡有很多人類尚未涉足的頂峰。如果我想到哪個國家登山，我就會到貨船上當一級水手，或者到有錢人的遊艇上工作，而且正是因為這個背景，我才找到了那份我們見面時我提到的那份工作，讓我和海軍上將伯德於20世紀30年代中期在南極待了兩年。
可就在1929年，我收到了一張來自尼泊爾的明信片。那時，離開珠峰差不多整整四年了。
首先，我應該說一說，1928年後，要想得到進藏許可或攀登珠峰的許可越發困難了。在1924年馬洛里和歐文那支探險隊之後，第一支成行的英國探險隊是1933年由休・拉特利奇帶領的。他們攀登到了非常高的海拔高度，找到了桑迪・歐文的冰鎬。從前我把那把冰鎬留在了第一台階之下的一塊礫石上，不過他們並沒有像我期待的那樣，把冰鎬當成一個指向山下桑迪・歐文屍體的箭頭。或者在當時，在我們留下歐文屍體——他冰凍的雙手依舊交疊著，夾在緊緊凍在一起的膝蓋中——的地方，鬆散岩石又向下滾動了很長距離，或者他的屍體都已經滾下了山。
不論如何，1933年在休・拉特利奇領導下的第四支英國珠峰探險隊甚至都沒有攀登到1924年泰迪・諾頓登上的海拔高度。1935年艾瑞克・希普頓領導的探險隊走的是與拉特利奇相同的路線，不過他們倒是找到了更多耶蒂的腳印並且拍攝了照片。1936年和1938年，包括艾瑞克・希普頓和比爾・蒂爾曼等人在內許多相同的登山者又回到了珠峰。1936年的登頂嘗試就和理查在1925年時給我們策劃的一樣，只是採用“阿爾卑斯式攀登方式”，不過希普頓、蒂爾曼和他們的人卻因為糟糕天氣只能止步於低處。
然而，在西藏對外國登山者關閉的同時，尼泊爾則敞開了大門。
說回那張尼泊爾來的明信片。小小的卡片上貼著極具異國情調的尼泊爾郵票，大多數英國人和美國人都沒見過，不過上面貼滿了印度和英國郵票，因為這張明信片由新德里和倫敦皇家地理學會的官員轉寄給我，而在明信片的背面有一段簡短的手寫字跡——
傑克——
希望你一切安好。昆布穀的農場十分富饒多產，我們都很開心。小查爾斯和露絲-安向你問好。
你永遠的朋友們
結尾語的後面沒有留下名字。昆布穀的農場?我知道的唯一一個成功住在尼泊爾並在那裡務農的西方人就是K.T.歐文斯，不過在1925年他來錫金的營地時幾乎都沒有注意到我的存在，而且當然不會在問候語的最後寫下“你永遠的朋友們”(還是複數)。
除了理查和雷吉還會有別人嗎?如果“小查爾斯和露絲-安”是我兩位朋友在1925年5月末在那座山上消失後生下的孩子，那麼我可以理解為什麼他們把那個男孩子叫作查爾斯，因為那是曾經在一戰中嚴重受傷的雷吉的表弟，即珀西的大哥的名字。可露絲-安呢?許多年以後，我查找倫敦的舊檔案，發現理查・迪肯有一個妹妹，名字就叫露絲-安，這個女孩在1899年出生後的一個月就夭折了。
因此，我至今都相信雷吉和理查結婚了，又或者他們兩個生活在了一起，並選擇在20世紀20年代末、30年代和40年代遠離俗世，生活在尼泊爾。可理查真能冷眼旁觀與德國的第二次世界大戰?或許他已經受夠了軍旅生涯。
我做過很多不同的工作，還去了很多地方登山，特別是我和我的朋友查理一起去登山。1933年，我到阿拉斯加探險(與另外一位哈佛校友布拉德・沃什布魯恩結伴而行)，攀登了克利倫峰，1934年我又去了阿拉斯加，攀登弗拉基爾峰。20世紀40年代末，我第三次進阿拉斯加探險，和另外四個人在17，900英尺的一個小雪洞裡被困了九天。其中兩個人因為低體溫症而送了命。我很幸運，因為凍傷只失去了左手的最後兩根手指。
在結束與伯德等人的那次南極探險之後，我於1936年第一次返回了喜馬拉雅山脈，當然我並不情願這樣做。那是一次對楠達德維峰的勘察探險，楠達德維峰是一座非常美麗的高山，周圍是由無可攀登的懸崖峭壁環繞的禁獵區，那是一次令人驚奇的經歷，同行的還有我的朋友查理、比爾・蒂爾曼、艾迪・卡特等人。1938年，我還和一些哈佛登山俱樂部的校友勇闖世界第二大高峰——28，251英尺的K2，而且，在我看來，這裡比珠峰要危險得多。(我相信我曾經提到過，我在那裡求學期間，這個俱樂部尚沒有正式成立)那一年沒有人登頂。
我還提到過，二戰期間我還曾為美國戰略情報局工作過，我不會再說更多細節來煩你了，我只想說一件事：我曾經利用機密渠道尋找任何關於雷吉和理查・迪肯的隻言片語，或者關於珀西瓦爾・布羅姆利、科特・梅耶和布魯諾・西吉爾的信息，可沒有找到絲毫新的線索。
1953年，我以五十一歲之齡和我的朋友查理踏上了我的最後一次喜馬拉雅山脈探險之旅，在他們第二次嘗試攀登喬戈爾峰的時候充當登山支援者。那一年也沒有人能登頂，相比珠峰，K2可以說像是一個更為無情的女子，一直死死守著她的秘密。不過我的確碰到了一次難得的機會，親眼看到彼得・斯科恩寧用繩索拉住了在陡峭冰坡上失足摔落的四位登山同伴(包括我的朋友查理醫生)。據我所知，在這樣的海拔高度保護四個人，並救了他們的性命，可謂前無古人，後無來者。
尾 聲
1992年4月
致丹・西蒙斯先生：我想讀者肯定知道當高筒靴不再是男裝風尚的時候，尾聲(epilogue)”——特別是這個詞以非常少見地“ue”兩個字母為結尾——就已經很少出現在小說中。然而，我的確想要說一說與1925年開始的故事無關的幾件事情，與你分享一些很短的題外話。同時我還相信，你應該已經讀了我那厚厚一摞筆記本，如果你與別人分享我的故事了，並且發現這篇尾聲使人厭煩或毫無意義的話，你會把它排除在關注範圍之外。
1925年秋天，我回到了美國，這之後又過了幾年我才開始考慮是不是要繼續登山。當我終於再次登山的時候，我選擇留在科羅拉多落基山脈，在科羅拉多斯普林斯西部的山區里，我找了一份開荒的工作，一共幹了兩年，那裡幾座最高的山峰位於海拔14，000英尺的山脈之中。隨後我去了大特頓山，那裡的一座座尖銳山峰或許堪稱美國最美的山。我在傑克遜霍爾遇到了查理和他的妻子，要到很久以後，傑克遜霍爾才成了有錢人和名人的度假勝地。我們三個人都很喜歡滑雪。
20世紀20年代，我再次開始攀登美國以外的高山，於是我去了南美洲的安第斯山脈。那裡有很多人類尚未涉足的頂峰。如果我想到哪個國家登山，我就會到貨船上當一級水手，或者到有錢人的遊艇上工作，而且正是因為這個背景，我才找到了那份我們見面時我提到的那份工作，讓我和海軍上將伯德於20世紀30年代中期在南極待了兩年。
可就在1929年，我收到了一張來自尼泊爾的明信片。那時，離開珠峰差不多整整四年了。
首先，我應該說一說，1928年後，要想得到進藏許可或攀登珠峰的許可越發困難了。在1924年馬洛里和歐文那支探險隊之後，第一支成行的英國探險隊是1933年由休・拉特利奇帶領的。他們攀登到了非常高的海拔高度，找到了桑迪・歐文的冰鎬。從前我把那把冰鎬留在了第一台階之下的一塊礫石上，不過他們並沒有像我期待的那樣，把冰鎬當成一個指向山下桑迪・歐文屍體的箭頭。或者在當時，在我們留下歐文屍體——他冰凍的雙手依舊交疊著，夾在緊緊凍在一起的膝蓋中——的地方，鬆散岩石又向下滾動了很長距離，或者他的屍體都已經滾下了山。
不論如何，1933年在休・拉特利奇領導下的第四支英國珠峰探險隊甚至都沒有攀登到1924年泰迪・諾頓登上的海拔高度。1935年艾瑞克・希普頓領導的探險隊走的是與拉特利奇相同的路線，不過他們倒是找到了更多耶蒂的腳印並且拍攝了照片。1936年和1938年，包括艾瑞克・希普頓和比爾・蒂爾曼等人在內許多相同的登山者又回到了珠峰。1936年的登頂嘗試就和理查在1925年時給我們策劃的一樣，只是採用“阿爾卑斯式攀登方式”，不過希普頓、蒂爾曼和他們的人卻因為糟糕天氣只能止步於低處。
然而，在西藏對外國登山者關閉的同時，尼泊爾則敞開了大門。
說回那張尼泊爾來的明信片。小小的卡片上貼著極具異國情調的尼泊爾郵票，大多數英國人和美國人都沒見過，不過上面貼滿了印度和英國郵票，因為這張明信片由新德里和倫敦皇家地理學會的官員轉寄給我，而在明信片的背面有一段簡短的手寫字跡——
傑克——
希望你一切安好。昆布穀的農場十分富饒多產，我們都很開心。小查爾斯和露絲-安向你問好。
你永遠的朋友們
結尾語的後面沒有留下名字。昆布穀的農場?我知道的唯一一個成功住在尼泊爾並在那裡務農的西方人就是K.T.歐文斯，不過在1925年他來錫金的營地時幾乎都沒有注意到我的存在，而且當然不會在問候語的最後寫下“你永遠的朋友們”(還是複數)。
除了理查和雷吉還會有別人嗎?如果“小查爾斯和露絲-安”是我兩位朋友在1925年5月末在那座山上消失後生下的孩子，那麼我可以理解為什麼他們把那個男孩子叫作查爾斯，因為那是曾經在一戰中嚴重受傷的雷吉的表弟，即珀西的大哥的名字。可露絲-安呢?許多年以後，我查找倫敦的舊檔案，發現理查・迪肯有一個妹妹，名字就叫露絲-安，這個女孩在1899年出生後的一個月就夭折了。
因此，我至今都相信雷吉和理查結婚了，又或者他們兩個生活在了一起，並選擇在20世紀20年代末、30年代和40年代遠離俗世，生活在尼泊爾。可理查真能冷眼旁觀與德國的第二次世界大戰?或許他已經受夠了軍旅生涯。
我做過很多不同的工作，還去了很多地方登山，特別是我和我的朋友查理一起去登山。1933年，我到阿拉斯加探險(與另外一位哈佛校友布拉德・沃什布魯恩結伴而行)，攀登了克利倫峰，1934年我又去了阿拉斯加，攀登弗拉基爾峰。20世紀40年代末，我第三次進阿拉斯加探險，和另外四個人在17，900英尺的一個小雪洞裡被困了九天。其中兩個人因為低體溫症而送了命。我很幸運，因為凍傷只失去了左手的最後兩根手指。
在結束與伯德等人的那次南極探險之後，我於1936年第一次返回了喜馬拉雅山脈，當然我並不情願這樣做。那是一次對楠達德維峰的勘察探險，楠達德維峰是一座非常美麗的高山，周圍是由無可攀登的懸崖峭壁環繞的禁獵區，那是一次令人驚奇的經歷，同行的還有我的朋友查理、比爾・蒂爾曼、艾迪・卡特等人。1938年，我還和一些哈佛登山俱樂部的校友勇闖世界第二大高峰——28，251英尺的K2，而且，在我看來，這裡比珠峰要危險得多。(我相信我曾經提到過，我在那裡求學期間，這個俱樂部尚沒有正式成立)那一年沒有人登頂。
我還提到過，二戰期間我還曾為美國戰略情報局工作過，我不會再說更多細節來煩你了，我只想說一件事：我曾經利用機密渠道尋找任何關於雷吉和理查・迪肯的隻言片語，或者關於珀西瓦爾・布羅姆利、科特・梅耶和布魯諾・西吉爾的信息，可沒有找到絲毫新的線索。
1953年，我以五十一歲之齡和我的朋友查理踏上了我的最後一次喜馬拉雅山脈探險之旅，在他們第二次嘗試攀登喬戈爾峰的時候充當登山支援者。那一年也沒有人能登頂，相比珠峰，K2可以說像是一個更為無情的女子，一直死死守著她的秘密。不過我的確碰到了一次難得的機會，親眼看到彼得・斯科恩寧用繩索拉住了在陡峭冰坡上失足摔落的四位登山同伴(包括我的朋友查理醫生)。據我所知，在這樣的海拔高度保護四個人，並救了他們的性命，可謂前無古人，後無來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