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桓宣戎事經年，城府早已養成，聽到這些抱怨聲，也並不急於表態。
襄陽原本受荊州管制，與淮南、豫州本來就少有勾連。如果說有什麼聯繫，那就是早年與淮南都督府多有物貨資械的交易往來。
可是隨著行台創建，襄陽便轉受洛陽行台管轄。原本的生意夥伴成為直接的頂頭上司，而且沈大將軍素來強勢，以往那種融洽便漸漸不再，尤其最重要的是軍械的買賣這一項開始受到極大的管制。
原本各豪宗都可自由買賣械用以武裝自家私曲，可是現在有了行台看管，軍械的輸送也轉為行台向刺史府直接配給，這就直接制約了這些鄉曲武裝的發展。而他們早年在都督府買賣記錄也都多有暴露各自私蔭家底，難免憂慮會被行台深作追查。
這種心理落實在言行上，就是對行台各種號令方方面面的牴觸。像是這幾人所抱怨臨戰內招大將，那是再正常不過的事情。
至於所謂河洛不及襄樊，雖然桓宣也頗自得他在襄樊之間的治理，但也必須要承認河洛面貌遠非襄樊可比。他們眼下尚在河洛外圍，但是自南陽而上已經多見屯所分布，耕織據點不乏，尤其是鄉境間秩序井然，絕無強梁盜匪橫行道途，這一點是襄樊之間遠遠比不上的。
桓宣治理襄陽雖然年久，威望甚足，但襄陽之形勢複雜也的確是令人頭疼不已。這一點從他今次率領的幾名將領各自出身就能看得出來，既有襄樊本地豪強，又有雍秦流人首領，還有傒蠻渠帥酋長。
這些人雖然一併統攝於桓宣麾下，但是他們各自也都自擁部曲，桓宣對他們也只能羈縻號召而不能如臂使指。
這與個人才具無關，而在於襄陽這個地方實在太獨特，恰好處在南北交沖、四方勾連所在，一旦天下局勢動盪，必成各方勢力匯聚所在，魚龍混雜，實難定製。
若非襄陽局勢如此複雜，早年其地收復後，陶侃也不會安排桓宣這樣一個非嫡系出身的將領鎮守，而是應該以自家子侄鎮守這樣的地勢要害。
當然從這一方面也能看出陶侃年邁志衰，收取襄陽已經達到其人攻略的一個頂點，至於更宏大的北伐目標，已經不在其人考慮之內。
桓宣能夠在襄陽站住腳，且已經將地域治理的秩序初成，已經算是難能可貴。
襄陽久處地邊，久來不通中樞，但隨著離地不盈千里的河洛之間崛起一個強勢行台，對於鄉境秩序自然有著極大影響。
這一次行台將襄陽戰卒納入征戰序列，在許多鄉境豪強看來，大概行台是存念通過戰爭來消耗他們的部曲力量，因此應對難免消極。若非桓宣個人威望的號召，都未必能夠在九月中完成集結軍令。
「大將軍享於社稷重用，更久負南北時譽，殊功載身，才器宏大，今次徵用我部討伐關中群賊，可知必有篤定勝算在握，乃是關照提舉之善意。諸位也都是各得鄉勇推崇的雄士，當此大用之際，正該要勇於進事，小則彰顯身名，大則壯益社稷，實在不該作懈怠懶志之想啊！以此弓刀才力盡用，求以裂土分邑、公侯殊榮！」
面對眾將的消極，桓宣也只能做如此激勵。
「勇冠三軍之烈，不如草得句讀之能，使君所言誠是嘉望，但究竟能有幾分實在，我等也實在不敢妄想。」
襄陽將士對行台頗存離心，不作親近，還在於一點那就是行台賞格實在太吝嗇。往年凡有軍動或是時位交割，他們憑著各自部曲勢力也都能得以分潤。
可是今次行台創建之後，真正得到賞格升遷的卻是不多，桓宣雖然升任梁州刺史，但也並未得授開府，麾下眾將都襲舊治，這讓他們有些無法接受，感覺自己不被重視。
他們未必人人都奢望能取州郡大位，就算得於一二加官也僅僅只是虛禮罷了，可行台就連這樣的虛禮都如此吝嗇，更加讓人無法接受。
此前行台也頻頻徵召鄉境顯才，但多取經義人士充職行台。對於他們這群真正守護鄉境安寧的將領們，則可以稱得上是怠慢冷落得很。
諸將都是如此心態，桓宣也是無奈。他受到行台重用，勢位多有提升之後，真正對鄉境的掌控反而削弱下來，以往這些豪強並統於他的麾下還能求一協同，可是現在在這些將領們看來，他大概是一種售賣勢力鄉資以求自身顯達的一個形象了，反而讓他聲望多有下跌。
所以桓宣目下處境也是尷尬，鄉眾們怨他不能為鄉徒爭取以求共進，行台大概也要對他不能布政嚴明而不滿。
歸根到底，還是這些鄉豪們自視甚高又眼量淺薄，以為天下大勢仍是舊態，四方亂鬥、他們仍然可以據地為尊做霸。卻沒有意識到沈大將軍執掌重權，怎麼可能容許舊態久存！
他們若想供事行台、受到重用，那也簡單得很，學習徐州那些軍頭們放棄對自家私曲的掌控，輕身步入行台，述功求進。但若還想一手把持地方，一手邀取名爵，那種好事是不會再有了。
今次桓宣挑選軍中幾個最頑固者跟隨，就是要讓他們看一看如今行台勢力之大，讓他們不要再潛居鄉野妄作自大之想。眼下行台於漢沔之間尚是以羈縻為主，可是一旦耐心消磨殆盡卻仍收效甚微，最後遭殃的必然還是他們！
當然桓宣也可以順著這些人，甚至於憑恃這些鄉徒們對行台的怨望而割地自守。